韩树英：我们当年是如何公开揭露康生的｜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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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3日，我（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正参与主持修订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准备出第三版，供恢复高考后用作教材。

李公天（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找到我告知：“外面传说康生妻子曹轶欧已死。”我问他：“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他说：“除恶务尽，康生虽死了，但戴在他头上的几项桂冠依然未动。这样，对曹的讣告也会戴上几项桂冠，这令人太不甘心！到时候了，应该揭发这对夫妻的罪行，公之于众。”

我赞成他的看法，当时“四人帮”虽已被逮捕，但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罪行累累，如果不被彻底揭露，必将影响对“四人帮”全部罪行的揭发和流毒的彻底肃清。

李公天在团中央工作过，同耀邦同志熟识。我支持他先向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曹的死讯及揭发康生的意见。

1977年12月3日下午，李公天通过和耀邦同志一起驻中央党校的秘书梁金泉向耀邦同志做了汇报。因这天是星期六，下班后耀邦同志进城回家。

12月5日是星期一，我们想第一时间得知耀邦同志的意见，李公天又去找梁秘书问情况。梁秘书说：“耀邦同志说：‘曹哪里死了？没死！’”公天即问：“可不可以揭发康生？”梁回答：“耀邦同志对康生的态度，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事由你们自己定。”

耀邦同志在一次全校干部大会上提到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明确指出：“党校也要总结，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此话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决定，由我们自己负责，立即公开贴小字报揭发康生。

为了慎重，也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让公天向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冯文彬报告我们的想法。

公天见到文彬同志后，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如果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但是现在中央对康生的问题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到16号楼楼内走廊墙上。16号楼是哲学教研室所在地，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样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文彬同志听后，面带笑容地答复说：“这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想到贴小字报，只有我和公天两人署名，力量略显单薄，于是我们找了教研室同事卢俊忠、毛卫平、吴义生、吴秉元，得到他们同意，于1977年12月8日下午写出了有五人签名的小字报。吴秉元自己单独写一张，都于当日傍晚公开贴在哲学教研室所在的16号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小字报贴出日期署为12月9日，即“一二·九”，好记）。该楼楼门大开，任人出入，方便大家观看。

经商定我们认为，康生罪行累累，第一张小字报内容不必太繁琐，只醒目地标出《×××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文中明确指出康生执行的是和"四人帮"同一条反革命路线，罪大恶极，希望中央公开彻底严加处理!

小字报贴出后，在全校学工人员中立即引起轰动。消息不胫而走，夜晚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反康生的小字报。随后，16号楼走廊里揭露康生多方面罪行的小字报不断增加，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其他教研室也积极响应，纷纷张贴小字报。小字报从 16号楼一层走廊南墙转到北墙，又转上二层走廊的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又转入会议室……

当时，正值中央党校"文革"后复校，举办第一期省部级干部班、地厅级干部的普通班，学员正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学习、讨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党校群贤毕至。听说16号楼有揭发康生小字报的消息，学员们都争先恐后地赶来观看。他们静默无言、认真思索……并带来一拨又一拨读者，观看揭发康生罪行的小字报成为中央党校院内一大"热景”。

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普通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人数最多，由他们把党校揭发康生的小字报传到校外，甚至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一大政治新闻。

后来得知，当梁秘书向耀邦同志汇报 16 号楼开始出来揭露康生罪行的小字报时，耀邦同志立刻就披上大衣，大喜道∶"好极了，我们一起去看!"秘书制止道∶"你不是说不知道有此事吗?你不必去看了，情况和材料会不断报上来。"耀邦同志才打消了亲自去看的念头，还说：“是，我不知道!"他不能不顾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很快，中央党校这张小字报的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反映给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久，耀邦同志调任中组部部长，但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们参加了耀邦同志与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马文瑞同志交接工作的处级干部会。会上，胡、马有一段颇为生动传神的对话——耀邦同志问时任党校教育长的冯文彬同志∶"16号楼不是有贴康生的小字报吗?"文彬同志回复∶"是的，有。"耀邦又对马文瑞同志说∶"我们校委对这件事的意见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看如何?"文瑞同志略微思索后说∶"依据党章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任何人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此事我看是可以的。"这样，两任新老领导正式认可了我们揭发康生的行动。

随后，揭批康生的活动在中央党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学员支部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有的以支部名义正式请校领导向中央提出对康生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的要求。

耀邦到中组部后，又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请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其中包括康生诬陷周总理以下 300多人的黑材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的六大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康生问题。这是我们贴出揭露康生第一张小字报一年以后的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康生。

1980年 10 月 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提到∶"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的党籍，撤销对他们两人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康生、谢富治两人的问题，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审查的。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于1980年 9月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康生和谢富治两个审查报告。这两个报告已经中共中央批准并于最近转发全党。"这样，康生终于得到了其应得的下场，大快人心!

1977年12月9日第一张公开揭发康生罪行的小字报，成为"文革"后直至中央决定立案、公布罪行等一系列连续不断过程的开端，被一些人称之为"打响了向康生开的第一枪"。

1978年4月，中央党校召开全校大会，教育长冯文斌总结中央党校在"文革"后对拨乱反正的贡献∶第一，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第二，发动了群众性的对康生罪行的大揭发。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