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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 | 中国“名校”为什么“牛”?

2016-12-20 周健 有益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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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6年12月20日 (才让多吉)


12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宣布,基于最近的“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从当日起至12月30日,学校将聘请专业心理团队,为学生、教师、家长进行心理辅导。




和几个朋友说起此事,大家都认为是中关村二小12月11日的“声明”把事情搞大了,惹了众怒。但凡正常人都应该明白,二小那种“教书先生带着县太爷口气”的说话方式,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还有辱“名校”的三观。


然而,面对媒体和网络的口诛笔伐,中关村二小仍态度坚决地认为,“把厕所里的垃圾桶”扣到同学头上不是“校园霸凌”,也不认同涉事家长提出的“让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等诉求。


12月10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一位妈妈控诉 #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为题,连续两次转发《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一文。按照普通人的理解,以《人民日报》在中国官方体系中的话语权力,中关村二小恐怕要被调查,甚至被处分了。


然而,事情曝光一周以后,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件事“有可能最后就不了了之”。熊丙奇的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深知后面的常识,并“隐晦”地表达了出来。


对于“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事件,很多“围观群众”也许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折腾出那么大动静,同学之间“扣厕所里的垃圾桶”算不算“校园霸凌”,依然由学校自己说了算。时至今日,受害学生家长和学校还在各执一词,也未见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事件进行评估,给一个起码的“公道”。


其实,以目前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现状,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名校”的管理,基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政府之所以不能依法行政、有效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所绑架,或者说,他们彼此结成了利益联盟。


在中国,很多“名校”校长都牛气冲天,做事情基本是有恃无恐,无人敢拦。这后面,不是“名校”校长本人有多牛,而是“名校”校长后面的学生家长牛;其实也不是学生的家长有多牛,而是家长手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牛。家长不受限制的权力,才是“名校”在这个社会里“一言九鼎”的通行证。“校园霸凌”不可怕,可怕的是“名校”出现“校园霸凌”后,整个社会除了技术性的讨论外,根本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相关职能部门也严重失声。


过去我们讲“母以子贵”,今天名校讲“校以生贵”。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杨东平在其《“牛孩牛校”的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一文中指出:“重点学校的校长都是手眼通天的,其影响力、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地方官。”杨东平的这句话不是开玩笑,我亲耳听到有教育部门的官员讲,自己要想见到“名校”的校长还是很难的,即便是去调研、检查工作,一般人家也不出面,要是觉得“名校”某些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批评之后,收获的一定是反批评。总之,在“名校”的评估中,他看到都是专家组的奴颜媚骨,而鲜有负面评价。


“名校校长比教育局长说话管用”的社会身份错位,是因为名校有条件通过“学生”去操控“家长”手中的权力,继而完成自己的资源组合。这就是政府天天喊“教育公平”、“均衡发展”,而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却越来越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回事,所谓的“名校”招生,一是从各处“掐尖”选学生,二是“补缺”选家长。对于条件相当的学生,名校看重的就不是孩子的能力,而是家长手中的权力。想想看,当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已经堕落到把孩子看着可利用的资源时,你难道还指望他们对教育有情怀,对孩子有感情?即便是他们对某些孩子关爱有加,那也不是对孩子的爱,而是对孩子家长权的“爱”。


工具化是中国教育之祸。在“名校”老师那里,这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孩子,除了是学生,也是为“名校”掠夺社会公共资源的工具。譬如,某校的学生文艺团体想要得到更多到央视表演的机会,有央视权力层的孩子要入学,他们就会开绿灯;再譬如,某校如果正好要申请某个财政支持项目,“名校”就会琢磨学生中谁的父母在财政部门,谁的父母在评估组。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发明了一个词叫“客体使用”,意思就是想如何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工具来用。“客体使用”之下,“名校”那里还有什么教育理想可言,简直就是披着教育的外衣,干着权力掮客的生意。


中国“名校”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触目惊心。不要说中国教育的城乡差距,单在北京海淀区内,一些名校能拥有60%以上的高级教师,一些学校却一个高级教师都没有,教育部三令五申的优秀教师学区内流动,如同废话。


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最核心的就是优秀教师资源的分配不公,这是中国教育的失序和荒唐。教育是公权力和私权力交汇最复杂的领域,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教育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问题会因着各种制度性的约束而得到调整和修正。尽管中国也不乏这样的机制和思路,但在荒唐的“名校”现象之下,这些制度约束成为空转的文件,成为权力拥有者为其子女“寻租教育优势”的手段。


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在这种“名校”一手遮天的教育制度之下,“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事件”原本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校园欺凌案例,总结出一些对约束“校园霸凌”有价值的答案,但是,因为“名校”的存在,整个社会义愤填膺之后,事情不了了之,大家找不到答案,或者找到的答案比较“敏感”。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中关村二小现有教职工120人,其中市级学科带头人5人,区级学科带头人15人,中心级学科带头人18人,中学高级教师2人,小学高级教师66人,教职工中3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77%。为什么一个学校集中那么多优秀教师,海淀区教委却无力或无心把这些优秀教师分散到各个教学力量薄弱的学校?


“名校”说自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纯属谎言。其实,一些“名校”整天都在琢磨如何为权贵服务,如何下嫁到权力怀中撒娇。如果“名校”得到权贵青睐,领导接见的机会多,外出培训的机会多,评定职称倾斜机会多,校外办班收费机会多,企业捐赠机会多,当然,最终是个体分钱的机会更多。


我在西部某地探访乡村学校的时候,一位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师对我说,这次来的教育副局长是他们学校见过的最大的干部,每每想起这情形,我心里就唏嘘不已。


综上所述,所谓“名校”,无非是把一小部分孩子的幸福,建立在对大部分孩子的掠夺之上。“名校”的成就不是校长“牛”,不是老师“牛”,而是明抢暗夺社会教育资源的能力“牛”。他们所有的努力,是在“名校”的光环之下,对义务教育秩序的破坏,毫无教育责任可言,毫无责任可言,毫无爱意可言。


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免试、免费、就近的入学准则,是全世界义务教育阶段的标准。中国大多数“名校”所创造“教育质量”奇迹,其实靠的不单是学校的本事,更多的是通过学生绑架家长,通过家长绑架公权力,通过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为“名校”制定的特殊政策,以破坏义务教育秩序为代价打造出来的。中国式“名校”,“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发展模式,只管自己“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难道是这个社会追求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很多所谓的“名校”,其“教育质量”主要是靠从普通学校“掐好学生的尖”,主要是学生优秀,而不是学校优秀;学生的成绩主要是靠父母花钱报补习班多,而不是“名校”教得如何好。很多中国式“名校”就是打着教育幌子的权力掮客,学生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要名利双收。用教育学者康健教授的话说,“勺子越来越长,炒菜的本事越来越短”。


这样的“名校”,最终会伤害中国的教育和未来。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知识传授,就是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对于成年人而言,我们在孩子面前怎么做人,孩子就会成长成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最终都会映射到孩子身上。今天,如果你还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名校”中的那些“权力掮客”,未来,你的孩子就可能做事无底线。很多中国权贵子女的所作所为,已经为此敲响了警钟。


这是有益才说,实话实说,有假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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