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不要做制度的“滥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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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
怜悯是天生的品质，而善良却需要对伪善、假善明察秋毫，没有锋芒的善，只不过是“滥好人”。“滥好人”小可毁家，大可亡国，例子大家自己去翻，今天和过去都不乏其人。
去年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后，中国政府连连出招“关爱”留守儿童。权力倡导之下，关注留守儿童的慈善公益项目很快“火”了起来，“衣服包”、“文具包”、“安全包”、“阅读包”以及发“生活费”的“红包”风起云涌，背后都有各种企业的支持。仔细看很多企业的捐助记录，大都是跟着“政策”走的“政治献媚”，而不是因为关注某一个领域的社会问题而参与其中，这中间充满了“领导让我干啥就干啥的”精明样。
在中国，权力导向的好处是容易办大事，坏处是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
慈善是关乎人生存尊严的事情，任何权力导向下的慈善大多都与“善良”的定义相悖，除 “政治献媚”以外，还有一部分“行善者”是“滥爱偏执狂”，总是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受助人，而不管对方是否需要。
城市有城市的文化环境，农村有农村的生存方式。关注儿童，首先要了解儿童的特质，继而陪伴其成长。既然儿童的成长需要陪伴，农村留守儿童需要的就不是不劳而获的金钱和物资。他们需要有人陪伴，通过劳动来创造成长的“习惯”、“能力”和“环境”。
当前，权力主导下“新生”的“关爱留守儿童”项目，很多缺少对儿童成长的思考，缺少对教育的研究，而是试图通过物资和金钱的无偿给予，去消除城里人眼中的“苦难”，这种投机取巧、简单粗暴的办法，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有害而无益。
关爱留守儿童的最终目标是要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下严重失衡的社会福利制度。权力主导下的“温情关爱”，不管政治上多么正确，都本末倒置，是在破坏留守儿童的正常成长。
儿童大脑的正常发育不仅仅依赖基因遗传，也取决于孩子与外界的交往。基因提供了大脑中枢神经的整体结构，而外界的感官刺激才会让神经系统运转起来，如果留守儿童总是不劳而获，他们劳动和进取的神经就发育不起来，而“等、靠、要”的思维却深深植根于心里。比如，一些城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以后，还不会叠被子、洗衣服，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包办太多，让孩子丧失了这种能力。
“我穷我有理，你就该给我”——这显然不是“关爱留守儿童”想要的结果。佛家说：善是大智慧，善就是智慧的本身。没有善良的聪明是狡诈，如“政治献媚”；没有聪明的善良则是愚蠢，如“东郭先生”。
2013年，我参加甘肃岷县救灾，有孩子觉得雨靴太笨跑不快，就脱掉鞋子打着赤脚玩，有好事者拍了照片，放到网上说孩子没鞋穿，给学校募集了一批运动鞋。后来，学校的老师说，穿上运动鞋的那个秋天，学校里很多孩子都感冒了。为什么呢？一下雨，运动鞋比雨靴容易弄湿，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鞋，自然容易感冒。
真正对留守儿童的关爱，需要对儿童生活细腻的理解，需要关注每一个儿童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认为“他们需要一双鞋”，不管孩子是否需要，只管满足我们内心“善良”的愿望。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关爱留守儿童，而是把留守儿童的“苦难”当做自己心灵的“洗衣机”。归根结底，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爱，而是以“关爱”之名来包装自己的偏执。
孔子讲“因材施教”，就是要以温和的态度、平静的心情、委婉的话语、关切的目光，去帮助每个孩子找到个性特质，协助孩子想办法创造快乐，培养“习惯”和“能力”。关爱留守儿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在践行关爱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也该算一名留守儿童。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随姥姥长大，一会儿在这个姨妈家里小住，一会儿去那个姨妈家里玩耍，晚上在月光下听姥姥讲各种“山海经”的故事。
“来和姥姥一块摘菜，不然晚上没饭吃。”
“别去惹隔壁的狗，它乱叫会把姨父吵醒的。姨父会打你屁股！”
出门逛街，姥姥指着陌生人说：“别乱跑，街上人多，要看不到我，人贩子就把你抱到河南去卖了。”
儿童的成长，渴望的不是知识，而是有人陪伴自己去冒险，去经历风雨。风雨之中，他们需要一个带着他们去发现、去探险，还能化险为夷的大人。儿童成长，重要的不是提高成绩，而是健全的心智。
七年前，我去四川平武探访暑期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时候，就对志愿者们讲：志愿者的支教不是帮助孩子补习功课，提高学习成绩。暑假是玩的时候，志愿者要陪着孩子一起玩耍，在玩耍中带着他们去发现这片山水、这片土地的好，发现生在其中的快乐。
现实中，很多志愿者都希望留守儿童做到“城市的好”，而不在乎孩子们眼中“农村的好”，他们鼓励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大山”。这些志愿者都忽略了，大城市客观上接纳不了那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留守儿童”，而在制度上也存在对“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性安排。
鲜有志愿者思考，他们这样的“鼓励”，让留守儿童在成长中遭受了多大的困扰。以善行事，善却不能行天下，政治宣传与制度设计相互矛盾，让志愿者本身也陷入了“自掘”陷阱的道德困惑之中。
在中国，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从来不缺策划能力，缺的是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何为承受？就是很多志愿者在参与到留守儿童的项目之中后，发现这些留守儿童无法满足志愿者期待的“城市的好”。在农村“好的标准”和在城市“好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很多留守儿童根本不接受甚至反抗志愿者用城市“好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行为。
独立是人之根本，也是志愿服务的根本。服务留守儿童需要志愿者毫无偏见地观察，寻找最符合孩子的视角，然后再展开持续的行动。教育学家杨东平说：“全人教育的第一步是发现人。”发现留守儿童内心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正确的服务导向。
浙江省有一所叫石公田的乡村小学，位于大山深处，只有28个学生，全部是山区的留守儿童，80％来自单亲家庭，这些孩子平均每年能收2000元的捐助物资。历经多年的资助，只要学校有人来访，孩子们就关心今天又发什么，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们已经养成了不劳而获的心理，而缺乏自尊、独立、自强的品格。
自2010年开始，石公田小学在婉拒了外界频繁的物资捐赠后，围绕农村创设了田园课程。陈耀老师说，在陪伴中要锻炼孩子们人际交往的能力，教他们做人的学问和做事的态度，这才是发现儿童，这才是对留守儿童最大的支持。
关爱无处不在，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微笑都是关爱，而不是简单给钱给物。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单纯靠钱、物资和知识可以解决的。很多人认为，只要社会有足够的关爱，有政府出钱，就能救留守儿童于水深火热之中，就能帮留守儿童免于饥饿与性侵。事实上，留守儿童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收入失衡，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有强烈的对城市的倾斜，迫使农民工以离散式家庭模式生存，同时父母、家庭和社区又忽视儿童的权利。
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首先需要在国家层面对社会分配制度、城乡福利差距、户籍和学籍管理制度、高考制度进行调整，设计出一套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社会基本福利制度，而不是无视留守儿童背后“血淋淋”的制度问题，只搞温情脉脉的“爱心工程”。
回想1990年代初期，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国家倾其所有支持沿海城市的外贸加工企业，以至于1980年代依靠“乡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夭折”。为鼓励青年农民外出打工，各级电视台热播“励志名剧”《外来妹》，讲述“打工妹”奋斗变“厂长”的故事。那时候，农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十亿中国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我很亲切，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杨钰莹在《外来妹》中唱到。
基于对父母观察式学习基础上的归属和认知， 农村80后一出生就认为妻离子散、外出打工是农村人成长的唯一路径。他们看到，只有外出流动，才能盖楼，才会有钱娶媳妇、生孩子，但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制度性歧视并因此承担孩子上学贵、看病贵、住房贵等生活压力，迫使他们必须通过“离散式家庭”模式把孩子留在农村，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才能活下来。城市打工赚钱，农村养老抚幼，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生活模式。
尽管亲子分离降低了父母在城市打工生活的成本，但儿童与父母团聚、生活在正常家庭环境的需求，却成为沉默成本，被制度性障碍牺牲了。可笑的是，被迫送孩回乡的农民工，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却被指责为“只生不养”，政府还要出台多种处罚措施。
社会制度让农民工家庭只能“离散生存”，而社会规则却要处罚父母 “只生不养”。这样的冲突带来的是非泯灭、善恶混淆，让关爱留守儿童的人，不知道是在替“只生不养”的父母履责，还是在为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行动。说到底，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让我们的制度陷入了公正匮乏的窘迫之中。
君不见，有女检察官孟粉写文章说，一妇女在城里卖淫一次收费50元，只为供养两个孩子（留守儿童）上学；媒体《路标》则报道，近日落马的河北省委常委张越一伙，拿着国家安全部的文件，胁迫央企贱卖国资，个人获利数百亿元。如果说 “只生不养” 罪不可赦，那这么多年不解决“同工同酬”、“城乡福利平等”的肉食者又该作何处罚？
2016年，我们可以用慈善来弥补福利政策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用温情来掩盖制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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