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慈善组织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孩子还被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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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英国金融时报 FT》2017年12月5日
周健：慈善公益关注平等，应该从“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更多地研究如何从强势一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系列之五
三十年前，有个老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落后地区的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他没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把穷人当问题解决了，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他也没说，要解决贫困问题，要从穷人入手，把穷人教育好了，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他知道，小岗村的农民从贫困到富有，教育的不是农民是官员，改变的不是农民是制度。
不管贫困的人口有多少，解决贫困问题都该从先富起来的人入手。富起来的人有钱、有权、有技术、有资源，他们如果把穷人当成“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他们把游戏规则改得对穷人有利一些，把社会公共福利政策改得对穷人有利一些，穷人深陷贫困的状态就会有根本低改变。这样的慈善公益形态，就是常说的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
“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是从改变贫困的社会环境出发，进行探索性、规范性的项目实践，从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影响。受政治环境、公民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无论是从公共认知、倡导途径还是倡导策略方面看来，往往是消费成分多于公民性社会参与，其中不少项目的内核依然是从改变个体行为入手，很容易落入政府扩权的陷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时代变成了，很多事情开始从人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人，解决不了贫困就解决穷人，解决不了虐童就解决儿童。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放到人的身上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往往是一个生活得极端表面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没有耐心去深究事情后面的真相，大家也都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真相，那样做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处萝卜带出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把解决问题的劲都使在弱者身上，绕着问题核心走，嘴巴上说起来爱心满满，桌子下却暗流涌动，其结果往往是这边按下葫芦那边又起了瓢。
最近几年，在“女童性侵”、“幼儿园虐童”等社会问题上，不少人也是从事件中的弱者儿童入手，寻求解决方案。温州幼师虐童案、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等，这些“虐童事件”一被曝光之后，不少人站出来教育我们应该让孩子如何学会自保；他们开始给妈妈和孩子上“防性侵教程”，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这样的做法翘起大拇指点赞。
“儿童被虐”、“女童性侵”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明明是成年人，过去大家都是万众一心打“流氓”，现在大家连“流氓”都不打了，直接教育女童改如何防止性侵。说实话，这些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让她去防止被性侵，她知道被性侵又能怎样？她能反抗得了么？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说起来爱心满满，做起来热泪盈眶，实事上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没有太多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对公益人的道德绑架，这是“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只懂得大道理，却对世态人心不够理解。实际上，我的观点并非是单纯地从个人道德的传统出发，而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从社会供给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思考。现代慈善公益公益组织的每一个具体行动，都应当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推动整个社会产生最大的善行。
分享一个英国的案例，几个工人给马路埋管道，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工人在工地周围拉起了防护线，而且挂出了了“炸药危险, 请勿靠近”、“施工作业, 请勿靠近”等警告标志。中午吃饭时间，工人离开了工地。 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地用脚去把炸药踢爆了，造成死伤。防范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给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上课，学会不要去碰炸药；第二种是，工人去吃饭的时候， 留一个人看守。两相比较，第二种方式的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
基于这个案例，英美习惯法延伸出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的概念，并成为了今天英美社会的共识。由“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我们可以思考更多慈善公益行动的角度。小区里有人遛狗，推动狗主人给狗套上嘴套，成本很低，狗没有办法咬伤人；相对狗不戴嘴套，而去教育社区居民小心恶犬，避免被咬，就显得有些荒唐。
慈善公益的出发点是关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从更广泛的社会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去研究如何从强势一方、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一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让弱者去对抗强者保护自己，做起来很有爱心，事实上却违反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的常识。
1994年7月，7岁的美国儿童梅根在家门口玩耍，被邻居杰西骗到家中强奸并勒死。杰西之前有两次猥亵儿童罪入狱的前科，刚获释的杰西搬到汉密尔顿镇后，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没有人认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7岁的梅根没有接受过“防性侵教育”，也没有人认为该写联名信请求法院判处杰西死刑。大家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如果邻居都知道杰西有猥亵儿童的案底，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梅根的父母在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在新泽西州发起了修改法律的运动，他们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强制要求罪犯在出狱后向居住地的警察局登记，并将记录公诸于众。
在梅根被害89天之后，新泽西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联邦“梅根法案”，要求全美在互联网上公开刑满释放的性犯罪分子的出生日期、近期照片、身高、体重、住址、驾照号码、驾驶车辆等所有信息，而且留蓄胡须和改变容貌都必须向警察报备。在华盛顿州，如果释放的性罪犯搬迁，警察会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居民罪犯的姓名和住址。如果不想“性侵犯幼童”的罪名背负一生，很简单，别作案。
“梅根法案”所规定的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原则，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普遍认同的原则。2013年4月，英国警方请求中国警方抓捕在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担任英语老师的尼尔•罗宾森。涉嫌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儿童的性犯罪分子罗宾森被引渡回英国后，被判入狱12年，并强制在一份无限期的性犯罪者登记单上签字，他的住址、驾照号码、体貌特征等所有信息都将被放到互联网，提醒大家警觉提防。
针对“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延伸，就可以连结到波斯纳法官的“财富极大”主张。具体到“红黄蓝虐童事件”，“财富极大方”的红黄蓝幼儿园更有责任、更有能力，能成本更低、效益更大地去建立防范“虐童事件”发生的机制，而人们不应要求被暴露在残害环境之下的儿童自保，或是去要求孩子的家长去承担更多的注意成本。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为人父母就不应该去关注自己的孩子么？父母关注儿童的责任，更多是教育角度的责任，家长必须要在陪伴孩子上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这是为了解决教育的问题，而不该和儿童遭遇“虐待”直接做关联。
2017年11月28日，纽约南区法院受理首例中国公民起诉红黄蓝幼儿园及其首席执行官史燕来和另一位高管的集体诉讼案。律师在诉状中指出，红黄蓝儿童受虐事件频发，受害儿童多，潜在的受害儿童更多，儿童在红黄蓝幼儿园都被暴露在可能“被虐待”的环境之下，这是红黄蓝不可逃避的责任。总之，美国律师这次对红黄蓝发起的起诉，不仅仅在法律伦理上，也同样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面，皆证明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从改变强势的一方入手。
红黄蓝“虐童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的行动暴露出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那就是从简单的怜悯心出发，从弱者入手去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向性错误。同时，这也印证了上一篇《消费性慈善，山寨外国项目何其难？》中谈到的问题，“中国慈善公益借鉴国外的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不考虑其产生的社会复杂性，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投射到其中”。
要知道，西方针对儿童性教育的目的不是防止性侵，而是让孩子认识生命，了解自我，不要认为孩子学会认知隐私部位、学会喊叫就可以解决性侵的问题。对此，有性教育专家指出，中国的“反性侵教育”是“单纯的反性侵教育”。“单纯”的反性侵教育，可让孩子从小认为性是羞耻的、罪恶的，增加对性的污名化，甚至导致未来亲密关系中的障碍。
儿童是一个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也寄托着这个社会的未来。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社会的花圈，不是我们表达同情与怜悯的工具。慈善公益组织无论是关注儿童问题，还是关注贫困问题，都不应该从弱者入手，从弱者入手，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清晰的问题越搞越混沌。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为什么反而现在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却越来越少呢？问题的根本是大多的人喜欢直接把钱花到贫困学生的身上，而忽略系统性地去改变中国教育不均衡的局面。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教育是人类成长的马拉松，一切教育项目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帮忙到孩子，帮助孩子很多时候都不是从孩子入手。这样的思维不仅仅适用于教育类公益项目，也是适用于所有的公益项目。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从穷人入手，而是需要从“最小成本原则”出发，进行系统性的思考，系统性地实践，很多时候，公益不是比快，而是比慢，比有效性。
作者介绍：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有十年以上的公益项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和管理经验，是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慈善公益领域的资深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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