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从《金瓶梅》到如何去幼儿园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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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才说原名“才让多吉”
一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最爱潘金莲，潘金莲最穷，诸事好强。李瓶儿次之，李瓶儿最有钱，诸事隐忍。潘金莲见李瓶儿生儿子以后，西门庆对她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故养一只白狮子猫，终日在房里用红绢裹肉，训练猫扑过去又抓又挠，然后把肉吃掉。潘金莲希望白猫能把瓶儿的儿子吓死，让李瓶儿宠衰，西门庆复亲于己。
一日，李瓶儿给儿子穿上红缎衫儿，安顿在外间炕上玩耍。白狮子猫看见一岁半的婴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动来动去，只当肉食一般，猛然往下一跳，将官哥儿身上抓破，吓得官哥儿“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气，就哭不出声来了。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和李瓶儿的关系一开始非常好。李瓶儿有了儿子，彼此方才交恶，潘金莲从李瓶儿的孩子下手泄愤。
玫瑰花里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做公益这么多年，我见过了太多悲凉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有着人性不可饶恕的缺陷。现在除了儿童遭遇不幸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掉泪。在成人霸权的世界里，儿童作为弱者，在很多时候是在毫无觉察之下被成年人当成无辜的泄愤工具。
二
11月23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门口，聚集了四五十名家长。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幼儿园被扎针、喂药片、裸身罚站等方式被虐待。有人拿出孩子身上被扎针眼的照片，有人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孩子可能还遭到了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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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在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门口控诉
事发当天，朝阳区教委回应说，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区教委工作组已进驻幼儿园，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北京市教委立刻要求全市展开幼儿园隐患大排查，并厉声呵斥“无论是哪个区，那一所幼儿园，都要一查到底”、进一步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坚决防止伤害儿童事件的发生”。教育部晚上说，“责成地方有关部门立即启动调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
11月24日早上，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公司发表声明称，幼儿园监控已提供给警方，涉事教师暂停职，对于个别人士涉嫌诬告、陷害的行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与红黄蓝幼儿园充满外交辞令的声明相比，红黄蓝的领导人史燕曾经充满情怀地说：“选择学前教育的人是伟大的，不是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的人。我们是有爱的，我们应该为自己鼓掌”，“情怀和热爱是必须的。你爱不爱孩子？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
一个人怎么谈情怀是她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生意人不可以谈情怀。红黄蓝公司可以把出问题的老师停职、开除、移交司法机关，但你不能自己直营幼儿园的虐童问题，用对违反师德的人员行为零容忍，绝不姑息，承担责任，绝不推脱这些托词来掩饰和善后。
不知道有“情怀”的史燕想过没有，你用数十亿元的身价支撑起来的“情怀”，靠的是脚底下是成千上万的，一月三、五千块钱工资的幼儿教师。《礼记. 大传》说“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红黄蓝怎么让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幼儿教师和有数十亿身价的史燕有一样的“情怀”我很好奇。
我曾经和朋友聊天，一个人住着千万元的别墅，开着百万元的豪车，怎么能指望小区里一个月拿着一千多块钱工资，每顿吃馒头就白菜炖粉条的保安来保护你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别指望私 下多给一些钱就能解决问题，杭州绿城保姆纵火案告诉我们，怨不均的心理一旦形成，多少钱都难以填满一些人内心的鸿沟。李瓶儿不仅对潘金莲常予钱财，而且对潘金莲她妈潘姥姥也是如此，结果瓶儿的儿子，还是死在了潘金莲的白猫之下。
幼儿教育本来是家庭的责任，当我们用现代社会分工制度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委托给幼儿园的时候，所有的高端家长和史燕们需要明白，这些每月挣三、五钱块钱的幼儿教师，她们在生活中挣扎吃的苦不比你们少，为什么她们却生活得这么差？
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来源于不平等，每个人不论贫富和强弱都有吃好、穿好、喝好、过上好生活的权利。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普遍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依然认为低端人口每月挣三、五千已经该对富人感恩戴德，那么，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就永远不可能消失。
三
我的一位同事，她曾经去过一家红黄蓝幼儿园，做为第一次去参观幼儿园的家长，她没有看到孩子在幼儿园活动的场景。红黄蓝幼儿园所有教室的门窗玻璃都是磨砂的，就不想让你看，红黄蓝说这样做是避免陌生人影响老师对孩子的正常教学。所有家长都默认这是合理的，这位北师大的博士最终没有为孩子选择红黄蓝。
教育是社会和家庭共同的事情，幼儿园的价值是帮助儿童去建立社会交往，透过儿童之间的交往促进家庭与家庭的交往、认同、团结和社会凝聚。教育是社会和家长共同的事情，并不在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红黄蓝的考虑之中，她们按照“信息不对等”的商业逻辑来管理幼儿园，把幼儿圆的教育和家庭、社会隔离开来，以期获得最大的利润。
有媒体称，新天地红黄蓝幼儿园给幼儿扎针、喂药片、裸身罚站等虐童行为长达一年之久，时至今日才被家长发现，真正的问题出在那里？红黄蓝幼儿园自己非常清楚，不清楚的高端家长们也应该从愤怒中走出来把问题想清楚。
从幼儿教育的本质来谈，红黄蓝幼儿园是在制度性地回避“唤醒家长教育潜能”的责任，误导家长把幼儿园选择的标准简单地归结为高收费、硬件好和理念煽情，催眠家长忽视对孩子在幼儿园生活的关注。第一位发现红黄蓝“虐童”的家长，把孩子刚送到这里几十天，如果不是这位家长对自己孩子比别的家长关注得更多，红黄蓝的“虐童”行为还会在朗朗乾坤下继续下去。
不要以为把孩子送进高端幼儿圆就万事大吉，“虐童事件”的频繁发生，不只是幼儿教师的平庸之恶，还有幼儿家长忽视陪伴之责。
四
在中国很多社会恶性事件爆发以后，就有不少人从受害者入手寻求解决方案。譬如，每次以发生“虐童案”，就有不少人站出来教育我们应该让孩子如何学会自保。让弱者去对抗强者保护自己，做起来很有爱心，事实上却违反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的常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是英美习惯法里的概念,，主要是处理侵权法和契约法里的问题。
在英国有这样一个案例，几个工人给马路埋管道，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工人在工地周围拉起了防护线，而且挂出了了“炸药危险, 请勿靠近”、“施工作业, 请勿靠近”等警告标帜。中午吃饭时间，工作离开了工地。 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地用脚去把炸药踢爆了，造成死伤。很明显，防范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给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上课，学会不要去碰炸药。第二种是， 工人去吃饭的时候， 留一个人看守。两相比较，第二种方式的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
由此原则，我们想到更多的例子，出门遛狗，给狗套上嘴套，成本很低，狗没有办法咬伤人； 相对狗不戴嘴套，而去教育所有的人小心恶犬，避免被咬，就显得有些荒唐。针对“最小成本原则”延伸，就可以连结到波斯纳法官的“财富极大”主张。具体到“幼儿园虐童事件”，“财富极大”方红黄蓝幼儿园显然更有能力，能成本更低，效益更大地去建立防范“虐童事件”发生的机制，而不是要求最弱势的儿童自保。关于这个结论，不仅仅在法律伦理上，即便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皆证明了其正确性。
那些从弱者入手寻求解决方案的爱心人士，不要以为爱心满满就可以解决“幼儿园虐童问题”，你们可以沉默，但不能反咬一口说幼儿需要学会喊叫、学会认知隐私部位，学会... ...，这样做会让人觉得你们无知，不知道西方儿童性教育的目的不是防止性侵，而是让孩子认识自我。
五
谈到教育，很多人都喜欢说“教育本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但如果这个灵魂就像咪蒙老师一样，唤醒的不是另一个灵魂，而是权力的免责之恶。“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发生后，咪蒙老师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写了个公号文章要求“第一，呼吁相关机构加大惩罚力度。这些教育机构敢这么嚣张，不就是因为犯罪成本低吗？第二，加强对幼儿园办学资质和幼师从业资质的监管。”
事实上，中国今天幼儿园的问题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政府管得太多。为什么很多家长“一园难求”，教育行政主管部审批太严格。事先审批制度最大的症结是审批者容易权力度让，获得资格者容易胡作非为，出了事情之后彼此容易相互掩盖。如果幼儿园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那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就会从树门槛事先审查变为日常监管，以国家为主体，家庭、社区、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平等参与的幼儿学前教育系统就会建立起来。
幼儿教师也是人，家长也是人，也有人的责任，也有人的感情，如果权力不要无限扩张，过度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如果人人都可以举办幼儿园，伴随而来的社会责任就会从最大限度上去杜绝“虐童事件”的发生，而中国的孩子也会获得幸福平安地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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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益才说，实话实说，有假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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