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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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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忆宋庆龄人生的最后三十年

2017-10-12 海拓五金工具 海拓五金工具 海拓五金工具


李云祖籍浙江海宁,1915年出生于苏州,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她被中共派往河南开展军运和军事情报工作,在获得国民党进攻江西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计划以后,即作密写,速同军事密码和军用地图一起报送中共。同年,她又被派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从事上海租界的情报工作和“警报”工作。以后又受中共的委派,到宋庆龄处担任“秘书”工作,实际担任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本文作者李云,原题为《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宋庆龄画像



上海解放后,我从济南直接去上海,被调去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尽管工作繁忙,我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望宋庆龄。听说她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


一天我去宋家,李妈远远地看到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1936年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改姓钱)她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李妈把我引进客厅,坐下后说:“我去告诉夫人。”一会儿皮鞋声从楼梯上传下来,我知道是宋庆龄下楼了,赶紧站起走到门口迎接她。宋看到我非常高兴,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靠里的沙发上。宋对我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呀!”我和她分别了十多年,她好像变化不大,仍旧那么端庄、清秀,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宋庆龄没有问我的情况,却急急忙忙告诉我发生的一件使她一直生气的事。


她说:“上海解放后,一天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来接管房子的。何元光和李妈再三讲也没有用,外面院子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我在里面气极了。李妈见到这些人无理可讲,劝我出去:‘你不出去还不行,吵得要命。’我是在这样情况下出去的。那么多的人转着我看,真难为情极了。我见那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军用刀,在地下划来划去,嗓门儿也大。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说完我就回到楼上,不管他们翻天覆地的叫嚷,不理他们。”


我看她至今还在生气,我说:“这些人实在太无知了,即使对一般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凶横。”宋饮茶后,气平了一些,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她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她又问起我的大孩子,因为她记得1938年我请假由香港回上海,就是因为孩子生病。我告诉她,我们都去了延安,孩子托人带,大热天,孩子口干,自己爬在凳子上去拿热水瓶,结果整个热水瓶打翻在身上,全身脱皮,送到医院,没有几天就死了。宋庆龄啊呀地叫起来:“怎么会这样,孩子真太可怜了!”接下去她大概怕我为孩子心里难受,就改而谈起房子问题。她说莫利哀路的房子很破旧,一下雨就漏,无法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暂时住在靖江路。一直到1949年初才搬到这里来的。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住在重庆路,她叫我写住址给她。她拿了住址对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就来。不多时,她拿了两件衣服,男装是卡其布面子,里面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说你拿着,天冷可以披在身上。她叫李妈帮我包扎,让我拿好。我站起来告辞,宋说下一次一定要来,我有事情要对你讲。


对于宋庆龄反映接管她的房子事,我通过徐强(我丈夫)了解到那位领头的军人已经挨批评了。


我第二次去见宋庆龄时,她告诉我家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宋对我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李妈特地养了两只母鸡,下的蛋放在铁皮筒里,一个原来装饼干的筒。市里为了照顾我,派来了两位解放军进驻。不料他们有人竟去检查那只铁皮筒,还用东西去敲敲,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实在气人,难道吃鸡蛋是资产阶级吗?多可笑。”我解释说,显然这是一场误会,可能他们怀疑铁筒里有什么东西,为了安全才去检查的。”宋对我谈到她在香港1938年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中国福利会,希望我能到会里工作。而我很希望长期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我不能不考虑。我告诉她,目前接管工作很忙,我可以每星期来一、二次,帮助中福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宋很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帮助中福会调干部,建立和健全机构,当我正准备离开中福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检验局时,宋庆龄却于1951年2月13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考虑回到原来的办事处去。大家都称赞你办事周密,关于人事问题非与你商讨不可,没有一位同仁愿意你离开我们的。……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辞意。”我接到此信不得不继续帮助中福会工作。几个月后大约是1952年6月,组织上突然将我调到中国福利会,另调外贸局的副局长吴锦章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中福会那天,他们对我热烈欢迎。人事秘书通知我说:“宋主席请你去她家。”(宋庆龄是中国福利会的主席,故大家都叫宋主席,我以后也称宋主席。)我到了宋家,宋对我说:“我请你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我想把一些情况告诉你。”随后,宋主席给我介绍情况说: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用房很困难,陈毅市长把常熟路157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调拨给了中福会作办公用房,而且里面有全套办公桌椅,质量都很好,已全部赠送给中福会,我很感谢陈市长。


她同时给我介绍了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朋友的情况: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赴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成员,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6年他带着美共总Z书S记霍尔签字的信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的前身)找我。我就接受了他来基金会工作,当时是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现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福利会不适合用外国人来做领导工作,故尔将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我希望你来担任秘书长,具体领导中福会的工作,谭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你是秘书长,和他一样,也应该300元一月薪金。”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我一直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从未拿过薪金。我说太多了,只要一半就可以了。宋回答我说:“这样不好,好像外国人就可以高薪金,中国人就要低一点,影响不好。”由于我再三强调,我是共产党员,薪金太高不好。宋很勉强同意了。接下去又介绍了另一位美国朋友耿丽淑女士,宋说:解放后,我收到耿丽淑从美国给我的来信,她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求我给她一封邀请信,她可以来中国,避免一场灾难。我想她一定很困难,我还是应该帮助她。耿长期在美国,我一方面写了一封邀请信,同时将她的来信交给了王炳南(外交部),当得到她来的消息,就请金仲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去香港接她。


宋主席提出的问题,后来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并经宋主席批准。一个是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委员会,请谭宁邦担任顾问;一个是幼儿教育妇婴保健委员会,请耿丽淑担任顾问。


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我和办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个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我们来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扩建的)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我利用宋庆龄派我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老同志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因此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他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个建议送给了周总理。过几天,我正准备回上海,齐燕铭(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找我,他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后来,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各有关局的领导,还请了柯庆施和陈丕显两位书记前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宋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总理,总理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齐燕铭到上海,他向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小算盘。”




宋庆龄对新中国的建立是欢欣鼓舞的。


1951年2月5日,宋庆龄给友人克劳特夫人的信中说:“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孙中山先生的所有理想正在被有力地付诸实施。这些理想和其他一些重大的计划一起,使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中国。”


同年4月13日给友人西摩夫人的信,宋庆龄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已有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已得到稳定,我们的人民热情地投入了建设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工作。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满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和在实现增产方面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劳动英雄的消息。文化事业也有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高潮。包括所有艺术部门的活动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得到促进,以至于今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公民不参加或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比以前更漂亮了。从他们红润的脸蛋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总的生活条件已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把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工作带给人民,这是一项正在广泛开展的工作。制定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有雄心,它们是那样有力地被贯彻执行,以至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我对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国家,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正是出于这种信心,宋庆龄对于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她都是坚决拥护的。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宋也积极响应。她在北京住房的后花园建立了一个炼钢炉,和工作人员一起炼钢。


1957年“反右”斗争,事前周总理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她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她认为通过运动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教育,她是赞同的。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发表于她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第9期上。文章说:“学习了如何全面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至于在那些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还说,“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不可摧毁的力量。”当时,有人反映宋思想右倾,可是历史证明她是对的。




1959年夏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对宋庆龄的震动很大。当时她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很紧张,夜里做噩梦。”信末嘱我“看后烧毁”。她曾对我说:“彭将军跟随毛主席,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新中国建立,他有极大的功勋,我熟悉彭将军,很敬佩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为反党分子,宋主席一直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等宋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有多久,宋主席的原来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当时我正在被批判,帽子一大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来压党”等等,其实中福会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首先送给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审阅,然后再送给宋庆龄主席的。而且每次的报告,开头都写“中福会在党的领导下”,石西民部长看后都给我们划去,他说:“你们不必每份报告都写上‘在党的领导下’,宋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现在市委宣传部派出的领导文革小组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更为严重的是勒令我将宋庆龄写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来。我回去与老伴商量怎么办?徐强认为这些信件决不能落到这些人手里,还是寄给周总理好。当夜,我将40封宋亲笔写的信全部装入文件袋,连同一封我给周总理的信,寄给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宋主席很关心我的处境和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但她自己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也受到一些冲击。有部分红卫兵冲她的住所大门,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增加解放军保卫,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坐镇在那里。不久,宋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她的警卫员(又叫警卫秘书)带头要宋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要她排队(当时她已经70多岁,而且有关节炎)。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的头发结,说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宋庆龄所以一直梳成发结,是母亲的遗命,宋家三姊妹都梳着发结,如果真要强迫她剪去,那她会很伤心,受到很大刺激。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一到办公室门口,左右两旁出来两人,将他两手臂抓住,把他随身带的手枪摘下来,同时宣布撤销他的警卫员的职务,另派一位接替他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这样家中就平安了。但有一段时间外面不断地传来高音喇叭声,使一向喜欢安静的宋庆龄,不胜其烦。而且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也使她十分苦闷,不得不要工作人员给她买一些小报看。有时也弹弹钢琴或拿起画笔画画大公鸡,毛茸茸的小鸡和花卉,没有样本,随手作画,以此来打发日子。


上海中国福利会各单位(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时代社、幼儿园、托儿所、儿童艺术剧场)也纷纷起来“造反”,各种“造反队”风起云涌,各个单位的领导被批被斗,我作为中福会的秘书长,首当其冲,被作为头号走资派而连续批斗,使我腰部受伤。不久被隔离在“儿艺”,继续批斗。以后和大批所谓的“走资派”一起被移到漕河泾的少年犯拘留所严密隔离,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关了一年多以后,又转回“儿艺”的隔离室,监督劳动,白天劳动,晚上隔离。一直到1971年2月方才允许回家,但继续监督劳动。回到家里后,方才晓得,我被隔离,家中并不知道,去问中福会,这些造反派竟回答“不知道”。孩子们非常着急,就写信给宋主席。在那种困难情况下。宋亲笔给孩子们复信说:“我相信你们的妈妈是好人,不要着急,她会回来的。”




宋庆龄在解放前有国民党强给她的中央委员的头衔,但她从未拿过他们的薪金,只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抚恤金的利息过生活。解放后,她是享受国家一级工资标准,但她还是照样生活俭朴。早餐二片面包或一个大饼、一杯咖啡(后改喝茶),中晚餐二、三碟小菜、一碗汤。因为患荨麻疹,平时只吃鱼和少量的肉食,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平时家里一个盒子、一根绳子、一个本子,都要李妈放好,她说:“以后会有用的,不可丢弃。”她家中原有一个保姆——李妈,即李燕娥,她主要工作是伺候宋庆龄,梳头、洗衣服、房间的清洁工作。不幸,李妈患上皮肤过敏症,一碰肥皂水,手上发红发痒。这样宋不得不再请一个保姆,叫钟兴宝,钟原在幼儿园工作,是沈粹缜(邹韬奋的夫人,她们是同乡)介绍的。宋主席对我说:“原来李妈工钱25元(当时很高的),现在钟兴宝的工钱要45元一月,当然李妈也要和她一样,每月两人工资支出将近100元。”我说:“这两人的工资可以由公家负责。”她说:“不行,我不愿增加国家的负担。”一次为了迎接中国福利会20周年纪念,我们要求她照几张相片。宋同意,但希望请上影厂的黄绍芬给她拍摄。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意,黄绍芬带来助手林某,还有一套摄影棚的灯光设施。等到摄影结束,我送走了黄绍芬等人以后,宋对我说:“下个月的电费不得了。”宋这样自奉俭朴,叫人感动不已。同时,她对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节约,以减少国家的负担。1961年2月18日收到宋庆龄的来信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知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百分之四,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支出方面,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多积累一些资金。”我知道这是宋庆龄一贯的精神,在中福会领导机关,尽量节省,我们把好的东西给下面单位。如电风扇,陈旧的由我们领导机关用,新的好的给幼儿园、托儿所孩子使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想尽办法让孩于们吃上牛奶和鱼肝油,宋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孩子们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


宋庆龄工作严谨,讲究效率,凡向她请示汇报,总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批复和解决,绝不拖延。不论谈什么工作还是开会或约会都极遵守时间,对有的人拖拖拉拉不遵守时间,她非常反感。她经常事先不通知便深入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她认为这样容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例如,一次她去幼儿园检查工作,在厨房发现一只苍蝇,当即责令将纱门纱窗修好,订立严格的卫生检查制度。她对干部要求严格,但是对干部又是非常爱护,细致体贴,又有巧妙的批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有位领导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一只眼睛被炸伤,经常发炎。她知道后,特地派人与北京协和医院联系,通知她去北京治疗。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张佩珠是妇产科专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平时很少休息,甚至连春节也极少在家里过。在她的领导下,有一年全年无死亡。宋主席得知后非常赞赏她的领导成绩。一次她到宋主席家里,刚要坐下来,宋主席亲自把一个靠垫放在她的腰后。张院长十分激动,悄悄地对我说:“宋主席这样爱护干部,如果我不把保健院工作做好,那太对不起宋主席了。”又一次她把中福会的一些领导,都请到她家里吃饭(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一月二十七日她的生日),特地夹了一只鸡腿给平时做事稳重而慢慢腾腾的同志,说:“吃鸡腿,可以跑得快些。”这幽默风趣的言语,使在座的人都笑了。宋庆龄用她一颗真诚的心和深厚的爱,使得在她身边工作的人时时感到温暖,得到教益,心情舒畅地工作。




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时,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会,希望展出一张她个人的相片。她对我说:“突出个人不好。”她创建的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我知道王学文同志的女儿及其他几位革命青年是在宋庆龄帮助下被释放出来的,当我问宋时,她说:“不知道,忘记了。”她营救的人很多,记不得也是很自然的,但另方面她为人谦虚,即使记得也不愿说。宋对我说:“营救他们出狱,继续为革命斗争,这是我的心愿,不记他们的姓名。”


何香凝准备写自传时,把原来她的秘书黎沛华请回去,帮她回忆过去历史,我就想到宋庆龄也应该写自传,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看后表示要保留自己写的权利。宋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又快又好,不过她只会用英文来写。但自传却迟迟不写,一方面是健康原因,另方面她认为自己写自己,难于下笔。她说:“何必宣传自己,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党内外有不少人想写宋庆龄,都被她回绝了。一直到1980年3月15日和同年9月25日,她给爱泼斯坦写信:“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谁也没有想到仅过了几个月,连写作计划与准备工作还未动手,宋庆龄就匆匆地走了。


宋庆龄是伟大的女性,她对中国的新生,作过很大的贡献,她的自传怎么写也不会过分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8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仓库里尚存有待运到解放区的300吨救济物资。




宋庆龄随着年龄增加,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要我去她家,我以为可能对工作有什么指示或者有新的打算。不料是为了手伤问题。原来一个月前,不小心身体向左倾斜摔倒,她怕整个身体倒下去,用左手在地上撑一下,造成骨折。经二医大专家接骨,虽然骨接好了,但手无力,手腕骨凸出,请原来的接骨医生来看。他说:“你如果要漂亮,可以将凸出的骨头锯掉。”宋说:“我主要是手无力,拿不起茶杯,不是要什么漂亮。”结果医生也没有办法。宋不满地对我说:“你看气人不气人,说我要漂亮,可以将手腕骨凸出部分锯掉,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接着她又说:“我因为手的问题,希望接骨专家陈中伟能给我会诊一下。为此事找到专管我保健的一位华东医院女院长,希望她能帮助我请一下陈中伟医生。不料这位院长对我说:‘此人社会关系复杂,不合适给首长看病。’当时我未作声,你看,我能讲什么呢?我想想这个人很可笑,我的社会关系不是更为复杂了吗?”


宋主席想请陈中伟医生会诊,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满足她的要求。我设法找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听说他住院了,我直接到华东医院去看他,当时恰巧市委秘书长在座,他是探望陈同生的。我看到市委秘书长在,可能更为容易解决问题。我向陈同生汇报了宋主席的手伤情况,还未讲到一半,就被秘书长打断,他说:“宋的医疗保健是由华东医院负责的,不要你来管,你只要做你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我看他的脸色那么严肃,不容我多说,只好走了。后来我碰到陈同生,他很诚恳地劝我,离开中福会。他说:“你最好想办法调离中福会,外面风言风语太多,明明是宋的意见,却有人说是你出的点子,你夹在中间,有得苦啦!所以找机会就脱身。”陈同生说的话是对的,我已经遇到了。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小足球队》在北京演出,获得了文化部的创作奖和演出奖。当时我在北京,陪同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了此剧。周总理讲:“你们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宋主席对“儿艺”获奖,周总理看了并加以肯定,非常高兴,除了写信给“儿艺”加以鼓励,并且决定要看《小足球队》。1964年5月10日,宋庆龄观看“儿艺”演出的《小足球队》,事先她关照我:“你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我要悄悄地和小朋友一起观看《小足球队》。”但作为党员,我不能不向上级宣传部汇报,再三说明宋要求悄悄地看,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当天,我陪同宋庆龄坐在小朋友中间席位上,想不到一位领导同志竟来了。“儿艺”领导马上将他安排在我的坐位旁边,我不得不起立招呼他,悄悄地告诉宋,他是某某部门的领导。不料宋默默地,并不睬他。一直到演出结束,我陪宋离开坐位向舞台走去,我也不敢去招呼那位领导一起上舞台。等到在舞台上宋与演员一起摄影完后,走下来时,对我说:“走。”我只能陪着她走了。后来为此,受到中福会的总支批判,认为是“以宋来压党”。不久,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向我宣布:中福会定为处级单位。我感到奇怪,我在商品检验局是局级干部。检验单上我的名字放在局长前面,因为我是军代表,现在成为处级干部。当然都是革命工作,也无所谓了,我从未对任何人谈及。后来我调走了,宋主席告诉我说,周总理来上海,去看她时,她将手伤的事告诉了总理,周总理马上通知卫生部领导来上海,坐镇为宋手伤进行会诊和治疗。


中央、毛主席得悉宋庆龄摔伤,立即将宋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全部铺上地毯,作为毛主席送的礼物。后来宋好多次摔跤,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最初宋庆龄去北京时住于方巾巷44号,是一幢小巧精致的洋房。1958年北京要建造新火车站,马路要开阔,方巾巷却在马路中间,非拆不可。当时宋主席在北京住时间不长,主要还是住在上海。北京气候干燥,她的手、皮肤往往会开裂。但是北京还是要为她准备住处,周总理想到前清醇亲王(即溥仪的父亲)王府在后海北河沿,环境幽静。经查卫生部在那里办公,周总理决定将醇亲王的花园划出来,共占地26亩,为宋造一幢住房。1960年建造好,就是现在的北河沿46号。在新房造好后,周总理准备去机场接宋庆龄移至新屋。他首先对整个房屋与花园察看一遍,将宋接来后,他亲自陪同宋主席从楼上到楼下观看一遍。宋认为房子太大了,总理告诉她,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大些是需要的。接着又陪她看了看花园。这座古老的花园,有山有水,假山石刻有“穿云”、“岁岁平安”等,建筑有扇亭、听鹂轩、畅襟斋,小山顶上有听雨楼,南湖建有长廊,各种树木花卉,郁郁葱葱,阵阵清香迎风而来。宋主席看了很满意,向周总理道谢。


不久,宋主席有事要我去北京,谈工作结束后,我看到房子很好,赞美了一番。宋说这里房子好,花园好,最大的缺点,就是关门的声音太大,有时把我吓了一跳。我马上打电话给齐燕铭,齐笑着说:“这件事极容易解决的,只要在门边贴上橡皮,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我马上派人去,不仅把门边贴上橡皮,而且桌子和椅子脚也贴上橡皮,这样都可以没有声音了。”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部解决好。宋非常欣赏齐燕铭的工作效率。


1963年6月14日中福会成立25周年,原来宋庆龄并不准备搞庆祝活动,只要《中国建设》杂志出版一本中国福利会的画册随杂志附送。但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得很周到。6月14日的当天,用保卫儿童委员会名义在宋家举行一次宴会,费用由国务院支出,具体由齐燕铭负责。大约是在6月上旬,北京把我召去。我刚到达北京,齐马上把我邀到他的办公室,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除了在北京举行一次家庭宴会,在上海要举行纪念活动,地点可在少年宫,请金仲华主持,市委负责同志讲话,具体由我去安排。给我传达完了,他马上打电话给童小鹏,请他来,简单谈了谈情况。我们二人由齐带领直冲到廖承志家去。这时正应该是吃午饭时间,事前未通知廖,我们不客气地跑去吃饭了。吃好饭,就在饭桌旁商量起宴会的菜单、请人的名单、上菜的路线等等。中建社听说我在北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审查画册,主要是封面,原来定的是宋主席牵着孩子的手在走路,因摄影光线关系,半边脸是黑的,印刷出来效果不好。中建社将这张照片改为小孩在滑梯上游戏,我审阅后,感到改得很好。




宋主席对人非常有感情,凡是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她都记得。有人有困难,她寄钱给他们。例如王昌龄老人在宋家工作过,后来将他介绍到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宋还常想到他。退休后,家境困难,宋知道后寄钱寄衣服给他。黎沛华有困难,她不仅给钱,还把她父亲的貂皮长袍也送给黎沛华。


宋的佣人李燕娥我们都叫她李妈,广东中山人,船民出身,她从小在船上长大的,16岁由父母许配给一个打工的(在汉口一家饭店,专门送饭菜的)。丈夫好喝酒,酒后就打人,所以结婚后没有多久,李妈就出来帮佣。宋主席告诉我:1931年8月,我从德国回来,母亲去世了,一位朋友将李妈介绍给我的。当时她很年轻,二十出头一点。刚在我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的丈夫就找来了,吵着要钱,以后不断地来,钱不给时就大吵大闹,甚至动手,李妈非常痛苦。我对她说:“你这样的丈夫怎么能白头到老呢?”她说,她很痛苦,就是无人帮助她办离婚手续。正巧,廖夫人介绍她过去的秘书黎沛华来帮助宋处理一些中文信件(英文信件都是宋自己处理的)。宋说:“我就请黎沛华给她办了离婚手续,李妈自己拿出一些钱,我也帮助她一些,总算了结。所以李妈与黎沛华很好,一直感激她。离婚后的李妈,精神好多了。她对我说:‘不愿再结婚了,永远跟着夫人。’”宋对我说:“你要注意,李妈这段婚姻不愿对任何人谈的,她感到耻辱,你以后绝对不要问她。”大约是53年沈粹缜来看宋主席,她不叫李妈而叫李姐,宋主席对我说“沈大姐不叫李妈而叫李姐,我不得不也叫李姐,长时间叫惯李妈,现在要改过来,你下次来时,也要叫李姐。”


1980年我在华东医院碰到李燕娥,她患了子宫炎(其实是癌症)。李燕娥突然问我:“夫人说过:‘我们两人死后,葬在一起。我放在夫人旁边。夫人放在她父母身旁。李先生,夫人会不会忘记?”我对李燕娥说:“你放心,宋主席不会忘记的,她对我也说过:‘孙中山先生安葬在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能沾他的光。我父母安葬在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姊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宋说:‘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你长期陪着宋主席,死后也要你陪着她。”没有想到,讲了这些话后,仅仅几个月,1981年2月,李燕娥于北京逝世。宋庆龄实现了她的诺言。


1981年春天,宋庆龄病重。宋主席在病重期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81年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宋庆龄同志的请求,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决定全文如下: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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