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录了30年前真实的中国样貌
在各自几十年的光阴，他们都看着中国越长越大。
1956年底，在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马克·吕布拍摄了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女人一身粗布衣裳，靠在座位上，微抬起一只脚，头轻轻搭在环抱自己的手臂中，眼神看向别处，像在思索什么。
1988年，Yann Layma在北京开往大同的硬卧火车车厢中，用马克·吕布教他的办法，拍下了一个手提红色塑料袋的姑娘，她轻倚在车厢门节处，脚是随意站着的，她看向镜头，腼腆地笑了。
相隔32年，但在火车上，大家都不停地请马克·吕布和Yann Layma磕瓜子。
后来的马克·吕布，成了最令中国人难以忘记的外国摄影师之一。
而后来的Yann Layma，爱上了中国的宫保鸡丁和糖醋里脊。后来的Yann Layma，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阎雷，阎罗王的阎，打雷的雷。”意思是，地狱之王的霹雳惊雷。
后来的阎雷，成了马克·吕布之后，拍摄中国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外国摄影师。
马克·吕布和阎雷都是法国人，都是拍下中国的法国人。在各自几十年的光阴，他们都看着中国越长越大。
年轻的时候，阎雷尤其喜欢坐火车，拍火车。
他爱火车站，那儿聚集了来自全中国的人，他拍下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焦虑、迷茫、欣喜和失落，他拍下他们手里的、肩上的、背上的行李。
1988年，他和他们一同挤上一趟绿皮火车，拍下第一缕阳光透过车厢时的景象，也拍下了那个对着镜头羞涩笑开的姑娘。
30年过去了，那趟大同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或许已经消失，但它永存于这个名叫阎雷的法国人的镜头里。
1962年，阎雷出生在法国距离巴黎四百多公里的布列东，那儿住着法国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便是：头发黄，性格倔，还爱离家出走。
16岁那年，阎雷梦到自己生活在中国的时候，便做了个决定。7年后，他身上挂着相机，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那会在中国，对待外国人和保护大熊猫一样严格：外国人只能在专门的地方住和买东西，外国人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说话。
为了遮盖自己的大鼻子，阎雷带了一副防毒面具罩在脸上。
有时他身后总跟着几个小警察：“你拍什么呢！”
“我在拍房子，粉色的，很好看！”
“不好看，跟我回所里吧。”
阎雷只好灰溜溜跟着回去，但记不住，下一次还是戴着面具挎着相机继续躲在胡同角落里使劲拍。
两年时间，阎雷觉得自己已经弄懂了北京光线的种种微妙和激烈之处。
对阎雷来说，身在北京，便是站在了整个中国的中心。在北京，他拍下了很多那时被人遗忘的细节：
灰头土脸的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家人，男人背着沉重包裹，他们稀奇甚至有些害怕地看向镜头。
孩子们系着红领巾出操，小手摆在腰间，人群里已经有孩子戴起了眼镜，有人严肃认真，也有人东张西望。
颐和园的长椅上，有年轻人在亲密地谈恋爱。
他拍下躺在行李堆上边看书看抽烟的男人
他拍下路口疲累入睡的工人
他拍下坐成一排谈笑的男男女女，刻意在中间空出一人的位置。
他拍下在后海划船的一家人，孩子刚好见到镜头，朝阎雷挥了挥手。
还有那些骑着自行车，匆匆在夕阳下赶回家的人们。
在这个城市待得再久一些，他发现了一个出乎他意料的中国：夜幕下的紫禁城城墙外，同性恋者在寻欢求爱；秘密的地下舞会上，年轻人开始学跳迪斯科；在一座体育馆里，中国一家股票交易所开始营业。
北京、上海、广州、浙江、辽宁、陕西、山西、贵州、湖北、新疆……阎雷哪哪都跑过。
沈阳苏家屯火车站的雪地里，戴着雷锋帽的年轻爸爸推着自行车，前座上，坐着一个表情淡定的孩子。
在山东青岛的自行车停车场，有人张望着，在几百上千辆自行车里，绞尽脑汁想着自己的车，到底停在哪。
而海边，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海水里，聚集在沙滩上，人和自行车一样多。
在中原古地河南，阎雷和一个车队一起来到一个小村。
这是外国人第一次被允许在中国内地行驶汽车，一路上几乎引来了全村的人挤在路边，那些惊奇而守规矩的人潮，在路的两侧围成两道人墙。
徐州火车站候车的人们，居然都穿着清一色的服装，青色的、军绿色的，大多数人都戴了帽子，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转向了镜头。
来到上海，他见一位披散头发的老人站在路边，她的衣服和裤子都破了，双手因为太冷而环抱胸口，身后是家电城，身边是一个废物箱。
动物园里的熊猫居然会抱着娃娃自己喝起奶。
他去过一个工厂，里面的女工全部带着白色帽子，围着白色围裙，所有人埋头做着手里的工作。
那会的武当山，还真有人在竹林里练功，所以后来看到中国导演拍《卧虎藏龙》，阎雷一点也没觉得稀奇。
去了云南昆明，有一天走在路边，阎雷发现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居然还能载上五个人。
他曾在贵州安顺拍摄时被人身管制，顺着床单打成的结从窗户逃跑，却意外遇到一个当地人，被带去了当地的监狱，与监狱官员一起喝酒狂欢。
他去爬梯田，去造访四川的藏民区，也拍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游牧人，
新疆哈萨克族的猎人
他闯进侗族人的 “领地”，阎雷的用像机记录下侗族五层楼高，不用任何栓和铁钉建造的闻名于世的侗族木屋。
他觉得惊奇，他看到从窗前栏杆探出头来的居民，那些木屋像侗族的信仰一样的神圣。
最后，在元阳梯田，阎雷和哀牢山的哈尼族人交起了朋友。
“你是鬼吗？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山里的少数民族们好奇地看着他大大的鼻子，蓝色的眼睛和白色的皮肤。等到他撩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毛，当地人又说：“你不会是野人吧？”
阎雷给哈尼人带去了人生的第一瓶可乐。大龙看着棕色的冒着气泡的液体，瞪大眼睛了问阎雷：“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阎雷把可乐递给大龙，在猛地灌下一口之后，大龙忍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嗝，开心地说，以后天天都要喝。
就这样，阎雷便交到了在哈尼的第一个朋友——一个会骑着牛，站在梯田上的大龙。
他拍了一部时长26分钟的纪录片——《大山的雕刻者》，介绍哈尼人，介绍他们的梯田和水牛。这部片子后来被卖给3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用阎雷的话来说：“赚疯了”。
阎雷也成了第一个将壮美的元阳梯田介绍给世界的西方人。
6个月后，阎雷带着拍好的电影回到大山，放映设备搭了三天三夜。整个村子的人都是第一次看到一种叫做“电影”的东西。
为了能够看到电影，有些人甚至站在了炭炉子上，为了不被烫伤，他们不得不一边张望一边不停地交替双脚。
欧洲媒体看完那些照片和纪录片，把它们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而云南哈尼梯田，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一年之后，阎雷又去了一次哀牢山，可他发现，“传统服饰不见了，大家都开始穿城里随处可见的衣服，在梯田里弯腰工作的身影少了。”
“经济条件好起来的人家，开始盘算着搬出蘑菇房，换更现代化的水泥小楼。”
曾经在《黑白中国》的前言中，马克·吕布描述了自己面对快速变化的中国所产生的矛盾感受：“在我走过的很多城乡，前一眼看到的东西被后一眼所否定，昨天看到的东西被今天所否定。”
阎雷也不明白，“彩电、冰箱可以有，可为什么有的地方把自己的文化也弄丢了。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的许多地方还和过去一样，保存得很好，可国家照样现代化。”
“你的文化如果丢失了，你的价值也就丢失了。”
可这就是中国，一个始终飞速发展着的地方。
山里的人变了，城市里的人也变了。
“八十年代拍的中国人，他们很高兴，他们会笑。现在拍人，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儿不高兴，会质疑我：你拍我有什么用？”
三十多年，好多人忘记了昨天的中国，但阎雷记下来了。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在变，阎雷也在变。他从曾经的红头发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的中年发福男子。
当他把自己胸前的镜头对准中国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是有力量的，镜头外的那个中国，他爱且敬畏着。
阎雷已经很久没再拍火车了。
“因为没有人约我拍，拍了也没地方发表。现在拍火车也不方便，因为需要拍摄许可，没有许可我就不敢再拍火车站了。”
“可能是我老了，不敢冒险了。”
但那些匆匆忙忙的旅人，在这些时刻，却依旧奔波在路上。他们的表情，可能兴奋，可能迷茫，可能疲倦，可能愉悦，肩上的、背上的行李，或许都变成了立在地上的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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