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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学生:我成为了第三种文化的孩子,有痛苦更是祝福

2016-07-13 融尚私塾 融尚私塾

1.5代移民的故事


Victor是个工程师,符合不少亚裔美国人的原型:经济上非常成功,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次见面会害羞,温文尔雅。大学期间,他的同伴们不知道他如何成为了这个少数群体的典型。有几个亚裔美国熟识甚至当面告诉他,“你们这些移民一点忙都帮不上。你们还是在重复亚裔的刻板形象,而人们都期待我能够成为和你一样的人。”Victor觉得自己被同伴背叛了。




我认识Victor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哥。我们于2000年一起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那时我12岁,他14岁。我们学习英语,成功地比我们的父母更快速融入,但是我们在学校永远不能很好地融入美国孩子。


当我们回到台湾,我们也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我们吸收了太多的美国文化,已经不能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台湾人,而在我们最内核的部分,我们并不是美国出生、长大的。


我第一次听说“1.5代移民”这个词的时候,已经是UC Berkeley大三的学生了。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份在 DAE Agency的实习生面试。DAE Agency是一家针对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广告公司,他们跟我解释说,我之所以感受到文化不和谐是因为我在成为少年之前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不是一代移民,也不是二代移民——我是1.5代移民。

“1.5代移民”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新的。1999年,UCLA的人类学家Kyeyoung Park首次用这个概念来形容韩国群体的不适应,这个群体“不同于美国少数族裔的一代或二代移民。”2004年社会学家Ruben G. Rumbaut进一步研究了这个概念。他的调查比较了国外出生的美国人的语言水平、教育程度以及事业成就,他发现一代和二代移民不能涵盖那些处于二者中间的人群的复杂性。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称呼。

一项上个月针对移民子女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1.5代移民的孩子和他们本族文化的联系要强于或者接近二代移民,”但是达不到一代移民的程度。

Wendy九岁那年从台北搬到了南加州,她记得在大学面对的文化隔阂,“对于台湾学生会我过于美国化,而对于台裔美国学生会来说,我又不够美国化。”



虽然已经成年,Wendy说她有时仍然有同样的困惑,“就像我不属于任何一方。即便工作的时候,如果前一晚我选择看一个台湾的节目,而不是美国的节目,那么第二天我就要担心是不是会错过办公室的社交话题。同样,当我回到台北的家,我的朋友们不停地告诉我我表现得像个ABC,而我并没有。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当别人第一次见到我,他们会说“哇,对于移民来的人,你的英语讲的真好”,或者,“你怎么没有新移民得口音?”另一方面,几年前,当我把头发漂成金色得时候,我那些年长得一代移民亲戚会公开叽叽喳喳地表达她们地不满,“有人想要变成一个白人。”


令人不舒服的言下之意则是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至于哪一种文化更加优越则要看是谁在问。


所以对于我们1.5代移民来说,在两种文化之间游走是一门艺术。Lucy是一个旧金山技术职员,5岁从中国杭州移民到伊利诺亚州。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变色龙:“我从来不是一个到哪儿都能快速适应的人,因为我一生都在遵守规矩——什么规矩能让我更加融入周围的人,我就遵守什么规矩,”她说道,“比如,我认真观察我在美国如何着装、如何开车,这样我就不会被指控为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但是为了取悦我的父母,我考试得高分,去顶尖得大学念书。我觉得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依然和中国人更加接近。”

每天都是一个复杂的身份谜题,因为我们的移民父母和我们的美国朋友都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身份,许多1.5代移民和同自己有相似背景得人成为了朋友。在我交谈过的8位1.5代移民里,所有人都和我说,她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是1.5代移民——不是一代移民,也不是美国出生得二代移民。

 “我和二代移民之间得差别非常小”,4岁那年从中国移民到加州的Ian说道,“差别出现在当我们和移民父母谈论我们共同的挣扎经历。我记得小学被欺负的时候,我无法向我的父母解释文化差异,因为我的中文词汇有限;我也不能用英语交流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语言的障碍。”

许多1.5代移民在被采访时说在他们小时候都因为令人困惑的文化身份而自卑。但是现在,作为成人,比起1.5代移民身份制造的麻烦,他们更专注于其带来的益处。几年前,我的哥哥在考虑海外买房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人并没有轻松选择工作生活在亚洲还是美国的自由。”

Jing是一位29岁的企业家,中学时期从哈尔滨移民到了麻省,她也将自己的生活状态视为一种特权。“在两边看来我都是另一边的典型,这让我得以摆脱很多事情,”她说道,“我的中国家庭更多的把我看做美国人,所以他们不会用结婚生子来烦我。而在美国我则能够做一些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只要我能用有趣的方式去做。”

这是一个半杯满,半杯空的情形。作为一个1.5代移民,意味着你既可以在哪里都置身事外,也可以选择和不同的人群融合,学会灵巧地进入和抽身。当然,重点是个人选择——没人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亚洲人还是美国人,因为我们两者皆是。  


1.5代移民是第三种文化孩子 (Third Culture Kid)


1.5代移民所面临的文化认同困境让他们成为了第三文化的孩子。一个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简称TCK)在比较关键的成长期的时候在父母的文化外面的环境度过。第三文化孩子常能跟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同时却不能完全的拥有任何文化。虽然每个文化的不同点会被融入一个第三文化孩子的人生里,TA 的归属感来源于跟其他类似背景的人的关系。


根据国际间交流的形式,第三文化小孩一般出于这几种家庭背景业:传教(17%),从商(16%), 政府机构(23%),军事人员(30%) 及其他(14%)。 自从社会学家Ruth Hill Useem在1950年开始使用TCK 这个词,第三文化是被国际间的学者热烈研究一个课题。


微博上著名的教育专家、MIT中国总面试官蒋佩蓉自己就是一名TCK,她在博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在11岁的时候跟两个妹妹移民到加拿大。当年在温哥华的高中,我们是全校唯一的华人,我的同学们都是白人,多少对亚洲人有种族歧视。当时他们认知里的中国人就是去北美修铁路的劳工。
我们三姐妹对此的反应也完全不同。我出于反感,就决定不融入新环境,以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为荣。我喜欢听台湾的流行歌,追台湾的连续剧、卡通片。我二妹则很喜欢新的环境,所以决定完全拥抱她的新身份,成为一个道地的加拿大人。我的小妹为自己黄种人的身份羞愧,每次全家人一起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她会故意走到马路另外一边,不跟我们一起走,不想让别人认为她跟我们有关系。同样一个家庭的三姐妹,因为对于环境的不同感受和反应,都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但是到了大学以后,我小妹突然想要寻根,因为大学里面的同学对她的亚裔身份非常好奇。结果她修了东亚研究系,学了四年的汉语,在加拿大取得了律师执照以后回台湾当起了律师,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让我们全家对她刮目相看。相反我的二妹一路不回头,她从MIT毕业以后就一直忙着做企业,所以到现在已经几乎听不懂中文。”


除此之外,世界很多名人都是TCK。




我们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个 TCK ,他小学毕业以后是在夏威夷的英语环境里面完成他的中学教育。回国革命以后又在在日本生活过不短时间。他的很多革命的想法都是从他的跨文化背景的感悟和思考中来的。




美国最有名的TCK可能就是它的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一个混血儿,爸爸是非洲的肯尼亚人,妈妈是美国的白种人,诞生在夏威夷,在印尼和芝加哥长大。这是一个典型的TCK成长背景。他的第一任内阁里面有很多人也都是TCK。


TCK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课题,但是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并认真思考的,因为现在世界越来越多在带领各个领域的领袖们都是TCK。


未来的世界将属于TCK,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国际化,需要更多的TCK来解决因为各种文化冲击而带来的挑战。TCK是未来国际公民的版本。


TCK自身的TCK背景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优势,但是要是处理不当也会成为他一生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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