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刚 何平 | 犍陀罗地区的圣物崇拜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
文明的迁徙与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二讲）
主讲人：葛承雍 孙英刚
时间：2019年7月28日（周日）14:30
地点：关中大书房（西安市雁塔区小寨兴善寺西街55号）
活动流程：
14:30-14:35 主持人介绍活动及嘉宾
14:35-15:20 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课前预习】葛承雍：如何理解唐朝的世界性？
15:25-16:15 孙英刚：双肩出火的君主与迦毕试的佛像16:15-16:45 回答读者问题、签售
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演进，完全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文明是不多见的，文明的发展必须仰赖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融会创新。被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正是一个联系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体的媒介，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多文明、多层面交流互动的网络。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物质交换带来的影响是现实的、暂时的；而族群凝聚、人口迁徙所蕴含的文化传播却是持久的、深刻的。丝绸之路是流动的，从古至今，贯通东西。在大历史的观照下，审视历史的断面，丝绸之路的面目由远及近，逐渐清晰。
【嘉宾简介】
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学双学位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特聘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孙英刚，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Ph.D.）。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五台山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佛教史研究》（新文丰）和“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中西书局）主编以及国内外多种学术期刊编委。先后出版《神文时代》《隋唐五代史》《犍陀罗文明史》等专著。
*文章节选摘编自《图说犍陀罗文明》（孙英刚 何平 著 三联书店2019-5）“第二章 贵霜帝国的王朝艺术”、“第三章 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在犍陀罗的再造”。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犍陀罗壁画，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作者 | 孙英刚 何平
迦腻色迦的政治、信仰与艺术表现
迦腻色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其首都位于布路沙布逻，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这里也是犍陀罗文明的中心，汉文史料中的“罽宾”，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这里，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克什米尔。对玄奘而言，迦腻色迦就是犍陀罗之王。在贵霜帝国疆域内，存在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的中心。
有关迦腻色迦的文献记载，信息繁杂，彼此矛盾。1993年，在罗巴塔克地区的一座山丘上发现了罗巴塔克铭文，正面用希腊文书写，背面用巴克特里亚语。根据新的证据，现在学者比如福尔克（HarryFalk），将迦腻色迦元年定为公元127年，那么他的统治时间大约是127—150年。
迦腻色迦雕像，高1.85米，2世纪，马土拉博物馆
迦腻色迦裙摆中间的铭文云“大王、众王之王、天子迦腻色迦”。这一头衔显示他作为统一君主的身份，也或许标志其转轮王的身份——转轮王即统一君主，而不是分裂政权的小王。
迦腻色迦在汉文史料里，名字被翻译为“迦尼伽”“迦尼色伽”“罽腻伽”“真檀迦腻咤”等。还有用“犍陀罗王”“罽宾王”“月氏王”等头衔称呼这位伟大君主的。汉文佛教文献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记载。唐玄奘记载，迦腻色迦的影响力跨过葱岭，深入塔里木盆地，乃至“河西蕃维，畏威送质”。对于河西送来的人质，迦腻色迦让其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春秋两季则住在犍陀罗。三处地方，都建佛寺。玄奘还参观了当时尚遗存的、由中国人质捐建的佛教寺院。
在迦腻色迦时期，在迦湿弥罗曾举行过佛典的第四次结集。胁尊者召集500高僧，世友为上首。这次结集使经、律、论三藏各成10万颂，共960万言。当东印度佛教已不是那么兴旺的时候，西北印度的富楼沙却成了佛教的中心。
在迦腻色迦的钱币出现的佛像主要有三种，立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带有弥勒形象的迦腻色迦钱币反映了佛教救世主主义在贵霜的流行。
但是迦腻色迦保存至今的图像资料，都是军事贵族打扮。比如马土拉出土的迦腻色迦雕像。君主手持大棒和宝剑，全副武装。铭文云：“大王（Mahārāja）、众王之王（Rājatirāja）、天子（Devaputra）迦腻色迦”。
跟迦腻色迦手持重棒、宝剑相比，其父威玛•卡德菲塞斯是坐在王座（由狮子形象装饰）上，根据惯常的艺术表现形式，他很可能右手举着鲜花——或许是供佛之用。
佛陀坐像，狮子座，2-3世纪，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迦腻色迦金币上的君主形象及轮廓跟马土拉博物馆藏的迦腻色迦塑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具有一定写实的特点。迦腻色迦钱币非常丰富，钱币上有佛教、印度教、希腊、伊朗甚至其他文明的神祇，体现了当时贵霜的宗教宽容和融合政策。最初他的钱币使用希腊文和希腊神祇，后期的钱币使用大夏语，希腊神祇被伊朗系神灵取代。贵霜君主表现自己神圣性的做法，早期是双肩发出火焰，后来背光取代了火焰。双肩出火的做法，被佛教吸收，尤其是在迦毕试地区，佛像也双肩发出火焰，借用君主的特征来加强佛陀的神圣性。
迦腻色迦重塑佛教中心：
雀离浮图与青铜舍利函
迦腻色迦统治时期，正式将首都迁到了布路沙布逻。布路沙布逻在迦腻色迦的经营之下，不但是政治中心，也被打造成佛教中心，佛钵等重要的佛教圣物被转移到这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巡礼佛钵等圣物及圣迹是西行求法僧人的一项重要活动。
除了将佛钵从佛陀故地运到这里安置之外，迦腻色迦还建造了可能是当时最为高大恢宏的纪念碑性建筑——迦腻色迦大塔。这座位于布路沙布逻的佛教建筑对遥远的中国本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频繁地以“雀离浮屠”“雀离浮图”“雀离佛图”等名字出现在汉文典籍中。来自东土西行求法或巡礼的中国僧人从阿富汗的高山上下到犍陀罗平原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令人震惊的宏伟高塔。法显赞叹道：“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传云，阎浮提塔，唯此塔为上。”玄奘于634年抵达这里的时候，雀离浮图仍在。此后随着佛教从中亚消失，广为中土所知的雀离浮图也逐渐离开了世人的视野，直到20世纪初再次被发现。
早在1875年前，康宁汉就预测了雀离浮图的位置。1909年9月和1910年11月，司鹏纳（D. B. Spooner）博士带队在白沙瓦的沙琪基泰里发掘迦腻色迦大塔遗址，它的东面出土法王或转轮王葬塔及其造塔记。这座大塔从发掘的情形看，呈现十字的外观，直径达87米，据玄奘记载，可能高达180—200米，是在印度和中亚发现的最大的佛塔。雀离浮图的底座周边装饰着繁复壮丽的灰墁图景。
迦腻色迦大塔塔基细部照片，装饰着禅定的佛陀
大英图书馆
发掘者从塔基底座正中的地宫中果然发现了迦腻色迦舍利函。其铭文为佉卢文，意思为：“为了接受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诸师，此香函为迦腻色迦大王（Mahārāja）供养的功德礼物……在迦腻色迦城。以此功德祝愿众生福德圆满……迦腻色迦大寺（Kanishka's vihāra）饭厅建造的主持者……”1迦腻色迦舍利函的主体部分表现的是贵霜的君主，很可能就是迦腻色迦本人。在其身旁护持的是伊朗系的日神和月神。持花环童子装饰着整个舍利函的主体部分，呈现鲜明的希腊化风格，象征着丰饶、生命以及再生的荣光。舍利函的盖子边缘装饰了一圈飞翔的桓娑（Hamsa），一些桓娑嘴上噙着象征胜利的花环，象征着从六道轮回中跳脱，这也是佛教基本理想之一。
迦腻色迦青铜舍利函，白沙瓦博物馆
大约在147年（桓帝建和元年）前后，著名的贵霜译经僧支娄迦谶到达洛阳，开始译经和传教事业。佛教传入中国，是跳过了很多没有佛教的地区，直接到了中国的核心地区洛阳，然后以洛阳为中心开始四处传教。这与当时商业活动的规律相符合。
支娄迦谶所译《般舟三昧经》卷一已经涉及阿弥陀佛信仰。在葛文多-那噶（Govindo-Nagar）发现的一座雕像的基座上，出现了阿弥陀佛的字样。根据铭文，这座雕像制作于胡毗色迦统治的第28年，是一个商人家族献给阿弥陀佛的礼物。出土的贵霜文物和汉文译经的记载，都证明阿弥陀佛信仰在2世纪已经流行于贵霜帝国，并且在2世纪下半叶由贵霜僧人支娄迦谶介绍到汉朝。
名字前面冠以“支”姓的“西域人”，基本都是贵霜人或汉文史料中的“大月氏人”。贵霜僧人或优婆塞，以传法为志业，在早期佛教译经事业中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竺法护，虽然冠以“竺”姓，但并不来自印度，而是来自贵霜。安世高，虽然冠以“安”姓，其实也是来自贵霜属地，当时都在贵霜的统治之下。
胡毗色迦的继承者韦苏提婆（Vasudeva I，约191—232年在位）应该是贵霜帝国最后一位统一王朝的君主。根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记载，在太和二年（228）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被曹魏封为亲魏大月氏王。“韦苏提婆”是后来学者给他的梵文拼音，在佉卢文中他的名字是“ΒΑΖΟΔΗΟ”（Bazodeo），汉语读音接近“波调”。
在韦苏提婆统治下，贵霜衰落了，佛教东传仍在持续不断进行。佛教教团为寻找新的佛土，把希望寄托到了东方。
犍陀罗艺术中的佛钵：
宗教、政治符号及传法信物
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被置放在喀布尔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曾引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关注。塔利班当权时，很多佛教文物被毁，但这件器物因带有伊斯兰铭文而躲过浩劫。据历史记载，佛钵被贵霜君主迦腻色迦在2世纪前半期从毗舍离（Vaiśālī）或华氏城（Pāt4aliputra）抢到贵霜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s4apura，即弗楼沙）。这也是现在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的“历史依据”。
今人很难想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件圣物在中国的宗教政治世界持续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慧皎撰《高僧传》，东晋兴宁三年（365）四月五日，襄阳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信中云：“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月光将出，灵钵应降”事关弥勒信仰的重要层面，也关涉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基本观念。释迦涅槃之后佛法经历了法灭尽的危机，释迦的佛钵最后传到弥勒的手中，象征弥勒承继释迦的正法，佛法得到恢复，作为佛教理想君主的转轮王，因此被赋予了供养佛钵的责任和角色。正如佛教文献等反复提到的，佛钵所到之处，君民安乐，佛钵消失，人类社会则陷入灾难。
佛钵作为佛教的重要符号和标志，屡屡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且往往跟弥勒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在中文文献中，关于佛钵的记载也非常丰富，一方面是中古时代西行求法高僧礼拜佛钵的记录，另一方面是佛教关于佛钵作为传法信物的观念深入人心。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一件2世纪的犍陀罗浮雕或许正反映了这一史实。这件浮雕上，两个贵霜装束的人试图抬起佛钵。
佛教的未来救世主是弥勒，而非教主释迦牟尼本身。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标志是弥勒诸经的出现。根据这些经典，弥勒菩萨将在五十六亿万年后，继释迦而在此土成佛，仍然号“弥勒”，即所谓“未来佛”或者“新佛”。
圣物与容器
对佛陀圣物的崇拜是犍陀罗地区的一大特征。在印度其他地区，包括佛陀出生地，都看不到相关雕像或其他艺术品。佛顶骨、佛牙、佛影、锡杖、袈裟、佛发、佛钵、佛足迹、晒衣石等佛教圣物，广泛分布在犍陀罗、斯瓦特和今阿富汗南部的广大地区。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洛阳伽蓝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都对此有详细记载。
哈达在贾拉拉巴德以南，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佛教艺术的天堂。窣堵波众多，供养佛顶骨舍利等。据玄奘记载，这里还供养着释迦牟尼的袈裟、锡杖，乃至世尊的眼睛。
哈达的本来意涵就是“骨”，反映了此处供奉佛陀舍利的神圣性。中国西行求法僧人往往去这里朝圣，法显、宋云、玄奘等都曾在此驻足。哈达的佛教艺术有自己的特点，灵动多样，包容了希腊、伊朗、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跟犍陀罗核心区不同，这里的雕像往往是用灰泥雕塑而成。灰泥质地柔软，雕像柔美细腻，相比犍陀罗佛教造像的静穆庄严，这里的佛教造像更加柔和静谧。
除了贾拉拉巴德、布路沙布逻等地供养着佛陀圣物，根据玄奘的记载，迦毕试也保存着释迦牟尼的遗骸和圣物，比如佛发。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在迦毕试见到佛发的情形：“如来发，发色青绀，螺旋右萦，引长尺余，卷可半寸。”李延寿《南史》等对佛发都有描述。2001年3月，浙江省文物研究所对雷峰塔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装有吴越国王钱弘俶供奉的佛发舍利，这一佛教珍宝被称为“佛螺髻发”，螺髻正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
作为舍利崇拜最根深蒂固的地区，犍陀罗出土了大量的舍利容器。这些舍利容器一般外层是陶、滑石、冻石、片岩等质地，而内层用较为贵重的黄金、水晶等材料制成，形状有窣堵波形、桓娑形、圆筒形和罐形等。尽管佛教的最高理想是跳脱六道轮回，然而对大多数俗人来说，他们只想选择现实的目标——争取获得更好的转生。舍利容器中保存的铭文，清楚地说明舍利供养者的愿望。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印爪瓦门（Indravarman）王子和拉玛卡（Ramaka）供养的舍利容器，都带有类似愿望的铭文。
犍陀罗现存的舍利容器中，与舍利一起，往往保存着宝石、水晶、钱币、金银艺术品等在当时被认为是贵重物件的东西。这也符合佛教文献的记载。而且这种做法在东亚地区也被继承下来。中国出土的舍利容器中，往往也伴随着金银珠宝。
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它的得名，也跟舍利崇拜有关系。它的基本意涵来自跟舍利崇拜关系密切的一种神鸟“桓娑”（Hamsa）。
桓娑是吠陀时代主神梵天的坐骑，在印度教里它象征着梵天。在佛教中，桓娑的飞翔象征着跳脱六道轮回（samsara）。桓娑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和装饰元素，在犍陀罗艺术中常常出现。其出现在跟佛陀舍利供养有关的器物上，比如舍利容器、佛塔等，显示它跟跳脱六道轮回、涅槃等主题有关。
1861年，在塔克西拉出土了一个圆形的石罐，在石罐里发现了一件水晶制成的桓娑形状的舍利容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大约3英寸长的带有铭文的金叶，即学界所谓的“塔克西拉文书”（Taxilascroll），时代是1世纪前后。铭文的意思是：“喜娃（Sira）在桓娑（形的容器）中保存一片佛祖的舍利，（以此功德，）祝愿父母获得（更好的）重生。”舍利容器的造型选择桓娑，也清晰地解释了桓娑作为重要佛教信仰符号的意义。
有名的毕马兰的金制舍利盒，时代可能属于1世纪前后，也带有桓娑符号。其铭文翻译过来，大体意思是：“蒙迦宛达（Mumjavamda）之子喜娃拉兹达（Shivaraksita）的神圣供品，以众佛之名，供奉佛陀舍利。”在毕马兰舍利函的上部，每个连拱门之间，都刻画了一只伸展翅膀的类似雁形的鸟，若结合其他舍利容器，可以推断，这里展现的依然是桓娑。桓娑在这里的意涵，应该跟其他地方出土舍利容器上的符号一样，代表跳脱六道轮回等佛教教义。
桓娑形水晶舍利容器，塔克西拉出土
大英博物馆
前文我们提到的迦腻色迦青铜舍利函盖子边缘也装饰了一圈飞翔的桓娑，象征着从六道轮回中跳脱，这也是佛教的一种最基本的理想，有一些桓娑嘴上还噙着象征胜利的花环。
桓娑作为重要的宗教符号，也出现在于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编号为30.32.8的彩色浮雕，表现的是带有花冠状尾翼的桓娑。此浮雕出土于新疆和田和叶城之间的帕尔漫，属于6—7世纪的于阗王国。这块带有桓娑形象的浮雕，是一座佛教寺院内部墙壁装饰的一部分，可以揣测，这里的桓娑并非一只，而是如其他佛教遗迹所见的桓娑一样，是一长串圣鸟中的一只。这一长串的桓娑，很可能是围着四面墙壁的下沿，划出一个神圣的宗教空间。
在库车石窟天象图中，描绘有立佛像和数量众多的飞鸟，那些飞鸟也是桓娑。从印度本土到大乘佛教兴起的犍陀罗地区，桓娑作为跟佛陀、涅槃、重生、舍利供养等佛教意涵紧密相联的符号和形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一方面，体现在佛教艺术和建筑上，不论是佛教雕塑、壁画，还是舍利容器，都可见到桓娑成行飞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概念，桓娑被翻译为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塔的本意就是坟墓）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如舍利容器一样，也就被冠以“雁塔”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被西安大雁塔所专有，也跟具体的僧人无关，它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
图说犍陀罗文明
孙英刚 何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5
ISBN：9787108065605 定价: 98.00元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 何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2
ISBN：9787108061621 定价：8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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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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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