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防疫之战，为什么要老百姓呆家里
结果人性周报 · 社会杂谈
这篇稿子从大年三十写到了现在，删除一个成语疫情汹涌，这期间我必须停下来做点什么，最终是在新浪微博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守护者后盾行动”，项目只是想给现在奋斗在防疫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份后续的保障，做人不能人走茶凉，热点过去了，他们的快乐与痛苦就没有人搭理了。
断断续续地写作，就像难产一样，不好受。还是要感谢基金会的王海平秘书长和杨乐书记，以及其它小伙伴的努力，让我在这么紧张的状态中，还能断断续续地抽出时间来，特别感谢。
——周健
删了一堆数据
控制人传人的瘟疫，戴口罩、隔离人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速度最快的办法。在华北的农村，很多村庄设置各种路障，画地为牢，阻止任何外来人员进入村落，这一切的做法都来源于百年前的清朝，东北爆发鼠疫后，华北农村野蛮粗暴直接的隔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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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农村某地，即便家里出现删除一段文字 。。。。。有段子说，四川的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老年人劝年轻人穿秋裤防感冒，年轻人劝老人戴口罩防病毒。”
1910年的鼠疫从哪里来？
1910年10月底，东北爆发大规模的鼠疫，从满洲里开始，最远波及到了河北、山东，107天的时间，死亡超过6万人。
世界上的瘟疫大多是野生动物传染过来的。非洲人注射猴血壮阳，绿猴把艾滋病传染给人类。中国人吃蝙蝠肉，蝙蝠把SARS传给人类。删除一句话。1910年的东北鼠疫，也是华工捕食旱獭染上了鼠疫。
20世纪初，中国人把旱獭皮做成高仿貂皮卖到欧洲，仅1910年，满洲里就出口旱獭皮250万张。有钱能使鬼推磨，流浪到东北的山东、直隶两省的灾民纷纷加入捕捉旱獭的行列。《盛京时报》记载“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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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具有自我淘汰机制，旱獭染上鼠疫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患病的旱獭失明、失声、行动迟缓，有经验的猎人都不碰染病的旱獭。山东、直隶的流民不懂这些，反而觉着这样的旱獭好抓，剥了皮还吃旱獭肉，一下吃死了6万中国人。
病从口入，所以，每一次瘟疫，防疫部门都会首先关闭现杀、现宰的综合市场。病毒往往是寄宿在动物身上，人吃有病的动物，不仅把好人变成病人，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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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越发达病毒传播越快
1910年10月，在俄罗斯大乌拉车站附近有7名华工一夜暴死。精明的俄罗斯老板，立刻将剩余华工驱逐，把棚屋及屋内的衣物、行李全部烧毁。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载，1910年10月25日，其中两名华工回到了满洲里，一夜间全身发紫，死在小旅馆里。同住一个旅馆的房东和其它客人，也相继发烧、咳嗽、咳血、死亡。
紧接着，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沿线城市，连续出现回国华工暴死的疫情。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回到哈尔滨。这两人很快暴死在一家钻井工具商店，还传染了同住的其他4人。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从俄罗斯回国的华工都要在哈尔滨停留，然后南下大连从山海关回到华北。
当华工乘火车返乡的时候，鼠疫沿着中东铁路线，1个人传5个人，5个人传25个人，25人传125人，125人传623人，用星火燎原的方式，迅速地将鼠疫在东北蔓延开来，一直穿过山海关，甚至传到山东、河北，哈尔滨则沦为了这次鼠疫传播的重灾区。
铁路让人群移动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增加，瘟疫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这是超出当时所有人经验范围以外的新情况，东三省总督锡良说：“疫情发展，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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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造成鼠疫横行
1910年12月下旬，“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手持一台贝克显微镜来到哈尔滨。伍连德是不会说汉语的华裔，17岁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就读剑桥大学，190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先生（1879—1960）
11月初，哈尔滨傅家甸每天只是1-2人感染鼠疫；12月中旬每天增加到4～10人；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就像前两天的武汉一样，感染人数大量增加，原有的检疫人员根本忙不过来。防疫机构开始雇佣没有防疫经验的临时工来判断病人是否需要送到隔离营。后来，这些临时工也被感染了。虽然临时工被要求穿防护服戴口罩，但他们觉得无所谓，口罩挂在脖子上都不戴。
哈尔滨“鼠疫防疫战”非常混乱，很大程度是地方上官老爷对于现代检疫、防疫知识一无所知。负责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官员是举人出生的传统文人，说话带口音，一点外语都听不懂。
伍连德说：“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删除了两段
发明纱布口罩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时候，政府连这场死人无数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病都没有弄清楚。日本著名鼠疫专家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到哈尔滨调查瘟疫。他先在哈尔滨雇人捉老鼠，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也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
伍连德知道，找到病毒才能抑制传播，寻找病毒最直接的办法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人对现代西医一无所知，伍连德担忧 ，如果要解剖死者尸体，很可能会引发民变，破坏社会稳定。
好人总是运气不错，伍连德第三天就找到了一具死于瘟疫的日本女人的尸体。他从商会借了一房民间当着实验室解剖尸体。在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鼠疫。
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窟，居民大多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他们的房子冬天都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人患鼠疫，全家被感染。当地医生据此认为，这次瘟疫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唾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炎而不是鼠疫。
鼠疫主要是通过鼠类动物和跳蚤传播到人。根据解剖的结果，伍连德大胆指出，在哈尔滨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飞沫传染，并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确定哈尔滨传播的瘟疫为“肺鼠疫”之后，伍连德马上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立即向北京的皇帝汇报自己的判断，提出控制铁路、公路交通，防止瘟疫蔓延；在傅家甸建立隔离区；向全国招募医生支援哈尔滨等防疫措施。
第二，伍连德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设计一块简单便宜的隔离病毒口罩，供医务人员和市民使用。这就是后来被全世界推崇的“伍氏口罩”。
尊重科学，尊重事实，敢于创新，才能做到办法总比困难多。
法国医生死了，老百姓才戴口罩
除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外，在哈尔滨几乎没有人相信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
伍连德去中东铁路医院探访。医院主治医师是俄国人哈夫金，哈夫金的叔叔是著名的鼠疫专家。伍连德看到，中东铁路医院传染病房没有隔离区，医生护士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哈夫金认为鼠疫是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
北京相信伍连德的判断，在全国征集志愿者医生和护士到东北。法国医生梅斯尼是第一个到哈尔滨的志愿者。1908年，梅斯尼医生在唐山成功控制了小规模鼠疫，他对伍连德的“肺鼠疫”嗤之以鼻，甚至建议官方由自己来取代伍连德。
1月5日，梅斯尼前往医院，没有戴口罩给4名传染者看病。6天后，梅斯尼医生暴死俄国饭店，离他不戴口罩给病人看诊仅6天。
梅斯尼之死令人震惊，哈尔滨人开始重视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同时也乖乖地戴上了“伍氏口罩”。
很多历史的进步，都一些人用生命换来的，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血的代价和血的教训，才会触动人的改变，人变了，一切才会发生变化。
用隔离控制病毒传播
1911年的1月，全国各地支援的志愿者医生陆续到达哈尔滨，伍连德和他们一起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
伍连德从长春调来1160名士兵，负责傅家甸内的交通管制。他将傅家甸分为白、红、黄、蓝4个控制区，每个区的居民只能在本区活动，且要佩戴本区的颜色证章。
各区每天派出几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医院隔离治疗，并对住所用生硫磺和石灰粉消毒。伍连德将隔离的病人分为确诊、轻微、疑似和预防四类分开隔离治疗，避免病人交叉感染。
建立“疑似病房”隔离观察，“疑似病例”连续五天正常就可以结束隔离，这些都是伍连德的首创。
病人隔离起来后，医院没那么多床位怎么办？
1910年的大清帝国摇摇欲坠，没有财力新建一座防疫医院。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用了120节“闷罐车”用作临时隔离营地，收容鼠疫患者家属、接触者以及疑似病例。
哈尔滨的疫情控制住了以后，伍连德立刻控制了整个东北的交通运输。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量聚集在哈尔滨的华工、商贩正千方百计回乡过年。如果不控制住这些人的流动，瘟疫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经过北京的交涉，日本人的南满铁路1月14日停驶，俄国人的东清铁路1月19日停票，东北的交通被控制住了。1月13日，清政府山海关设立检疫所，所有南下旅客都要停留观察5天。1月15日，加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将京津铁路停运。
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伍连德将把整个东北封闭了。
对现代医学缺乏常识的普通民众也是防疫的阻力之一，封闭山海关的第二天，一辆载有478名劳工的火车因为发现车上有两个死于鼠疫的病人被隔离，1月23日，100多名劳工暴动，从隔离营逃跑，又造成了一周后奉天死亡人数突然暴增。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迅速在哈尔滨俄人区、黑龙江、奉天、长春建立起来，新的防疫机制建立后，死亡人数短暂飙升到200人以上之后，就开始逐步下降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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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病毒的所有来源
1910年，哈尔滨鼠疫爆发正值隆冬，土地冻得像铁块一样，不要说挖坟坑，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在哈尔滨北部的坟场，雪地上数千具棺木和尸体乱七八糟的扔着，蔓延一里多地。有些人还没断气就被扔出来，尸体还保持着坐姿。如果有老鼠或野狗来啃食了这些尸体，这就是个巨大的病毒源，一切隔离防疫措施都会土崩瓦解。
处理尸体最快的办法是火葬，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敢触碰的伦理底线。伍连德首先带领本地官员和乡绅去坟场观看，说服他们同意集中火葬。伍连德又给清朝皇帝上书，哈尔滨的商绅联名向总督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宣统皇帝降旨执行火葬。大年初二一早，伍连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2200多具尸体分成22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在这之前，伍连德指示防疫部下发传单，鼓励居民燃放烟花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知道，爆竹里的硫磺有消毒的功效，他希望爆竹能杀死一些弥漫在空气中的病毒。
总之过了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1月20日，所有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实现了零死亡。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但和鼠疫爆发的时候，外国医学界与媒体的估测，整整减少了一半。
《远东报》评论伍连德说：“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继续删除
谋事在天，成事在人
瘟疫的防疫战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学模型，疫情刚开始时，审查你大爷，审查你大爷，删除几十个字；疫情爆发以后，个体理性很容易考虑个体利益最大化，给整体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伍连德种种措施不但难以奏效，甚至都落实不下去。抛开清朝的体制来看，有两个人对伍连德的支持在“鼠疫之战”中功不可没。
第一位是外交部的施肇基。施肇基同意伍连德与北京互发英文电报交流，极大地提高了沟通效率。其次，在收到伍连德“集中焚尸”的奏请之后，施肇基连夜去摄政王府，呈请准奏。
第二位是东三省总督锡良。他坚定地支持伍连德的行动，驳回了法国医生梅斯尼对伍连德的质疑，他聘请私交甚好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作为总顾问，支持伍连德的防疫工作。
其次，锡良非常重视信息透明，要求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中东铁路各州县，每天用电报汇报疫情，不得隐瞒。
第三，他对所有参战鼠疫防治的人员，给予特别奖励。医生殉职抚恤银1万两，学生殉职抚恤银5000两等等。清朝一品大员年俸是180两，相当于给殉职的医生按一品大员标准发放了55年的工资。
医护人员永远是冲锋在防疫第一线，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汗水，甚至是生命。长春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职。
除此之外，还有26岁的苏格兰医生嘉克森、法国医生梅斯尼。在面对疾病时，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
嘉克森去世后，专程赶到中国认领骨灰的亲属将清政府发给的1万元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修建奉天医科大学。
因为伍连德“肺鼠疫”理论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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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
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 | CC讲坛《梦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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