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谈《金瓶梅》| 武松拒绝潘金莲与中国人的性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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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谈《金瓶梅》之五
第二回
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
大雪天，嫂叔两人在屋里喝酒。
连筛了三四杯饮过。潘金莲把自己喝剩的半杯酒递给武松。
武松匹手夺过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妇人推了一交。
潘金莲被武松几句话说得满脸通红，口里说道：“我自作耍子，不直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厨下去了。
武松自在房中气忿忿，自己寻思。
两情相悦这件事，潘金莲负责两情，武松负责相悦，相悦的武松一感到害怕，就退缩和逃避，就像看见女人穿得性感就冲动的男人，总说自己是受害者。
武大回家后，潘金莲一双眼哭得红通通对武大说：“争奈武二那厮。我见他大雪里归来，好意安排些酒饭与他吃，他见前后没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便是迎儿眼见，我不赖他。”
武松只不做声，寻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门。
妇人骂道：“贼馄饨虫！有甚难见处？那厮羞了，没脸儿见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来搬行李，不要在这里住。却不道你留他？”
武松一会儿回来了，带了兵士来搬行李。
潘金莲和武松的冲突是下半身想着向前冲，上半身想着往后退，嫂子和叔叔在摸索，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势去拥有对方，才不会被说成是乱伦呢？
武松从武大家搬走有十来天，知县派安排武松出私差。
武松领了任务，又带酒食到武大家。
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再整云鬟，换了些颜色衣服，来到门前迎接武松。
妇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错见了，好几日并不上门，叫奴心里没理会处。今日再喜得叔叔来家。没事坏钞做甚么？”
上楼后，酒至数巡，武松再斟第二盏酒。
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说。我的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云：篱牢犬不入。”
那妇人听了这句话，一点红从耳边起，须臾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骂道：“你这个混沌东西。有甚言语在别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老娘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蚂蚁不敢入屋里来，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休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一块瓦砖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过此杯。”
那妇人一手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去。
潘金莲和武松已经彼此以心相许，潘金莲却对武松说“老娘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蚂蚁不敢入屋里来”，我们有着连床都没有上过的最纯洁的叔嫂关系，你怎么能误会我呢？
在《金瓶梅》中，只要潘金莲和武松相遇，两个人眼中就只有彼此，没有旁人。潘金莲与武松聊天说话，武大都空气般的存在，一言不发。
行走江湖的武松和没有离开过清河县的潘金莲在认知上存在很多差距，情场高手武松如此深爱潘金莲，为何到关键时刻，又不敢越雷池半步呢？
武松和很多中国男人一样，用下半身的需求来思考，用上半身的算计来行动，武松想保持“绿林好汉”的不给人带绿帽子的形象，又想潘金莲三番五次来投怀送抱，自己做什么都是被动无奈的结果。
纵观《金瓶梅》点评者中，鲜有人言及到此，唯绣像本评点者说：“吾正怪其不近人情”。武松不近人情？难道喜欢谁家老婆不是睡了就娶了的西门庆近人情？难道把嫂子王六儿睡了的韩二就近人情？难道与老婆王六儿合谋睡西门庆骗钱的韩道国近人情？
在一个靠人情与人伦维系的社会里，谁有人情味，谁没有人情味？谁讲人伦，谁不讲人伦？谁说了算了？是皇帝恩赐一面贞节牌坊说了算；是老百姓看受了商贾多少恩惠说了算；是圣贤写一篇文章说了算；是神仙、菩萨看你捐了多少门槛、多少香火钱说了算。
武松和潘金莲的悲剧是谁都想洁身自好，谁都又想拥有对方。他俩不能突破人情事故和伦理道德的禁锢，不是他俩在道德上有多高尚，而是武松的社会阶层很尴尬。
范仲淹年轻时曾任江西鄱阳太守，一日无事，便去了娱乐场所。范仲淹与雏妓甄金莲两情相悦，回到衙门里依然思念不已。
范仲淹想叫甄金莲衙门里，父母官召妓又不合伦理，想再跑去青楼约会，又怕别人看见。
于是，范仲淹想了一个主意，邀请来几个文友，假借友人聚会，去青楼把甄金莲请了出来。
范仲淹约会甄金莲是下半身的思考，范仲淹“假借友人聚会，召妓甄金莲”是上半身的行动。范仲淹和武松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用上半身行动”，范仲淹是文人也是官员，自然比是衙役的武松能够调动社会资源，用于规避和左右社会人情与伦理道德的约束。
西门庆是商人也是官人，看到美艳绝伦的潘金莲，“用下半身思考”就是千言万语要和潘金莲去睡大床房。
西门庆比武松有权、有钱，西门庆维系自己的人情关系、伦理关系靠的不是别人是否指指点点，靠的是权力和钞票。所以，武松眼里重如山的人情和伦理，在西门庆这里就是一把碎银子而已。
韩道国和王六儿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看到西门庆有权有钱，“用下半身思考”想要钱，“用上半身行动”的时候，就无所谓社会人情与伦理道德，他们本来就是光脚的，自然不在乎穿鞋的人说什么。
武松、西门庆、韩道国三个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问题，苦就苦在武松自认为是“绿林好汉”，不能给哥哥戴“绿帽子”，却又没有权力、钞票和结拜兄弟帮忙化解。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性需求是被压抑的，武松和潘金莲相爱，他们却得不到实打实的性生活，性需求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所谓的人情事故和伦理道德压抑的就是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中间层。
赵四小姐
不是所有人中国人搞婚外情都是用下半身思考，奔着下半身而去。民国期间的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徐志摩和陆小曼，二者都用“上半身做思考”我们究竟爱不爱，决定相爱之后，以下半身做行动，义无反顾地用生命和青春去爱。
赵一荻，赵四小姐，1928年认识张学良，经过半个世纪的牵手，直到1964年7月，才与张学良正式结婚，证婚人是宋美龄。
1929年3月，赵四小姐坐火车去沈阳找张学良，赵家全家人到火车站送行。
几日后，赵四小姐父亲赵庆华登报声明，“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
赵四小姐去沈阳找张学良，是用上半身思考的结果。当她决定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不仅征得了全家的同意，也想好了对应诸多困难的策略。
“用上半身思考，用下半身行动”的才是真爱，才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去跨越的真爱，武松和潘金莲的千古悲剧，是“用下半身思考，上半身行动”的悲剧。
在《金瓶梅》中，大部分人都用下半身在思考，用上半身在行动。这种思维模式，对社会中层的人来说，就是压抑人性的牢笼；这种思维模式对于有钱、有权、有文化的人来说，就是践踏社会规则的天堂；这种思维模式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利器。
虽说潘金莲与武松已经离我们远去，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也难逃滚滚红尘，只是那纵有千种风情的女人还是生生不息，生活中到处也都是秋风中多情的男人。
大家如果不想要被压抑的性生活，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丰富多彩感情世界和性生活需要的不是性工具，而是正确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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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益才说，实话实说，有假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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