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中的浙大好声音

全国两会于日前在京开幕

2000多名委员出席会议

从全民阅读到科研增效

从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政协委员们提出了一系列

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建议

当然也不乏浙大“好声音”

这些浙大人都提出了怎样的宝贵建议呢

一起来看

（以下按委员姓氏笔划排序）

王贵国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民盟盟员）

关于美国近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和诉讼，王贵国认为主权豁免仍为调整各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国际法原则，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措施，包括通报，不存在违反任何国际义务的情况。王贵国教授还认为，此次疫情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形态。在整个疫情的过程中，美国并未履行作为一名“领导者”应有的责任与作用，美国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会受到影响，世界秩序不应只由一国领导，应由各国共同构建。作为一名国家高层的建言者，王贵国教授对于“中国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形态”和“中国应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他认为第一，我们应认识到国际规则的存在及其对各国的约束力，并应予以遵守；第二，中国应告诉世人，我们始终秉承施以援手的态度，而并非意在构建一个单独的、不同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与机制。现有的多边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存续多年，且在超过70年间不断演变，历久弥新。因此，此种秩序并不能被随意替代，也不应背弃。 

杨华勇

建稳定产学研团队，增技术创新实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知联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知联会会长）

我国现阶段的科研体系，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部分都要求企业为牵头单位申报，并由企业负责组建产学研团队一起攻关。然而，许多项目团队的精力没有真正聚焦到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和量产上，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产学研增值链。
杨华勇认为，这一方面是企业与科研机构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了技术供需脱节。另一方面，牵头企业与高校院所间的合作偏于临时性。此外，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也导致了双方持续合作动力的不足。 一项技术从开发到应用，只有持续深入研发，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杨华勇建议，对攻关项目的选择，首先要进行充分论证与交底；一旦确定启动，企业就须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在国家科研计划项目中，企业配套的经费应按年配比，专款专用。同时，建立合理的回馈反哺机制，支持高校院所继续进行持续性的深度研究，从而打通产学研的增值链。

罗卫东

加速文物数字化，加强职业教育扶持

（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大学副校长、浙大城市学院院长）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物。保护文物安全，刻不容缓。早在20多年前，浙江大学就参与了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等工程。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全面参与，浙江大学数字化考古团队目前已在全国22个省区市完成140余项文物数字化考古级别建档工作，为相关文物建立了矿藏级别的档案。
罗卫东建议，将文物数字化纳入目前已经提出的“数字新基建”建设系统，接入国家数字新基建系统轨道，让文化更好地传承。罗卫东认为，职业教育在“后脱贫”时代大有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实用性与职业性，是技能教育、就业教育。既可以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学历教育，又能让孩子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帮助一个家庭脱贫。罗卫东建议，国家要给予补贴，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实训中心，或让企业与职业教育学校对接，提供实训设施。要提高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教师薪资待遇，培养一批职业教育师资，引进相关政策，带动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师资落地。此外，罗卫东还聚焦中小企业生存发展问题。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资金链脆弱，许多中小微企业好比经济领域“免疫力”很弱的人群，一旦出现问题，总是“第一个遭殃”。为此，罗卫东建议，中小企业要加强“免疫力”，增加科技附加值，同时思索新的发展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点，相关部门可以开设企业家学校，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设课程，邀请名企业家“现身说法”、高校教授传授理论知识、政府官员讲解法律与政策、科学家传授科技前沿知识。

罗建红

改变医生晋升“唯论文”倾向，改进评审制度

（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教授、国家卫健委医学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今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原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带来一份《关于改进临床医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度的提案》。
目前我国医生专业技术职务分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四级，高级职称的评审标准都把科研项目和论文（甚至SCI论文）作为必要条件，而相对忽视了医生的临床诊治水平、能力等。晋升“唯科研”倾向，导致医生片面追求科研指标，而忽视了“治病救人”的职业本质。“争项目、做课题和发论文，牺牲了大量医疗服务和培养年轻医生的时间。”罗建红认为，这不可避免造成低质量科研产出泛滥，更严重的会导致学术不端、买卖论文等情况，“近年来几个国际期刊集中撤稿案例，国内机构中，医院是重灾区。”罗建红建议，医疗系统要破除“唯论文、唯科研”倾向；大学或医学院校对附属（教学）医院的科研发展和人员分类管理要做好顶层设计；人社部改革专业技术职务体系，不搞“一刀切”四级制，建立更加符合医疗行业特征的技术岗位等级制；将此项工作纳入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医教协同的重要工作内容。罗建红鼓励多数医生应该心无旁骛地把精力放在不断精研医术和高水平服务病人。

段树民

关注焦虑研究，推进科技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浙江大学知联会名誉会长）

在今年疫情防控关键的2月底，段树民经过全面调研，通过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积极建言，提出“加强我国呼吸机生产和进口”的建议，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予以重视。另外，段树民认为，焦虑障碍是我国患病率较高的精神心理疾患，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我们更要关注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希望神经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密切合作、联合攻关，为保障国民的身心健康作出贡献。段树民还提到，揭开人类大脑之谜，对我国提升科技智慧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有重大意义。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要培养和吸引更多有活力的创新型科研人才。

蔡秀军

升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蔡秀军第一时间在医院紧急部署，及时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领导小组，确立“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的基本原则。不但领导邵逸夫医院扛住了疫情的考验，而且还为湖北抗击疫情贡献了智慧与力量。在做好线下防控工作和开设线上宣教平台的过程中，他快速摸索出一套全链式新冠肺炎防控体系。日前，蔡秀军院长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也详细介绍了自己对于“如何升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解决思路。
一是健全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亟待从现实的角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助力公共卫生规范快速发展；二是完善“应急指挥中心”制度。蔡秀军建议，未来可在应急机构专门设立一个指挥中心，明确其定位与职能，平常定期进行演练；三是防疫物资的储备必须有顶层方案。未来，相关部门应该居安思危，对防疫防务物资的储备进行顶层设计，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储存必要的“粮草弹药”；四是医院应建立“平战结合”的医防体系。蔡秀军认为，传染病区的规划既要满足“战时”快速反应、集中救治和物资保障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平时”职责人物和运行成本，“此举将极大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除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完善也是蔡秀军关注的焦点之一，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培养并留住人才。蔡秀军建议，未来应该提高疾控人才待遇，同时增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你最关心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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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黄子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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