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学党史｜党史百年之1941
青春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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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１月４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６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失散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１７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２０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１７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周恩来于１８日在《新华日报》上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的孤立。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１月下旬 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二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3月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２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十二条”，作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６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８日，董必武被会议继续选举为驻会参政员。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次大规模反共活动被击退。
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开进延安东南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精简节约”和“生产自救”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4月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对于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负责工作，并在物质上给以优待。
5月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纲领》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１１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７月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等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等组成，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6-7月
６月２２日 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中共中央６月２３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情况下，“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和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逐渐缩小。从７月到１１月，日、伪军分别对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苏南等根据地大规模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同时，又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实行敌进我进，发动群众，积极巧妙地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
8月
８月４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决定》指出，对敌伪斗争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活动，更重要的是开展反敌伪的政治活动。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便是这种政治活动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对敌军主要是开展瓦解工作；对伪军伪组织的总原则是，争取同情分子，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分子。
9月
日军三千五百余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五人，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壮烈牺牲，两人负伤幸存。这一壮举，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11月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这样，就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12月
由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９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文件指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和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中国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等报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中间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建设西南地区中共组织，保存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何昆：“奋战不顾身，忠党爱人民”
何昆，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幼时读过私塾，学过武艺。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离校，先后到三水、武汉、广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12月，何昆参加广州起义，带领战士冲锋在前。起义失败后，在黄沙火车站被捕。他凭借习武基础，带领部分难友逃出关押场所，潜回永兴老家短暂停留。
当时正值朱德、陈毅领导发动湘南起义，永兴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何昆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帮助地方党组织训练工农武装。同时，动员妻子曹已花剪发、放足，为村里妇女做榜样。
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含泪劝何昆暂时躲避一下风声。他向妻子解释说：“我在外面跑，是为了让穷苦人以后不再当牛做马呀！”不久，他奉命到上海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29年冬，何昆调任中共江苏（南）通海（门）特委委员，参与领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农民武装，指挥游击队先后取得卢家庄、四甲坝、四扬坝等战斗的胜利，有力推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何昆在规范练兵的同时，向战士们宣传革命战士为人民的理念，提倡艰苦奋斗，动员战士向江西的红军学习，将每月津贴由6元减到3元。
1930年春，何昆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任军长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全军下辖两个支队，1300余人，是当时江苏境内唯一的一支中央序列红军。他率部活动于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等地，先后攻克敌人多个据点，粉碎敌人多次“进剿”，建立通海如泰根据地。
1930年4月16日，在如皋西南老户庄战斗中，何昆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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