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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医学堂丨道教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2017-01-15 点蓝字收藏▶ 道医


中国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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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编辑/中国道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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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道教医学不仅是道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流派,及其存在在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分析历代道教医家在中医学术史上著名医家的比例,进一步认识道教医学的积极贡献;正确认识道教医学的现代性价值意义及其发展前景。


道教医学的历史地位


1道教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传统医学素来以学派林立而著称。中国传统医学正是通过各个流派之间的不断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向前发展的。学派一般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医学派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师承方面的缘故,也有文化传统、民族地域方面的因素。然而过去学术界在谈及中医流派时,由于受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分于金元”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对中医流派的探讨仅局限于中晚期时代,即金元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这四大派,以及明清的温补和温病学派、清末民初的汇通学派等,而很少将传统医学的发展置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之下进行全面审视,忽视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对传统医学的影响、渗透。笔者认为,道教医学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与中华传统医学主流派别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期独具特色的治疗、预防疾病与改善人体体质的理论体系;历代道教医家对传统医学的主流派别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任然存在着积极地影响。


稽考历代道教医学文献可知,早期道书中就有“道士医师”这一提法。《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中载有一则“仙人下三虫伏尸方”,内云:


三尸常欲人死,故欲功夺,此之谓也。凡道士医师但知按方治身而不知伏尸在人腹中,固人药力,令药不效,皆三虫所为。


该书在强调治身修真过程中必先要除去“三虫”的重要性时,运用了“道士医师”这一术语。道士医师这一提法并非个别现象,在其他道书中也时有出现。素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鉴》卷八十二中也沿用了“道士医师”这一说法,云:“凡道士医师但知按方治身而不知伏尸所在,上尸好宝货千亿,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若不下之,但自欺耳。去之即不复饥,心神静念,可得延生。真人贵其道,道士尊其药,贤者乐其法。”由此可见,“道士医师”在道门中已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专门术语。


历史上对从事医疗活动医师的称谓五花八门,其中比较常见的类别为:儒医、僧医和道医。例如,明人李梃在《医学入门》卷首就历代医家区分为“上古圣贤”、“儒医”、“明医”、“世医”、“德医”、“仙禅道术”医等等。民间常常用“丹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刀圭医”来称呼道医。清末出版的善书《医道还元》明确提出了“道医”的概念,卷二“症候源流”详解“以火引火,一发焚遍万山;积薪毁薪,重逢命悬一缕。”句,云:


到医者,使其人物我两忘,无思无虑;久而,自有真妙药其性命,除其灾愆。此中妙诀,书罕传闻,但即有此等难治之症,不得不为剖之耳。学者欲识此等医法,当先把妙无垠之药尝之,其法自得也。


建国后亦有些医著如周潜川的《气功药饵疗法与救治偏差手术》(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则使用了“丹道医家”的称谓指称道教医家。这些反映了道教医家自古及今都是作为传统医学一个流派的实际存在。


2道教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在历次编修刊行的《道藏》中收录有为数不少的医学论著和大量涉及医药养生内容的道经,丰富了中华传统医药学宝库。尤其是其中极富使用价值的道教养生、卫生方法和行之有效的抗老延龄秘方,更是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中的瑰宝。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是元代赵道一所撰的一部道教神仙及人物传纪。该传记收录始自上古三皇,下至元末神仙人物约七百四十五人。赵道一在编撰过程中较为严谨,“详审校定,严行笔削,不敢妄书。”作者“搜之群书,考之经史,定之仙传”用补《列仙传》上不及黄帝,《神仙传》下不及晋代,《续仙传》所遗极多之失。该书史料来源皆有所本,所谓“不敢私自加入一言。”赵道一后来又编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篇》即《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除了弥补前书所遗缺外,《续篇》五卷主要收集了二十四位金、元道教人物;《后编》六卷主要收录女仙,女道约一百四十四人。这三部道教传记,无论从其史料来源、收录的范围,还是从其编年体例来说,都可谓道教传记中的上乘之作。据笔者初步统计,在所收载的约九百二十三位道教神仙及人物中,其中有三百零四位擅长医药养生,约占三分之一。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教尚医的事实。在历代涌现的道医中,不乏杰出的医家。其中董奉、葛洪、鲍姑、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屈、孟诜、张鼎、王怀隐、张伯端、崔嘉彦、吴悞、刘完素、周履靖、博山、徐大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基础理论、本草学、制药学、针灸学、食疗学、性医学、养生学都有突出贡献和成就。道士医师曾是推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着从历代知名道医人数及其占同时代医家总数之比例上就能得到充分反映。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统计的道医既包括道士出身的医师,也包括受道教影响甚深、崇尚道教的医家。


笔者根据清代陈梦蕾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的“医术名流所传”所载医家进行逐项统计分析。自上古至明末,历代知名医家人数、道医人数及道医所占比例如下表:


东汉——明代道医人数统计表

朝代

医家总数(人)

道医人数(人)

道医占比例

上古

13

(巫医7)


l



20

(巫医、方士医3)


2

(方士医2)


西汉

20

(方士医、道医5)

道医占比例

东汉

18

4

22. 4%


2

l

28.3%

6

S

20

5

三国

10

4

两晋

南齐

7

2

南北

1

O

北魏

9

2

北齐

10

O

北周

2

O

隋唐

8

l

20.2%

五代

53

ll

五代

9

2

146

18

12.0%

4

0


金元

11

2


79

6

8.9%

913

66

7.2%

东汉-明代   总计

1308

129

9.9%


笔者注:梁陶弘景乃齐梁时代著名道医,《医术名流列传》失收。


统计结果表明,东汉至明末入列《古今刚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总计一二九名。其中东汉有李常在、沈建、壶翁、费长房等4人,占东汉医家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医十九人,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点二,具体分布为:


魏有封君达一人,吴有董奉、负局先生、葛仙翁、郊隐、鲍元(玄)等矗人,晋有蔡谟、勤邵、段仲堪、葛洪、许逊等五人,宋有徐熙、徐秋大、羊欣、刘涓子等四人,南齐有徐嗣伯、顾欢等二人,梁仅收医家一名,无道医入载,北魏有徐害、张远游等二人,北齐与北周均无道医入载:隋唐五代有道医卜四人,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具体分布为:


隋代有杨上善一人,唐代有孙思邈、曹元、韦慈藏、孟诜、日华子、元(玄)珠先生、王冰、沈应善、紫极宫道士、陈寨、王彦伯等十一人,五代有李云卿、显德中道士等二人;宋代有王怀隐、马志、李宁、甄栖真、曾若虚、郝允、黄冠道人、郑荣、郭照乾、章迪、章济、靳豪、杨大均、医偏肠毒道人、皇甫坦、吴源、戴煟、唐与正等十八人,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十二;金代有刘完素、邱处机二人,元代有王硅、徐复、刘开、徐文巾、萨守坚、严子成等六人,金元时期道医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八点九;明代韩懋、高道者、徐孟会、陈君佐、毛尚、凌云、郑元厚、王金、李守钦、宋铨、陆厚、赵献可、孙钝、过龙、段榘、贺良爵、松阳道人、刘一鹏、谢武、曹鹤征、焦桂芳、崔良人、李錞、戴思谦、顾颙、张鸣凤、徐待征、王锡、锁万言、葛天爵、祁嗣箓、王爱溪、黄昶、无名道人、郭琓、罗世颂、程伯昌、陈鍄、葛万覃、刘嫩窝、冯国镇、张汝霖、蒋晓、汪显高、邢增捷、郭东、陈得详、洪魁八、王禹道、董清教、王衍之、罗宪顺、程邦贤、吴邦宁、姚应凤、陈治、吴邦宪、刘邦永、洗嘉征、陈凤典、祝尧民、张惟一、王名高、田养德、余正宗、余绍宁等六十人,明代道医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七点二。自东汉至明代知名道医所占同时代医家总数比例的平均值百分之几点九。据上面的统计数据可绘制相应的简明图示如下:


简图清楚地显示出历代道医占同时代医家的百分比及其变化情况。自汉末道教创兴及至隋唐时代,道教与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道教医学发展迅速,东汉至唐末五代道教医家所占比率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达百分之二十八点三,表明这一时期道教医学得到蓬勃发展,道教医家队伍日益壮大,业已成为一支推动传统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宋辽金元时期,道教医学仍有一定的持续发展,其中宋代道医所占比率超过百分之十,金元时期略低于百分之十,平均值仍在百分之十以上。及至明代,随着道教发展的衰微,道教医学发展的势头逐渐减弱,道医所占比率仅有百分之七点二。但有明一代入载《医术名流列传》的医家总人数最多,达九一三人,其中知名道医仍多达六六人,说明道教医家在明代医学发展中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东汉至明末,道教医家占整个医家总数的比率平均值约百分之十。这就雄辩地表明了道教医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地位。


《医术名流列传》所收录的医家名目止于明代,未收清代医家。近人陈邦贤、严菱舟合编有《中国医学人名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收载自古代至清代医家二千六百多人。其体例是以人名为主,依姓氏笔画为序,未按年代分类编排。经笔者对《中国医学人名志》逐项进行统计分析,该人名志计收有清代医家约三百五十三人,但由于其收录人数不全,仅仅列出数人与道教关系密切者,如傅山、周学霆(清代道士。字荆盛,号小颠,别号梦觉道人,遇异人得导引术)、何潮元“兼擅祝由科”、愈坚“少学医于隐上”,此外还有受道教影响很深的徐大椿。


笔者从近人编著《中医联目》(11961种古籍)中清人医籍(1644 - 1911)作了初步分析,辑录出的清代以来道教医家就有:傅山、祝登元(茹穹)、赵嶷、蒲东帅成子、韩贻丰、陈士铎、尤乘、朱本中、汪启贤、汪启圣、石成金、静海道人、冯曦(晴川)、石文燫、周学霆、魏祖清(东澜、九峰山人)、方开、云川道人、金理(天和、水一道人)、杨凤庭(西山、瑞虞)、何玉模、曹廷栋(慈山)、徐文弼(韵右、呜峰、荩山)、陈先生、梅山骑鹿道人、潘奕隽、程永培(瘦樵)、萧福庵(学正道人)、刘一明、彭传忠、傅金铨、觉因道人、 无心道人、存真居士、天休子、董香光、醒道人、汗晸、方开、叶志诜(延芳、东卿)、田绵淮(伯田、寒劲子)、潘霨(伟如、韡园居士)、修真子、敬慎山房主人、娄杰(受之)、澹然居士、郭伟、雪凡道人、贺龙骧、青莱真人、瑞农(山阴道上人)、南昌方内散人、沈源、柯怀经、玉枢子王建章、张若虚、南昌俞太真、玄阳子、养真子、敲踽道人(盼蟾子)、燃犀道人、如道人、无心道人、半霞道人、王昂霄等人,尚有为数不少的佚名道医写作了不少医学养生学著作,如本章所引述无名氏撰的《医道还元》(1895年)还提出了“道医”的概念。这说明有清一代,虽然道教不受统治者重视,但是道教医学继续得到发展,然而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前代相比则大大下降了。


上述各朝道教医家人数、所占医家总数比率及其演变态势,从总体上讲,与整个道教历史发展的规律基本吻合,反映了道教医学的宗教主体——道教对道教医学发展的主导和制约作用。


3民间“医神”、“药神”崇拜与道教医学的社会影响


中国民间历来有“医神”、“药神”崇拜的习俗,这种“医神”、“药神”崇拜属于民问信仰的范畴。众所周知,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多功利性的显著特征。而人与神之间最迫切的功利要求,莫过于祈福禳灾、祛疾除病,所以民间十分崇拜能消疾除患的各种医神、药神。历代有关道教医家悬壶济世的传说与笔记小说很多,且多富有传奇色彩,颇能迎台民众的心理需求。这就使得道教医家备受民间百姓的敬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至于被奉为医神、药神加以供奉。在全国各地建坛设庙祭招供奉的形彤色色医神和药神中,除了像糯鹊、张仲景这样的著名医家外,更多的是道教医家,如董奉、鲍姑、孙思邈、韦慈藏、吴夲等。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充分说明了道教医学广泛的社会影响。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以民间吕祖信仰的形成为典型案例,作进一步的剖析。


吕洞宾作为道教金丹派南北二宗公认的祖师之一,不仅被道门奉为神仙,也是民间“八仙”中最富神异色彩的一位仙人,成为世俗社会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吕祖信仰历史悠久,自宋元以来逐渐形成,明清之际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民间信仰。据查,现今全国各地包括台湾省在内都建有祭祀吕祖的祠庙,比较著名的有山西的永乐官、纯阳官,北京的吕祖阁,天津的吕祖堂,河北的吕翁祠,河南的吕祖庵,福建的道山昌祖宫等等,恕不一一列举。我国民间普遍存在有一种俗称吕祖诞的民俗活动,即在吕祖诞辰日(相传为农历四月十四日)多要在当地的吕祖官或吕祖殿中举办斋醮等祭祀活动,对吕祖仙人顶礼膜拜,求签问药。明清时期,吕祖祠庙里的香火一直是很旺盛的。民问吕祖信仰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民俗文化上的诸多因素。


我们认为,民间吕祖信仰之所以长期兴盛不走,形成较为普通的全国性民问信仰习俗,原因有多种。其中与道教医学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力,特别是吕洞宾在道俗眼中是一位擅长丹道养生,精通方药医术的丹医有直接的关系。


以多民族的“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而著称的中国民问信仰,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即多样性、多功利性和多神秘性。其中实用、功利性原则在民间信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着人与神之问“许愿”与“还愿”的功利关系。民众在对神灵顶礼膜拜的后面,存在着这样一个潜意识,即认为崇拜神灵越心诚,就越易达到“心诚则灵”的效果;崇拜神灵越心切,就向然会收到“有求必应”的实惠。民众求签问药时许下“重塑金身”的祈愿,病愈后必定会以隆重的仪式,捐资为神像披金戴银。民间信仰中的这种人与神之间的最迫切的功利要求,莫过于祈福禳灾、祛病驱邪了。所以,民间自然十分崇信能消疾除患的各种医神、药神。民间对吕祖的信仰也不例外,正是这种求医问药、祈求身体康宁的功利需求,促使吕祖信仰的迅速形成。


民问吕祖信仰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足吕祖的职可随着民众的实际需求不断增益或变化。民间不仅将吕祖视为“剑仙”、“诗仙”、“酒仙”,而且将其奉为能“普施方药”救民于疾苦的“药仙”。民间在祭把吕祖的民权的民俗话动中,通过陈风等形式,吕祖不但能和文人墨客吟诗酬和,而且能画符开方为信众“治病”,极大地满足了信众求医问药的心理需求。这是民间吕祖信仰迅速形成并广为影响的一个深层次因素。过去苏州一带,民间有供奉吕洞宾为中医祖师的习俗,吕祖庙在民问也被称为“天医院”,大殿两侧厢房供十二尊神,为天将,神像前有牌,注明“天医××”,也分男科、女科、儿科等。人若生病,即来求仙方,再在庙里买仙方。我们从明嘉靖至万厉年间编纂的《吕祖志》摘录二则吕祖济人疗疾的显化事迹,并作分析如下:


1安丰医娼


元祜末,安丰县娼女三香得恶痰,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会有寒士来托宿,欲得第一房。烹事仆见其褴褛甚,拒之。三香曰“贫富何择焉”。便延入。少顷,士闻呻痛声甚苦,问其故,仆以告,士日:“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针其口日:“回心!回心!”是时殊未晓。门外有皂英树甚大,久枯死。土以药粒置树窍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树生枝叶,旦而蔚然,三香疾顿愈,始悟回之为吕。遂弃家导师。邑人于其地建吕真人祠。绍兴十四年,三香忽还乡,颜貌韶秀,邑老人犹有识之者。武翼大夫子泽为邵守。召问之,不肯深言。后不知所之。


妓女三香出身卑徽,身染重疾,但有慈善之心,也为吕祖所施救,不但治了顽症.而且“颜貌韶秀”,青春为之焕发。善有善报,这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来说,其教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建祠传方


孙应期别墅左有隙地一块,四稠环抱,水木清寺。默意欲造纯阳一室。未几,有一褴楼道人至,揖伽跌上坐。袖中出故纸药方书二册,指示孙云:“公可常服此古方六昧补阴丸,甚好。”又授以《参同》、《悟真》口诀,自云周姓野仙,天长人。留饮醉归过山而去,再顾不知所之。孙乃构室塑像以祀云。药方录后。固本补阴丸生地黄(姜汁炒)熟地黄(酒浸焙)天门冬(去心)麦门冬(去心)各二两人参一两杏仁三钱俱磨为膏汁以上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盐白汤或酒送下。如


服煎剂合六味等分撮之,久服功效甚逮、甚验。


文中“建祠传方”事迹给吕祖丹方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增添了信众对吕祖药签的信赖感。


上述吕祖的显化事迹,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吕祖在医药方面的神通与职司。吕祖的职司已不再局限于教化度人和仗义行侠、抑恶扬善这些方面。吕祖在民问信众眼中已是一位身怀“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之奇方妙术的“药仙”。他不但精通内、外、妇、眼诸科,而且擅长炼丹制药,给人开方授药无不灵验,,俨然是一位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道医著书立说亦常托吕祖之名,如《正统道藏》中就收载了《纯阳吕真人药石制》(其中载七十二种草木药)、清末刊行的著名道医著作《医道还元》亦托名孚佑帝沼吕纯阳著,等等。正因为吕祖治病疗疾方面的神通广大,供奉吕祖就可以凭借其无边法力,去病弥灾。这对于长期处于缺医少药的贫民百姓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信众白然如云。总之,随着历代对吕洞宾职司的增饰,尤其是对吕祖在月药济世教人方面职司的强化,大大提高了吕祖存民间的和威望,赢得了大批信众,从而促进了民间吕祖信仰的迅速形成井广为传播,最终成为全国性的一种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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