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含泪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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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是我自己把狗害死的，是我自己把它从许阿三的床底下叫出来的，它被他们勒死了。”

这是余华讲人类欺负一个傻子并杀了傻子的狗的故事。杀狗的人类认为傻子是异类，傻子的狗就更是异类，异类是人类可以随便施加暴力并杀来吃肉的。

杀人是犯罪，但杀狗是防疫防病。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春光明媚的大地上发生。比如，2003年五一期间，我从北京去达赉诺尔湖，在内蒙和河北交界的太仆寺旗。

一个端着枪的民兵对我说：“北京的车，退回去... ....”

我相信，不少看到这些场景的人，都会露出肯定的笑容，但这对被笑的一方来说却是悲哀。这就是果戈里老师说的“含泪的微笑”，把自己的微笑建立在别人悲哀之上。

卡夫卡在《变形记》里讲，一个推销员变成甲壳虫以后，他的亲爹亲妈亲妹妹和同事是如何嫌弃他的，人性的恶毒与自私，不是被上帝看透，而是被甲壳虫弄懂，这是对人类最绝妙的讽刺。

人类的自私与残忍经常在对待异类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罗马教廷把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首先说他是异类；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首先说犹太人是猪。人类经常在真实的杀戮之前，首先要给对方扣上一口锅。这就是红卫兵要把校长卞仲耘打死前，先把反革命的锅给她扣上，红卫兵再打死反革命卞仲耘，就成了“好人打坏人活该”。

这样的逻辑，同样被应用在2003年的非典中的北京人身上，一切带着北京标志的东西都要背上携带“非典病毒”的锅。

虽然，有上面有要求“非典期间不得断路，阻止交通... ...”，但我们开车去内蒙、去河北依然会遭遇到各种歧视，各种不让通行和禁止入内，以及从北京回到外地，被强行封门，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些有悖法律的事情。

当时，根本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事情，一是这些事情每个地方都在做，不值得关注；二是即便关注，他们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如果遇上“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这些恐吓式的标语，他们还会说一句“最硬核社区防疫”，并鼓励全民皆兵“打赢非典防疫战”。

他们从不去思考，全民皆兵的背后，是多少人的生命被歧视，多少人的权利被侵犯。“捉坏人”是国人热衷已久的社会活动，有了“打赢非典防疫战”这句话，“全民皆兵”就成了全国人民都可以抓北京人，北京农村人民都可以抓城里人，男女老少都可以抓不戴口罩的人。“全民皆兵”就是把“防疫非典”搞成“好人抓坏人”的狂欢，就是法律放两旁，防疫摆中间。

简而言之，“全民皆兵”就每个人为了自己免于恐惧，可以打着公共安全的幌子，把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和堂而皇之，这是国人的聪明之处，也是国人的虚伪、卑劣和自私之处。

只要你不戴口罩，人人都可以施加暴力

这视频我是在网上看到的，视频的下面的评论统一是“这个不戴口罩的*逼”，这的谩骂很统一很整齐很有某国特色。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在大幅提高，不想一场瘟疫，就把不少人打回了，衣冠楚楚尚在，礼义廉耻全丢的原形。

在我看来，这两个保安，对待姑娘的手段不仅暴力也很愚蠢。如果姑娘不是病人，你没有必要这么暴力；如果姑娘是病人，你直接去抓人家的红酥手，啥病毒都传染给你了。

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这些在疫情期间都是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在这些无事的悲剧中，我躺在床上看鲁迅的《野草》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象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力的狗！”“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