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公益考验富人的“屌”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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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炫富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当时美国的富人，经常组织数百人的聚会，一顿饭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辈子的收入。那时的帝国大厦门前，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就象今天北京国贸附近，装备爱马仕坤包的女人一样神气。明星、富人风光无限，受到记者作家的疯狂追捧，用尽美溢之词。
当时，卡耐基、洛克菲洛等认为一边醉生梦死，一边生不如死的社会将难以为继，占有社会资源最多的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深知自己拥有的财富和美国分配不公的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他们并非是为平衡自己的良知就一掷千金，盲目捐赠，而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洞悉人性，对社会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探索与解决。
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不公古已有之，东方杜甫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西方卢梭说：“通过法律所获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义的，法律不过是富人将最初剥夺来的财富合法化的外衣”。
2015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美国成品油价格每升不足3元人民币，国内成品油还坚挺在6块以上，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称为“治理雾霾”国内“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带动整个石油化工股票普遍大涨。就在几个月前，当柴静的纪录片《穹庐之下》火遍中国的时候，“三桶油”还一致表态中国的“雾霾”和汽油质量没关系，而当他们需要维护“暴利”的时候，“雾霾”又被拿出来说事。这是对“通过法律所获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义的”的最好诠释。
也许有人说，为了国家能源安全，让开车的有钱人多付出一点又咋了？但中国有7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金，而他们种田、灌溉、用拖拉机搬运农产品都离不开汽油，还有那些农村上学的住宿生，父母每周骑摩托车从山里接送孩子到学校上课，一个学期的“油钱”也要几千块，对“农业生产用油”、“骑摩托车接孩子”的农村贫困人口来说，高价汽油就是对他们野蛮的“盘剥”。
无庸置疑，市场在财富分配上是存在缺陷的，富豪们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通过二次财富分配来平衡社会风险，而公益捐赠的志愿性机制，为财富的二次分配增加了“柔情”的成份，继而促进整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与融合。假如富豪们在参与社会公益的时候，充分认清财富来源的本质，把施舍和回馈变成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做一些创造性的探索，那就功莫大焉。
参与慈善公益和推动社会进步并非是只有大善士与活菩萨才会做的事，慈善公益的出发点一定是利己与利他并存的。比如美国的卡耐基和洛克菲洛，当持续不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和阻碍了他们企业的发展，他们意识到：企业要发展需要市场，而市场的发育需要能买得起自己产品的人，如果整个美国是由少数富人和大多数穷人组成，自己的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的经济都难以为继。
市场的改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社会的改变，只有这个社会穷人少了、富人多了，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年收入继续维持在几千块钱，那么今天企业在“创新”指导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
简单粗暴拿钱开路是当下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屌丝” 做派，他们好像除了钱多，再也没有其它能力支撑，其眼界和水平甚至还不如一百年前的洛克菲勒。上个世纪的洛克菲勒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减少疾病就能直接减少贫困，为了支持中国发展现代西医，洛克菲勒基金会将自己一半的钱投入到中国的协和医学院，为现代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让洛克菲勒家族至今在中国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
为了培养出具有绅士品格、医术精湛、有自我荣誉感的医生，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学生衣服不用自己洗，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下课回到宿舍，有人专门来擦皮鞋。
中国社会分配不公主要问题是政府在市场管理上本位思考多，民生思考少。面对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富豪们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就不该去比“钱”，他搞一个“乡村教师奖”发三万，我搞一个“最美园丁奖”发十万，好像发的钱越多，就对社会贡献越大。更有甚者，捐助学校修个厨房要“冠名”；给孩子们发个书包要排队照相；培训乡村教师就必须听董事长训话……实在是 “屌丝” 做派有余，“帅富”气质不足。
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GDP”的增长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指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甚至不息让几千万工人“无偿”下岗。因为长期忽略民生问题，当中国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政府却不知如何做“民生工程”了。那些大型的国有慈善公益基金会依然保持“二政府”、“三政府”的派头，造成了中国慈善公益领域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乏善可陈。
民生问题不会因为政府、国有慈善公益组织没有好办法解决就烟消云散，问题还是问题，你见或不见，它都在那里。一个良善的社会一定是要让弱者也能体面地生活，这样强者才能安全前行。富豪们做慈善公益的时候，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继而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政府来参与解决，在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
市场、社会和政府是中国社会内循环，面对中华民族几千年之大变化，尾大不掉的传统文化一直拖移着我们的文化、企业、人与世界的大循环，这也是中国富豪们参与慈善公益可以关注和发展的方向。
慈善公益对社会最大推动是方案和路径的探索而不是“任性”砸钱。譬如针对非洲儿童高死亡率的问题，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贡献不是捐多少钱帮孩子治病，而是向全世界的大学发出邀请，号召他们发明一种不用水、不用电、能降解人类排泄物的新型马桶，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卫生水平。因为在非洲的研究得出结论，接触不洁净的排泄物是非洲儿童患病死亡的主要原因。最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夺魁者，设计出可以产出氢气和电力的太阳能马桶，其他参与此项目设计出成品的大学还包括：英国拉夫堡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等。
富豪参与社会慈善公益行动，不是哪里发生灾难就去哪里，也不是发现“催泪”的故事，就高调给钱那么简单。慈善公益是对当下社会以及未来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的解决，这才是有力量、有影响、有实力的富豪应该参与的事情。如何一个富人也是仅仅靠“泪点”捐款，而缺乏社会远见，显然是“屌丝”有余而“帅气”不足。
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不同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去选择探索和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那么最终就会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继而创造一个大家所希望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善社会。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专栏作家。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理事长，《英国金融时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凤凰网》等多家媒体的社会公共政策及公益评论作者、专栏作家。具有十年一线公益项目及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和管理经验，参加过多次国内救灾、灾后重建工作。长期致力于在贫困儿童和灾后重建领域帮助弱势群体搭建社会资本平台，重塑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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