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公益组织如何摆脱“打烂仗”？

生活  公益｜一个人和他真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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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英国金融时报 FT》2018年1月17日

周健：中国公益行业急需出现新的“典范”人物和项目，他们能够以尖锐的观点、丰富的想象力来提出有效的问题。

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系列之七

“打烂仗”是四川土话，指一个人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东搞西弄，在社会上瞎混。在中国当下的公益圈，“打烂仗”的组织也不少，哪个领域有钱，就奔着哪个领域去，表面上在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讨生活。

2016年9月，马云在杭州说：“做公益，只要听说你有钱，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来找你要钱的，而骗子也都过来了。”“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人... ... 其实他想赚的是钱，但他说得却像公益一样。”

马云的话说得不错，缺少“典范”的公益圈，在公益项目里搞诈骗和在诈骗项目里搞公益，都大有人在。2017年，一个名为“振兴中华慈善基金会群”的微信群，甚至将诈骗项目上升到了“振兴中华”的高度。他们声称只要缴纳169元会员费，就能得到400万元至600万元不等的“善款”。仅2017年，公安部就侦破了“人人公益”、“鸟巢有慈善活动”、“善心汇”等多起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受骗群众以百万计。

2017年12月，一个叫“同一天生日”的公益营销活动上线，两天筹款255万。就在公益圈叫好声、羡慕声响成一片的时候，有网友发现，网上露脸筹款的366个孩子，要么一个孩子有几个生日，要么一个孩子有几个名字，甚至还有孩子的生日是并不存在的2009年2月29日。

毫无疑问，“同一天生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益营销活动。为了让公众“捐一块钱”看上去不仅姿势漂亮、而且还有价值，他们选择了“一元钱改变TA的命运”作为口号。“价值”有了口号的承载以后，他们又选择了366个小朋友的信息上线，一年365天，365个小朋友有365个生日，加上四年一次闰月2月29日，一共366个小朋友，让每一个看见的人都能找到“同一天生日”的TA。

从追求社会良善的角度看，“同一天生日”这种营销活动既无公益本质的价值，也无促进公益传播的价值，只能算作是一个“拿钱”的噱头，只是它把“拿钱”的噱头演绎得很公益。寻找“同一天生日”的小朋友，让充满好奇心的你怦然心动；告诉你“一元钱改变TA的命运”，让你觉得自己的“一元钱”产生了无限的价值。

“同一天生日”这种公益营销活动，在思想层次上与商人做广告、政客搞宣传，没有多大区别。它的现实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在特定的空间里，用特别能调动情绪的语言、图片——“一元钱”，使人对内容产生信任并打开钱包，而不是去思考，改变困境儿童的命运是不是就差“一元钱”。

事实上，“同一天生日”根本就不希望社会公众去思考这个问题，在社会公众掏钱之前，它甚至都没说清楚花钱的真相是这样：你捐一块钱并不是完全用在和你“同一天生日”的孩子身上，也不是把全部的钱分配给366个孩子，而是按照小学生一月100元、初中生200元的标准，发放给2130名孩子。

今天，不少慈善公益组织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还是停留在否能“拿到钱”的层面上。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怎么关心社会问题，只关心能“拿到钱”的社会问题。

解决社会问题是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公益组织的行动应该建立在对社会问题的假设之上。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评估一个公益项目时，首先评估的是公益项目对社会问题的假设是否正确，然后才应去评估项目的执行力、行动力等操作层面的设计。无论是做公益项目还是做科学研究，假设是行动的前提，没有假设就没有行动、没有研究。假设本身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在《个人的知识》、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说，科学发展靠的是带着正确的问题去研究。公益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公益项目解决社会问题也是要带着正确的问题去行动。

从波拉尼和库恩的观点出发，在“同一天生日”行动之前，必须假设出这些孩子身陷困境的原因在哪里，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办法去改善最有效，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设计营销活动上，如何从社会公众手里“拿钱”。公益不是把钱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外一个账户那么简单。

一个有社会价值的公益项目，必须根据一些启发性的假设才能发现问题。简而言之，公益人必须要去发现正确的、具有尖锐想象力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一个公益项目。通过公益项目去解决社会问题，问题的假设必须精准，用做广告、搞宣传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精准正确的问题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行动的经验和社会“典范”之上。

一个人接触到的“典范”不同，在做一件事情时，假设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解决问题选择的行动路线也不一样。做公益的人认为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少数人，才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从事商业的人则认为，造福多数人的生活，才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同样，在政治领域，更看重民主的人认为保护多数人利益很重要，更看重法治保障的人则认为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很重要。二者都是追求美好生活，但依据的“典范”不同，选择的行动途径就不同。

公益项目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是需要时间来验证，二是在执行过程中要回头看，反省自己对问题的假设并调整自己的行动。所有能成为“典范”的公益项目，都遭遇过最初此路不通、调整再试的过程。一个公益项目调整的时间和次数都是有限的，鲜有捐赠人会无限度地去支持一个不断失败的项目，这就要求公益组织在设计项目的时候，一开始就有相当的准确性。

公益项目是人与人之间的行动，要从问题假设开始就避免错误，首先需要突破的是参与者的认知局限。任何一个公益项目 ，都会受到参与者在生活中的感受、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因素影响。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去30年是公益组织做教育，现在要开始转变为教育组织做公益。过去教育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大多没有感受过“好教育”与“坏教育”有什么不同。观察乡村教育的时候，只能从公益的角度看，把城市教育有的、乡村教育没有的搬过去，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专业性思考得太少。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与“体制教育”不一样的“创新教育”的出现，让大家从生活中看到了教育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于是开始从教育的维度思考如何做项目。

中国公益30年，现在最缺的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典范”项目。前不久，我给一家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负责人介绍完“一校一梦想”后，这位负责人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个思路是从那个国家来的？

山寨国外的项目是在各行各业都发生的事情，很多“山寨”只学到了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很多公益圈的大人物，在提倡“山寨”的时候，也主张要学习国外的“科学方法”。殊不知，一个项目的“科学方法”都是基于这个项目本身的价值观、理念和目标来设计的，一个好项目不单单是靠方法，就像男女之间由爱到恨，问题肯定不是方法，而是爱与不爱。

“方法论”最大的问题是让我们不去关注项目本身的社会基础、价值观、理念和目标。好比一棵树，我们只看到了树冠，而不是去了解树的根和树的土壤。把淮南的桔树，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为了枳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例如，在美国，“冰桶挑战”这个项目有“名人”、“泼冰水”、“渐冻人”、“人人平等”、“100美金”等几个关键的支撑点，而我们只“山寨”其中两个关键点“名人”、“泼冰水”，然后又把“罕见病”、“不限额捐款”等几个无关支撑点扯上去。这些没有经过思考的支撑点，被似是而非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让“冰桶挑战”在中国究竟要干什么变得含混不清。“冰桶挑战”被放错了地方，它的特性也就被误解，我们在中国感受到的“冰桶挑战”事实上和美国的“冰桶挑战”没什么关系了。

换句话说，一个东西本来没有这个特性，我们把它被放错了地方，我们却觉得他有这个特性，英国教育理论家怀海德称之为“错置具体感的谬误”。譬如说扶贫，“经济独立”是脱贫的第一步，但不少人却认为无偿地送“被褥”、“电视”、“房屋”就是使人脱贫。实际上，这是把我们对“经济独立”的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经济独立能保障人的独立精神，但并不促进独立情神，无偿地给予人财物，不是在促进人的独立，而是在培养懒汉，培养人对体制的依赖。

中国公益圈的很多谬误都来自体制内“典范”的谬误。那些“典范”的说法，越来越不解决公益行动中的困境，继而让整个公益圈呈现出“东方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的局面。这不是百花齐放，这是行业即将开始遭遇巨大危机的开始。

中国公益行业要度过当下的危机，急需出现新的“典范”人物和项目，他们能够以尖锐的观点、丰富的想象力来提出有效的问题，引领行业依据新问题来找到发现社会问题的新方向，从新方向中去产生突破体制“典范”的新理论。让“危机”经由新的 “秩序”而得以解决，慈善公益才能从 “不正常的公益”进入“正常公益”的发展阶段，由新理论展开实践后，建立新的“典范”，继而度过当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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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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