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芬医生，这个社会的病人
人性周报 · 社会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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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医生和爱尔眼科的纠纷有两个核心议题，一个是利益驱使的过度医疗；一个是缺乏信任的医患关系。前者是事情的起因，后者是事情被放大的关键。
“烧伤超人阿宝”作为意见领袖并没有对核心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对艾芬医生进行人身攻击。“烧伤超人阿宝”甚至不是在为爱尔眼科医院辩护，而是在对艾芬医生发起“网络暴力”。因为在这场争执中，不仅仅很多患者站在艾芬医生一边，甚至很多爱尔眼科的员工也站在了艾芬医生一边。
因为2020年的疫情，我和艾芬医生成为了朋友。
昨天，有人告诉我，艾芬医生被一个叫“烧伤超人阿宝”的公众号“网暴”了。
让人遗憾的是，这六篇文章并没有从专业角度来讨论“医患纠纷”困境和解决之道，而是对艾芬进行了人身攻击，把艾芬说得像一个不讲行业生态，在武汉防疫中投机取巧，吃李文亮人血馒头的专业“医闹”。
该公众号连续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作者的名义，发了六篇艾芬与爱尔眼科医院医疗纠纷有关的推文。
我怕艾芬医生撑不住，决定说说这件事情。
2020年10月，艾芬去武汉爱尔医院治疗眼疾，把自己的眼睛弄得一只大一只小，并且右眼近乎失明，我作为朋友看到后也很难受。
对于艾芬和爱尔眼科医院“杠”上这件事情，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无论是在武汉见面还是在电话中，我都建议艾芬放弃了，接受赔偿，不要为这件事情被人说成“医闹”，把自己的人生毁了。
不正常的医生多了，正常的医生就容易变成了“医闹”。
武汉疫情，那么多医生看到了检查报告，只有艾芬没有走“正规途径”，还把它圈出来发到群里在“网上到处说”。在我眼里，艾芬医生是这个社会的病人，而且病得比较固执。
医生也是人，是人就会生病，看病就可能会有医疗纠纷，这是必然的事情。艾芬依靠自己专业的知识，发现了爱尔医院很多普通病患不能发现的问题。按照常理，艾芬可以选择和解，拿到高过普通患者无数倍的赔偿，但她选择了“在网上闹”，需要爱尔眼科医院给一个真相。
爱尔眼科医院也并不是不讲道理，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暗示或明示艾芬，可以给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赔偿。但艾芬不要赔偿，而是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相，所以，在一些人眼里，如果不把艾芬定义为“医闹”，岂不是其它遭遇“医疗事故”的医生都有问题，都是“为小利而失大节”。
我讲述这些故事，并不是要大家把艾芬看成圣洁无瑕的斗士，从“发哨子”到和爱尔眼科医院“杠”上，艾芬所做的一切不是斗士，而更像是一个医生在完成自我的心灵救赎。
2020年，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的“守护者后盾行动”对在“武汉抗疫”中有特别贡献的人员一次给予10万元的支持，李文亮生前接受了这笔资助，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团队也接受过这个资助，但是艾芬拒绝了。
后来，艾芬又主动接受了资助。收到资助的当天，她把这笔钱“定向捐赠”出来，买了很多“抗疫物资”，千辛万苦地运到了美国加州，捐赠给了当地的华侨。艾芬说：“武汉抗疫”的时候，他们给医院捐赠了很多物资，今天我要捐回去。
在“阿宝六篇”中，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韩忠说：“我们后来提出，您自己找全球任何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都行，我们支付鉴定费用，她还是不同意。那你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把图P成艾芬女士想要的样子来满足她的要求啊。”
看到这段以人性冷淡的语气说的话，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吃惊，艾芬怎么不讲道理呢？事实上，艾芬的诉求是爱尔眼科医院拿出来的照片根本不是艾芬术前的照片，和“P图”没有半毛钱关系。
简而言之，有人拿出一张鹿的照片说这是马，马的主人说这不是马。拿照片的人说，你在全球找鉴定机构，这张照片肯定没有“P”过。爱尔眼科医院这段“指鹿为马”的采访文字，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想证明艾芬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病人。
艾芬医生之所以暂时不愿意走“医疗事故鉴定”的路，就是因为爱尔眼科医院不愿意拿出还原事情经过的照片和手术视频。做“医疗事故鉴定”是需要证据的，如果证据都不真实，出来的“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就没有意义。拿不出“医疗事故报告”的艾芬，就像当年那个拿不出“职业病鉴定”报告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一样，除了以悲壮的“开胸验肺”来揭穿谎言之外，实在是无路可走。
我早就劝过艾芬医生，以爱尔眼科医院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关系，你就和解了吧。你为了追求真相这么“闹”，最后输掉的是你自己。同样的事情，反反复复地“闹”，虽然追求真相的记者有很多，但媒体本身的兴趣会降低，社会公众的关注会转移，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事实上，对于艾芬和爱尔眼科医院的事情现在媒体关注的确少了。同时，爱尔眼科医院以及当地卫生主管部门也一直在托各种关系，开出各种价码来解决这个事情。只是，艾芬却一直在坚持，她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坎。
在“阿宝六篇”中，《艾芬爱尔事件真相之四：事情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的作者说，艾芬医生是“抓住机会给自己贴上了抗疫英雄光环”，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在任何大的社会公共事件或灾难中，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做。就像我在救灾一线的时候，有人就抱怨我不写一篇文章，而别人一天就能发几十条微博。
艾芬医生在“武汉防疫”的关键时候，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讲的那样，“大家都想着多一点时间，多一次坚持，就能多救一个病人”。她忙着救人，什么都没有说。艾芬医生出名，是疫情趋缓后接受《人物》杂志的专访。
显然，艾芬医生和她带领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是正儿八经地在“武汉抗疫”期间，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救治病人之中的医生，不是媒体的吹捧，而是真正的“抗疫英雄”。
在我和艾芬的接触中，艾芬在“武汉抗疫”趋缓后，并不是忙着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积极帮助在“武汉抗疫”殉职的医护人员家属，包括李文亮医生、梅仲明主任、朱和平主任的家属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梅仲明主任的妻子是武汉某中学的老师，梅仲明主任的儿子在国外生活，他告诉我们和妈妈商量后，决定不申请“守护者后盾行动”的“特别抚恤”，让项目组把钱留给更需要的殉职人员家庭。
2020年1月，胡卫锋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在与新冠病毒长达四个月抗争中，胡医生没有挺过来，2020年6月2日，他走了。“守护者后盾行动”对胡卫锋医生家属的特别抚恤、对两个孩子到大学毕业的教育支持、对父母终身赡养支持，艾芬都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
2021年，我从湖北巴东去武汉，艾芬还约着我和胡卫锋医生的遗孀一起吃饭。艾芬说，对于这些殉职人员的家属，除了给他们钱，更重要的是要给家属心理上的支持。很多人说，你经常接触情绪低落的人，自己情绪也会低落、会抑郁，艾芬这么做不是有病吗？
别说艾芬医生是一个四千多人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放着自己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去和爱尔眼科医院过不去，去为那些缺少医疗专业知识的患者发言，替他们辩护，替他们维权。放着几百万上千万的赔偿不要，非要去追求公正，说一些真相，给普通治疗事故受害者连线直播伸冤，在一些人眼里，的确是个“骨灰级”的“医闹”。
一个专业的医生之所以能成为“骨灰级的医闹”，不是她对医疗行业了解得太多，而是普通人对医疗行业了解得太少。巨大的信息不对等和专业门槛，让很多看似完美流畅的社会救济手段，在现实生活中不小心就成为一个“坑”。这些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懂，却有不少人装着不懂。
艾芬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医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自己的担忧。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我和艾芬一样是一个敢说的人，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那就是不接受外媒采访，以“保证”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了解这个社会的人都知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时候，如果接受外媒采访意味着什么。
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即便是我们如此谨小慎微，依然有些言论会被外媒小报“断章取义”拿出来炒作。关于这一点，国内做媒体或自媒体的也好，做记者或写作者的也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如果披着“爱国主义”的光环，拿这一点来乐呵呵地说艾芬和境外媒体勾结，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实在就是有些不要脸了。
在中国，一个人稍微有点名气，就容易把自己“架起来”，就容易落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陷阱，只要自己的利益能最大化，就假装一切都要以秩序井然为要，假装一切正义都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一旦有人说出真话，捅破窗户纸，抱歉，你不能呆在这个圈里了，你站在了医生的对立面，你是“医闹”。
我写这些文字不是为了支持艾芬，也不是为了反对艾芬。艾芬首先是这个社会的病人，其次是这个社会的“医闹”。我说这些话，只是以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告诉大家艾芬为什么会从一个医生，变成一个“医闹”。
我没有什么大道理给大家讲，我只是说一些故事。很多时候，一些朴素的故事就能说明深刻的道理以及我们应该坚持的正义。我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拿着“二手材料”，并不具备从专业角度来判断哪一方正确的专家给搞蒙圈了，不知道艾芬医生这个“医闹”究竟在干什么。
在这个充满戾气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莫名其妙的“网暴”。我想对艾芬以及所有的人说一句，面对无厘头的“网暴”，沉默是最好的应对。就像当初王思聪在微博展示“日狗大法”，我们怼起来了。王思聪的粉丝每天以几万条的评论骂我，我都笑而不语。
艾芬医生，想开点。你被疯狗咬了一口，总不能再咬回去吧？
在这里插入一条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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