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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 | 如果朱元璋控制百度会怎么样?

周健 周健野谈 2018-11-17

人性周报 · 社会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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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与民意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的古训。两千年来,这种说法忽悠了很多宽厚之人,项羽之于刘邦,关羽之于曹操,张士诚之于朱元璋。前者得民心,后者得天下;前者掉脑袋,后者成大事。

朱元璋懂这个道理,他知道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得民心首先要控制民意,控制民意就要随时随地盯老百姓在干什么,就要“检括”老白姓的隐私,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乱臣贼子图谋不轨道之心。

前几天,百度总裁李彦宏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说“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加开放,相对来说也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是时光倒流八百年,李彦宏的这番话一定会被朱元璋大加赏识,弄不好就加官晋爵把高见贤的位置顶掉,官至锦衣卫总头目。

监听民意,探听隐私,压制民心,在中国历史悠久。汉代有“诏狱”和“大谁何”,三国时期有“校事”,大唐盛世有“丽竟门”和“不良人”,五代时期有“侍卫司狱”,宋朝“诏狱”和“内军巡院”等。

大明王朝一成立,朱元璋就派安排一些检校、佥事“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奉闻”,其中功劳卓著的有杨宪、夏煜、高见贤等;在京城以外,朱元璋安排乞丐、和尚、道士、妓女等三教九流,来监视老百姓的舆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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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胡萝卜+大棒

校书翰林钱宰奉命编撰《孟子节文》,一天他下班回家,饭后作诗一首“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你昨天写的诗不错,只是朕从来没有”嫌“你来迟了,是你自己多心了,不如改成“忧”更合适。

钱宰听罢朱元璋的一番话,大惊失色,吓得赶紧磕头谢罪。

朱元璋对这样的效果非常满意,他表扬高见贤、杨宪这些特务头子“执法不阿”,并得对人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成立锦衣卫,专门打探社会公众的隐私。明朝后期,锦衣卫编制多达十几万人。不过,打探隐私也是个技术活儿,技术不行,十几万锦衣卫又能怎样?无非是盯梢、翻墙、扒窗户,想起来吓人,实则效率极低。

表面傲慢,内心虚弱是中国式权力的特点。朱元璋让百姓对他充满恐惧,其实,他对百姓也充满恐惧。

朱元璋喜欢劫持老百姓的私生活来消减恐惧,假如朱元璋要控制着百度,控制着社交媒体,控制着大数据分析,控制着一群会做心理分析的儒生和会设计互动游戏的匠人,一切真的就会如李彦宏所言,很多事情就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了,明朝也不用养十几万锦衣卫去盯梢、翻墙、爬窗户,直接坐在紫禁城里就能以数据治百姓,以军队保太平,朱家王朝战无不胜,万岁万岁万万岁。

乔治·奥威尔在《1984》说,一个人要敢反抗,给捉去弄死;一个人想什么给什么,就会自甘为奴。这种发酸的满足,往往比囚禁更有杀伤力。

洪武二年(1279年)夏,朝廷修纂《元史》,朱元璋为犒劳负责编纂的知识分子,让几个太监送梨浆去天界寺。

第二天,修史儒生王祎私下里对宋濂说:“皇上昨日赐的梨浆,真是解渴消暑的美味,我们每天在寺庙里撰《元史》,就像坐监狱一样,要是每天都有梨浆喝,该多好啊!”

朱元璋很快就知道了两个人的对话,又让太监送了好多次梨浆去天界寺。

假如朱元璋要控制着百度,控制着社交媒体,控制着大数据分析,他一定会经常在网上放出一些性格测试小软件和游戏让大家玩。比如,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男人和女人喜欢喝梨浆还是酸梅汤等等。

如此这般之后,再将这些老百姓测试性格、玩游戏的所有信息打包,雇佣剑桥分析公司搞搞分析,看看大家都想吃啥玩啥。

剑桥分析公司对这些玩游戏的达官贵人,商贩匠人进行分类,再观察他们的兴趣、爱好、政治倾向等等,总结出一套算法和模型。喜欢朱元璋的百姓,给他们多发心灵鸡汤,让他们觉得汉唐盛世也不过如此,内心幸福满满;不喜欢朱元璋的,给他们多发一次歌颂颂德的文章,让他们反省自己,过去错怪了皇帝。

这时候,朱元璋也不用安排儒生编撰《孟子节文》,费尽心思把孟子的“民心以得天下,失民心以失天”这些内容修修补补。有大数据的支撑,朱元璋就只需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论调发给自己拥趸,而那些有不满倾向的人,看都看不到这些内容,每天只能读点三纲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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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怎么变成了生产力


          恐怖是专制的常态

对于元朝的短命,朱元璋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他认为,蒙古人统治中国太宽松了,老百姓不怕官员,官员不怕大臣,大臣不怕皇帝,这是不对的,必须用酷刑。百姓不能过得太舒服了,饱暖思淫欲,多难才能兴邦。

普天之下,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该听皇帝的话,不听皇帝的话,国家就会陷于战乱,就会失去安定团结,就会让老百姓小命朝夕不保,死无葬身之地。

大明朝的很多民心都是他用枪杆子换来的。朱元璋治国,后人诟病其杀人太多。如果朱元璋控制了百度、控制了社交媒体、控制了《大明昭告》,他就不用背那么多血债。他只需要透过算法和模型,往个人的手机里分发《大诰》(明朝的刑法)之下判决的各种跪钉板、跪火砖、杀头、剐人的故事,就能把西门庆之流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生后在“信息茧房”里的人,那里还会有什么新想法。

明朝的《大诰》中,很多的处罚都是关于私生活的,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乱穿衣服的,处死,乱穿靴子的,处死;小孩乱剃头的,阉割。老百姓外出谋生,如邻居不知他的去向,也不告发的,一律充军。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这样社会就纯洁了,事实上是你的心灵被扭曲了,这个社会变虚伪了。

明朝社会有多虚伪呢?看看《金瓶梅》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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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为何吊客多?中国人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Facebook能左右美国的总统选举,能左右美国的民心?就如同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百度、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左右一样。

在美国,Facebook首页的“信息流”已经成为了美国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Facebook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60%以上的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Facebook只要根据大数据把传播信心控制好,就可以让美国人有一天甘愿为奴。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老师说过,“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最大的危机是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是片面的,就像我们观察一个女人好不好,不是看她的追求者多不多,不是看她睡过的男人多不多一样。用多数人的选票,去控制少数人的权力才是民主的重要形式。

互联网带来的问题是,当朱元璋控制了百度,控制了社交媒体、控制了《大明昭告》以后,就在彻底在隐私上了解大明百姓,在精神上控制大明百姓,大明百姓的信息来源已经被过滤。这时朱元璋无论用什么样的民主制度,都是拿着民心自娱自乐而已。

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预言“崭新的创造财富系统完全依赖于快速的通讯、数据、思想、符号以及符号系统的传播”。商业活动、政治活动,就像戏剧一样,有策划、有剧本、有主角、有反面人物和入日剧增的明星。像唐纳德·特朗普这种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经过文人的吹捧,正在成为实力派人物的象征,或者会被安排提名为美国总统。

得百度者得隐私,得隐私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长此以往,无论是朱元璋控制百度,还是李彥宏说我们对隐私不敏感,如果我们没有声音,中国人都会成为裸奔的人民。

互联网侵犯隐私权,西方人已经讨论了二十多年啦。比如,现在满大街的天网系统,西方人就很敏感,一方面担心暴露自己的隐私;一方面也希望科技能促进社会的安全。互联网隐私问题,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找到一种制衡的办法,把使用网络隐私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尊重隐私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

手机是我的手机,不能因为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你就随便拿过去。


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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