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拒绝自杀，做一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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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少不经事时，海子写下这温暖的文字后在山海关卧轨了；我不惑之年间，江绪林恐惧地喝下一杯白酒后自缢了。这两个人都曾经在未名湖畔高谈阔论，活在知识分子的坑里却不得志，走的时候，一个是助教一个是讲师。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恰如匕首的锐度，分裂越大，越容易对自己下手——因为自杀者身前大多陷于对生命价值一丝不苟的思考。动物不会自杀，因为兔子不会思考生命的价值，兔子也不会对自由有象对胡萝卜一样的渴望。
1974年，5岁的海子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查湾村“背诵毛主席语录”大赛上，登台背诵毛主席语录48条，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15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回首八十年代，诗人最牛逼的地方应该是对现实有更深刻的穿透，诗歌该如一把利剑，把黑夜中的乌云撕开，让人性象月亮一样美丽，冷艳惊人，令人膜拜。
海子曾经幻想希望自己写诗能让自己的父母走出贫困，在自杀的1989年初，他回了趟安徽老家告诉父母，自己马上要出版一部诗集，可以赚一笔稿费，海子讲得两眼放光，那光芒好像已经把这个昏暗的家照耀的亮堂而富有。
对于五岁就能背诵48句毛泽东语录的海子，贫困与富有的挣扎，的确是会让他的心碎得象二维码一样洒在字里行字。要知道，洞悉现实之后得到的不一定是力量，很可能是绝望。
海子在自杀前写下《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时候，也许已经洞察到1989年以后的中国，在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神话下，言说精神冲突和生命价值的诗歌将被排挤到边缘，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6年2月19日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自缢身亡，震动学界。
江绪林在自杀前七个小时，发了一条微博说：“在宜家订了一个小衣柜，华师大教师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却不允许我搬进宿舍。迄今为止，招待所每年都试图驱逐我一次，当然有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学校规定。”然后就是遗书，他在遗书的最后说到：“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宜家一个小衣柜触发了一次蓄谋已久的自杀，缺乏安全感、恐惧是压倒江绪林的最后一根稻草。世俗生活的困境往往是掩盖自杀的假象，自杀和人的智力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知识越多的人，自杀的频率越高。自杀也和时代文化的巨变紧密相连，文化冲突越是千姿百态，自杀之花越是艳丽盛开。意大利人莫尔塞利统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自杀事件和社会的发展速度成正比关系。
人生活得越简单，越不容易自杀，人生活得越复杂，自杀的的频率就越高，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有这个意思。时代的变迁，教育、知识和信息改变了原来生活习惯和社交方式，面对现实强烈的失望和对完美与公正有着令人窒息追求的孤独者，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当代第一大隐士毛喻原说：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人，只要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我们就要警惕、要多观察。这话语中，一切活着的易与不易都在不言之中。
二
一百年前，梁巨川先生自杀，在万言遗书中说“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据载，梁巨川在投湖自杀前三天，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先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这是梁巨川留给儿子、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话。
2012年，江绪林读了关于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文章《生命的厚度》，显示江绪林摆脱了中国知识分子“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农民革命宿命。
他的膝盖站直了，他的生命却在那一刻碎了。
松下幸之助的妻子松下梅野在《神的妻子》一书中说：“所谓辛苦是指内心的煎熬。没有锅碗瓢盆、没有钱并不痛苦，是难关，只要有希望就不觉得辛苦，心的平静是幸福的根源。”这种平静来自安全感，也就是小罗斯福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无论是海子还是江绪林，他们的生活中都没有。
在公知多如麻的今天，熟读文史哲＋宗教的网友有亿万之多，大家在对待江绪林自杀这件事情上，依然摆脱不了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意识，不是把江绪林解读为政治受害，就是把江绪林解读为卑微与懦弱，这几乎和100年前对梁巨川自杀的解读如出一辙。
自杀无疑是人自然情感中最恐惧的一种形式，但也不能简单地把江绪林的自杀解读为卑微与懦弱的结果。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说：当人觉得生命没有进一步的价值的时候，摒弃生命是人的自由和特权。苏格兰的哲学家休谟对自杀有一个非常顽皮的说法：如果上帝安排的生命秩序不可改变，那么当一个大石头砸向头部的时候，我们就不该躲开，保护生命和毁灭生命都应该同样有罪。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榜样，告诉人们，人人都有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的能力。”
“在这个国家，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这种需要。另外，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他们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和主宰。”
米兰·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对自杀的描述，和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说法并无二致，“如果剥夺了一个人为逃避不可忍受的折磨而自愿死亡的权利，那么英国的法律和公共舆论就没有正义可言了。”
所以，徐志摩在评价“梁巨川自杀”时说：这是一项由精神层次上的命令所激发的自觉行动，对梁巨川而言，无论他的自杀能否如愿地对社会产生影响，听从这个呼唤远比他活着更重要。
三
知识分子自杀频频发生是一个社会陷入道德病态的前奏，1918年的梁巨川，面对清末道德败坏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他深觉得社会道德愈堕落，他就愈要特别努力道德的实践，他希望自己能在腐败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实践自己天赋的道德本性——一方面完成自己，一方面影响别人。
江绪林在《生命的厚度》中说：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两本历史著作，虽然都有淡淡的启蒙价值作为底色，却基本上将历史还原为围绕权力展开的隐秘而残酷的斗争。他相信高华的叙事本身具有可靠的历史依据，他却并不相信历史的基调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更不相信历史叙事应该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去年，郑也夫出了一本新书叫《文明是副产品》就是目的论之外的另一种思考，历史的进步很多时候来自无意识地创新，而非是人类目的性行为的产物。我们不能把我“权力斗争”奉为历史发展的圭臬，这样的叙事无疑是把“权力崇拜”当着一种文化在影响社会人心，“权力崇拜” 是最可耻的“屌丝欲望”。
今天，权力崇拜与依附把中国人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共同痛苦，掩盖在宫廷戏和权力斗争的帷幕之下，而无人面对。
在江绪林的眼中，这种对历史“权力斗争”的阐释，是因为知识分子缺乏梁漱溟“拥有的思想和生命的厚度”，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他在《生命的厚度》一文结尾处呐喊“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
没有回声的呐喊，让江绪林最终选择用自杀，做一个无能为力的生命的表白。
江绪林的自杀并非懦弱，他自杀不是善与勇敢的火花在灵魂中熄灭，而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穷酸秀才，面对固守不前中国文化和持续不断的社会变化的绝望。 在他看来，人人拥有的庸俗正义、 都不足以解决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劣根性，他希望做一个彻底的了结，以唤醒大家对浅薄生命的正视。
四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对江绪林先生勇毅地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担心表达敬意，我希望江绪林先生生命的祭奠，能为化解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上的问题推波助澜。
一百年过去了，互联网给予了每一个人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只要简简单单做好自己，就可以“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不用依附于权力和资本。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个和毛泽东在大会上争论并相互指责的人，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这个世界就会好。
世界总是在矛盾的冲突中前进，知行合一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而象梁漱溟先生一样矛盾中推动社会进步的才是真正的智者，《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名言：“同时葆有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编辑：美女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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