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如何对待仇恨？他点燃了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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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些错误，今天推送两篇修改过的旧文！
一个社会，仇恨的力量总是和社会的不公成正比。
仇恨盛行的社会，人们普遍期待做一个顺民。对明哲保身者，顺从就意味得到保护；对追名逐利者，跪舔权力就会名利双收；对作奸犯科者，只要忠心就会被宽恕；对不劳而获者，只要够惨就会获得怜悯。但是，在权力者给予的“虚幻承诺”破灭之后，被“遗弃”的顺民很容易变成“暴民”。普通老百姓遭遇不公大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命相抵，要么接受蹂躏。
以命相抵的顺民成为暴徒的时候，经常被认为是“官逼民反”，责任在官，而不在己，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是正义的代言人，这样的使命感催生的是“暴徒”对法律和人性的漠视。
2016年1月5日上午， 包工头马永平在宁夏银川301路公交车遭人故意纵火，悲剧导致17人死亡，32人受伤。银川的马永平、广州的欧长生、杭州的包来旭、宜宾的余跃海、厦门的陈水总，这些公交车的纵火犯，平时多半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在制造变态的公交车纵火悲剧之前，大多拥有幸福的家庭。
当社会“暴力事件”发生后，权力者漠视法律的处理方式，会无限满足“暴民”的正义感，这么做可能化解一部分“暴民”，同样，也会催生出更多的“暴民”。
银川马永平公交纵火案中被欠工资的老范说：7日晚上，村里通知在外打工被欠薪的村民都去登记，说市里通知的。老范也曾带过一个小班组，从2008年至今，陆续被欠了13万工资。
老范他寻思着，因为马永平这档子事，是个拿回血汗钱的机会。 他准备下周一到银川讨薪，要2008年被拖欠的7万元。
仇恨从何而来？
仇恨的种子从蒙受冤屈而来。
蒙受冤屈的蒲公英，会四处播散仇恨的种子。她让你忽视善和爱的召唤，把“恶之花朵”从污浊软弱、绝望、自私、暴力的心灵中培育出来，吞噬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在冲动之下对无辜的陌生人、自己的同胞、亲人狠下屠刀。
接受“恶之花”的心灵，将会“幻恶花为宝剑”指向让自己蒙冤之人或陌生人。在达尔文看来，无缘无故的“仇恨”绝非“恶人”独有，而是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是否开花落地，完全是环境所致。
《进化论》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妻子去世的澳洲土人，要杀死另外一个部落的女人之后，自己的心灵才会得到平静。
在生活中，我们都遭遇过别人莫名其妙“发脾气”，大多数是因为这个人遭受到伤害或不公，又没有能力或不知道该找谁算帐。如果这时你正好撞枪口上，躺枪在所难免。
12月7日，马永平泼了一身汽油，爬上了银川一座信号塔试图自焚。债主丁某和政府代表分别拿来9.9万和20万现金兑现债务。马永平下来后，只拿到9.9万元，并被拘留10日。
最普遍的是，当我们拿到假钞的时候，无论多么诚实的人，第一个想法都是“我如何把他用出去”。每一个拿到假钞的人都会认为，“社会”欺骗了他，他把假钞再还给社会是一个合法的、没有道德负罪感的自我保护行为。
我询问过很多银行柜面的工作人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主动上缴假钞的人。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基因中的恶，是不是很可怕？
银川马永平纵火前一个月，因为分包安居工程被拖欠工程款，他曾找过洪广镇镇长，镇长说跟分包商协商，没了下文。他找到贺兰县政府，门卫听说原因不让他进；他找劳动监察大队，丁某（分包商）不接电话；他找贺兰县法院希望起诉，法院人员告诉他首先要交起诉费八千，他感叹，“天啊，现在我连80元的生活费都没有”。
这段从马永平微信朋友圈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了他在纵火之前遭遇的冷漠和无助，“利益得不到保护”不停地加深他对社会不公的认知，同时，他又找不到具体的敌人或无处发泄，不断叠加的歧视和敌意，最终催生出他心中之恶——用汽油点燃公交车，对无辜的陌生人、自己的同胞狠下屠刀。
仇恨是专制的安排
仇恨的爆发与权利得不到张扬有直接关系，而不信任是浇灌仇恨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从维权走向仇恨制造惨案报复社会，马永平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从小缺乏信任教育，信奉“小不任则乱大谋”的顺民哲学，坚信权力是公正而有效地解决办法，维权不果之后，愤而揭竿而起，对无辜的陌生人狠下毒手。
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力而斗争》中说：权力是靠斗争获得并保持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逃跑者是放弃自己的尊严，继而主动让出通道，让“仇恨”跑进来伤害自己的伙伴。是斗争还是放弃？在鲁道夫·冯·耶林看来，这和文化传承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一个英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不愿意被旅店老板和车夫“敲竹杠”，他可以放弃旅游和商务计划，停留在这里和对方争论，甚至为此花费数十倍的金钱也心甘情愿。很多嘲笑他的人不明白，他争辩的几盾钱里面包含的是英格兰人维护尊严的文化传统。锱铢必争表面上看个体的付出得不偿失，实则是通过利他与利己的博弈，消除社会误解，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谐，避免“报复性”的社会悲剧发生。直面问题并且死磕，总比一味忍让逃避最后在忍无可忍的境遇绝地反击好。
在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遭遇各种“敲竹杠”，大部分人选择息事宁人，而放弃“尊严”之争，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教育之下，缺少利他与利己的博弈思维。息事宁人，无疑是对“清官”的无限信任和盲从，对法律和人类公德的漠视；找不到“清官”而心生绝望之日，就可能举起“恶之花的宝剑”刺向无辜群众之时。
中国人为什么往往选择放弃尊严？这是几千年专制文化教育的结果。专制必愚民，愚民必离间，离间之后，社会公众才会认为“皇帝”是最公平的人，大家才会万众一心团结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周围，这是保障长期统治和利益的不二法门。
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增加的是社会运营成本，是滋生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温床，为什么这样“恶”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几千年而一直长盛不衰呢？
在集权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可以强化“中央权力”的公正感，是保持“集权”体制非常有效且重要的手段，“中央”成为整个社会最正义的化身，个体对“中央”充满了无限信任和幻想，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依赖感。“皇帝”驾崩，国家断途，苍生迷茫，就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教育的结果。
对权力的信奉与崇拜，中国人在遭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大多数是希望得到权力的庇护，清官梦、告御装、上访等等，都是在这个逻辑和认知之下形成的思维习惯。
仔细观察，《厚黑学》就是制度化推进对社会大众进行仇恨和反人性教育，现代社会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其陷阱之中。韩非子讲：“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是作乱犯上的胚子，他们不“弑君”是因为彼此没有团结起来，臣子们要彼此尊重，团结一致，皇帝就没有办法当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也是赞同用暴力剥夺别人的生命。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面还的意思是“君不为君，行暴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推翻，”这话孟子说得更直接：“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殊不知，“君是否为君”经常是个人主观判断，未必是客观事实。“荆轲刺秦王”之所以流芳百世，就是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荆轲”，是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插上道德的梦想，这是极端仇恨暴力事件的社会文化根源。
当银川马永平当汽油撒向有拥挤的公交车并点燃的时候，他不认为自己是犯罪，他认为自己是在寻求社会公正，是为自己的尊严在奋斗，在那红光冲天的惨叫中，是他实现自我平衡最彻底的行动。他能毫不犹豫地，点燃了汽油桶，扔向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你我，在银川马永平那里，你和我，根本不是人有生命的个体，只是他完成自己申冤的工具而已，他要通过你我无辜的生命，来完成他的申冤和解恨的征途。
想想看，一个文化培育出这样的思想，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如何去除仇恨
如何清理专制留在我们灵魂中仇恨的基因，首先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要试图依附于任何神仙和皇帝，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是下一个马永平。
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民”，就很容易把自己遭遇的不公转化为社会的不公，把个体对社会的不满，转化为“替天行道”，把自己从一个懦夫变成了一个暴徒。
暴徒一旦“替天行道”加身，他就可以藐视一切法律、人论和道德，甚至滥杀无辜，从水浒传、义和团、太平天国到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
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从孩子的信任教育开始，做父母的少讲一些“狼外婆”的故事，多讲讲“小红帽”的传说，从小给孩子的心灵里多播种一些爱，少传播不信任的种子。前者，故事的底板是陌生人之间不可轻信，轻信陌生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后者，只要独立思考，团结一心，中剧毒的白雪公主也会复活，坏人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总之， 当每个人在指责公交车纵火者的时候，看看我们的灵魂深处，是不是在“顺民”之心下面都包藏着仇恨？
同样，在中国遭歹徒杀害致死的德国人普方的亲人们，给社会传递的是爱与责任。
2000年4月1日深夜，4名苏北沭阳县的青年农民工入室盗窃，持刀杀害了男主人普方、女主人佩特拉和他们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需要中国人托好下巴。
普方家的亲友看到这四名凶犯不是强壮和凶悍之徒，而是矮小和瘦弱。他们得知这四个年轻人从小便辍学离家，在城里完全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
普方夫人的母亲在了解到案情后，希望不要判处这4个年轻人死刑，判处这些人死刑，并不能改变现实。中国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直白而生硬地回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
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为了纪念普方夫妇一家，当年11月份，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普方基金。
他们认为，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为了让这类骇人听闻的惨剧不再发生，普方基金把募集的善款用来支持那四个凶犯的家乡——苏北沭阳县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上学，他们希望通过恰当的教育，为这些孩子未来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世间恶毒的不是仇恨，而是无意识的顺从，习惯并且麻木于当下的现实。
中国人从小熟读，人之初，性本善，而孔子说的“善”是小家庭、小团体的“善”。经由数千年的专制文化浸润的中国人，面善的内心经常处于超级恶棍的状态，特别是义愤填膺地惩罚“做恶”者的时候，更是深陷于“愚蠢且不自知”。
2007年4月16日美国发生最严重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造成33人死亡，枪手为23岁韩国学生赵承熙，开枪自尽。
诗歌课教授乔瓦尼说：赵在班上沉默寡言，从不参与讨论，他用手机在课桌下偷拍女生的大腿。罗伊最早警觉到赵承熙有心理问题的老师。她先后向学生管理部门、校长办公室以及校警报告，但校方的答复是，如果赵没有公开威胁他人，他们也无可奈何。
罗伊对赵承熙进行了三次单独辅导，赵逐渐向她袒露心声，告诉她自己很孤独，一个朋友都没有。枪击案发生后，罗伊深感遗憾，她觉得，如果后来继续这种辅导，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
2005年12月，赵承熙又一次被认为可能有精神问题，他因尾随和骚扰两名女生而被送到一家私立健康医院做精神健康评估，但医生无法确诊他存在精神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
面对这样穷凶恶极的异国歹徒，美国人会怎么办呢？
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在校园中心广场展开悼念活动的时候，师生们把赵承熙也视作了一个遇难者。人们摆放了33块花岗岩，分别代表在这场悲剧中死去的33个人，其中代表赵承熙的那块排在第四位。
美国总统布什在每周致词中说：“赵承熙是一个精神严重受困扰的年轻人” ... ... “我们的社会继续在如何处理精神病患的问题上挣扎。这些病患可能对自己及他人构成威胁。”
美国人宽恕了赵承熙。
中国有很多象马永平这样的“正义的暴徒”，无力获得公正的时候，就会以“正义”的名义，用丧失人伦的方式来报复社会。
同样，象马永平这样的暴徒被收监入狱之后，高墙外面又有多少人在高呼 “对陌生人杀戮者皆为野兽，可杀之”。
尼采说：人是一根绳索，驾于超人与禽兽之间。
而你我，离成为“暴徒”还有几步之遥？我们是选择成为超人？还是落入禽兽？
马永平曾到日本进修过三年工程建造，拿到建造师证。平常，他也在家里念佛和演习书法。人越是执念，结局越是黑暗。出事后，马永平父亲把两袋子佛经和六尊佛像送到附近寺庙，说放在家里没用。
（本期编辑：美女潇）
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社会公共政策及公益评论作者、专栏作家，长期致力于在贫困儿童和灾后重建领域帮助弱势群体搭建社会资本平台，重塑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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