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后为何大发雷霆：我不干了？

 宋庆龄和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周恩来，刚刚从法国巴黎回国，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宋庆龄则追随孙中山左右，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多年以后，宋庆龄这样回忆：“（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自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1936年，美国知名记者斯诺来到中国，想到陕北采访。斯诺找到宋庆龄。宋庆龄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通过地下党组织，千里迢迢送到陕北中共中央驻地。斯诺才得以进入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完成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全面抗战爆发。当时，周恩来等人前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途径上海时，周恩来特意去探望宋庆龄。宋庆龄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周恩来等人驱车前来住所时，宋庆龄热情地在门口迎接。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盛情邀请寓居在上海的宋庆龄北上，到北京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当年5月，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派邓颖超到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邓颖超还携带着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殷切邀请下，宋庆龄果断北上，于9月1日抵达北京。当宋庆龄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入火车站时，站台上，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数十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恭候多时。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还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影响，在周恩来的委托和支持下，创办了当时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恩来欣然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创刊十周年时，周恩来更是亲自到杂志社去看望编辑人员。

众所周知的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遭到冲击。周恩来忧心忡忡，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面有13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在周恩来的悉心保护下，宋庆龄没有遭到更大的冲击，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十年特殊时期。

然而，周恩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却无能为力。积劳成疾的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住进了医院。宋庆龄获悉后，把自家的鸽子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给周恩来送去，以加强营养。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里捞出一条胖头鱼，她舍不得吃，派人给周恩来送去……

1976年1月9日早晨，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收听新闻。没料到，收音机里却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宋庆龄听着听着，泪水就流了出来，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1月10日下午，宋庆龄在秘书杜述周和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陪同下，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月15日，宋庆龄再次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然而，宋庆龄这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却受到了来自“高层”的批评，说她是“总理帮”。宋庆龄平时很少生气，这次她实在忍无可忍，罕见地大发雷霆，说：“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宋庆龄说到做到。1月27日，宋庆龄乘坐一架三叉戟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巧的是，这一天，恰好是宋庆龄83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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