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暴力制度”若要雷洋的命，谁又能救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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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会有欺骗发生。欺骗是动物界成本最低，使用最广泛，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在人类之中，几乎找不到一句谎话不说的人。很多成年人总是教育孩子不能骗人，可转身自己又谎话连篇。
谎言、欺骗、自欺欺人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具备实施欺骗的能力。一个好的社会，社会公共事件可能是公权力机关获得社会信任的机会；一个坏的社会，社会公共时间绝对是公权力机关自毁城池的开始。
2016年5月7日，雷洋出门去机场接人，而后因为“嫖娼”被抓、跳车、逃脱、心脏病突发司在路上，一个人民大学的硕士，献身环保，年方29的青年才俊，一个未满月的婴儿的父亲。
警方说：接群众举报，在“洗足店”门口蹲点的便衣试图控制“涉嫌嫖娼”的雷洋，他反抗，并试图逃跑，在送往派出所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据媒体采访：有围观者说，那个喊“救命”的年轻人被三个未穿制服的男子将其反手扣在地下，在挣扎之下被弄进一辆“黑色车辆”，十来分钟后，又从 “黑色车辆” 被两个警察“架”到“面包车”上。
在 “黑色车辆”内的十几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警方到现在也没有说明。
要命的是，警方说执法记录仪被雷洋打坏，小区说自己的摄像头也坏了，而昌平警方控制的，耗资若干亿元的天网系统的记录，还没有被警方拿出来“自证清白”。
从客观上讲，昌平警方是目前控制信息最多的一方，他们最有责任和义务来发布完整的信息“以正视听”。而现实是，昌平警方“挤牙膏式”的回应和网络删贴，不但没有达到“控制舆情”的效果，反而在强化民众的质疑。
理论上讲，控制信息的一方是最有权力影响社会大众的认知、判断与决策。但是，昌平警方至今专注于“嫖娼证据链“完善的信息发布，无疑在发酵社会公众因没有足够的信息填充认知需求时，按照自己的主观认知来填补信息的行动。
可以预见，由社会公众想象产生出来的”真相“绝非是信息控制方所需要的，而昌平警方如果继续遮遮掩掩，只会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总之，因为这些碎片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昌平警方和民众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互为不信”的模式之中，“雷洋之死”已经演变为：“警方说什么，民众不相信什么”，“民众说什么，警方反驳什么”的陷入恶性循环。
在中国，警察控制之下的人已经有“睡梦死”、 “躲猫猫死”、 “鞋带自缢死”、 “从床上摔下死”、 “睡姿不对死”、 “洗澡死”、 “做恶梦死”、 “激动死”、 “上厕所死”、 “喝开水死”等千奇百怪的死法。关于“死”，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警方说不出来的。
一个良善的社会，总是在需要不断地通过制度和法律的纠错才能得以实现，而不是靠一块“豆腐大”的蓝色声明，靠“挤牙膏式”的案情披露，以及最后赔一大笔钱了事。
同样，社会的进步也不是靠“受害人”各种不同的“死法”，导致龙颜大怒，硃笔御批：“严禁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就能了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胸怀暴戾之气的警察不少，我也相信有更多的警察是兢兢业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保证警察能够百分之百的不暴力执法，坦然公布事情的原委，才是昌平警方的当务之急。
在动物界，越是凶猛的动物有越强的约束机制，禁止嗜杀同类。而人类，在对同类的残杀方面愈演愈烈，成了动物界的翘楚，直到一战以后，才有了“反人类罪”，明文禁止嗜杀同类。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2002年的5月，《南方周末》刊登了名为《“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报道。2002年5月11日，在湖北黄梅县，早上出门散步，因为“嫖娼”被抓、跳车、压力大死亡的程树良。一个武汉理工大学教授，44岁风华正茂、硕士生导师、九三学社武汉理工大学副主委、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得主。
在《“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报道中，警察与“发廊”乃互为生长：一方面，成片的 “发廊”开门”迎客“无人管；另一方面，警察经常不固定地去现场“抓嫖”，以完成“创收任务”。当然，在 “教授嫖娼致死案”中，有警察说：“制定目标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但实际程树良教授可能是因为陷入“抓嫖生财”的圈套，而反抗致死。
一个是29岁的青年才俊，机场接人，嫖娼“死”；一个是44岁的教授，早上散步， 嫖娼“死” 。
程树良和雷洋之死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对警方的抓捕行动有拒绝、有反抗、有求助。这是来自他们所受教育给予的权力意识，但是，当”维权意识“遭遇到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之时，他们对自己权力的保护换来的不是生命的尊严而是生命的丧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存在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潜意识，老子今天有权，能赚钱赚钱，赚不到钱老子起码要耍耍威风，如果遇上“认死理”敢“顶嘴”，老子一定要让你门这些“犯罪份子”受点皮肉之苦。
我接触过很多基层的警察，他们也有自己生活的委屈与惨淡，警察也是人，看见别人赚钱他们也失落，这些社会落差并不是一个“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就是弥补，中国式的“死亡”的背后是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国家暴力”以及执法者的社会心理失衡。
2002年的5月，如果程树良教授不掏出手机说我认识你们县委书记，如果程树良教授在警察到来前不和“举报者”纠缠，他应该不至于丧命故乡。
14年后的5月，如果雷洋唯唯诺诺地被警察抓走，他也许就不会因“身体不适”与妻子、孩子和父母永别，而逃过生死劫难？
这么说吧，2016年5月的雷洋之死和2002年5月的程树良教授之死，从“嫖娼现场”附近有多家发廊，警方都是接到群众举报、事主都是“路过嫖娼”、都是“跳车死”等等，二者的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高度一致，无论昌平检察院如何结论，如果没有让社会信服的”真相“，警察都会被诟病于社会，家属都会心里有仇恨，输的是这个社会。
尺度没把握好，人死了。
玻璃的生命，钢铁的拳头。所有愚蠢的警察都源于短视和狂妄，在一个没有权力约束的制度下，谁敢说自己“出淤泥而不染”？雷洋之死，处理得好，社会进步；处理不好，瓦解的就是警察的职业光环。
当下的社会，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大堤，雨季即将来临，仅仅靠几个人拿着“草包”四处堵水，删帖子、找专家、赔点钱已经不大能解决问题了。
现实是，政府钱没少花，但却谁也不满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真相永远没人信服，所有人为此搞得筋疲力尽怨声载道，眼睁睁地看着大坝一点点溃烂，却没有人想放弃一点自己的傲慢，弯下腰去将“拥堵的水闸”打开。
雷洋被几个便衣在小区里按在地下的时候，雷洋对着旁观者高喊“救命”，旁观者可以阻止了“便衣”带人离开，却不能阻止穿着制服的警察将他塞进“黑色的车辆”。因此，雷洋丢了性命，政府丢了人心。
“暴力的制度”若要雷洋的命，谁又能救得了他呢？
附：《南方周末》之《“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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