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唐代诉讼法律文明精神之三重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中国传统司法智慧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内容，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法治建设具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法律文明对于中华法系基本精神的生成、塑造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诉讼文明本身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这一阶段诉讼规则的专门研究，为我们洞察传统法律文明的整体架构及精神风貌提供了路径。古代诉讼文明大致由诉讼制度、诉讼惯例与诉讼观念三部分组成。对于唐代刑事诉讼惯例问题的讨论，无法脱离唐代物质生活条件之制约，以及唐代社会文化诸要素之浸染。因此，研究诉讼惯例之形成、演进与发达，必须关照生成、滋养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之文化土壤。史学大师吕诚之曰：“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比以汉之文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更是中古时期社会体制革新、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唐代贞观、永徽、开元、元和、大中等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强盛，“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赫赫文治武功，煌煌盛世景象。这一阶段，海陆“丝绸之路”成为法律文明传播的重要路径，教育、贸易、宗教、婚姻等社会活动，催生了大量涉外法律关系，由此创制并适用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涉外冲突规范：“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诗人王维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中国社会文明超越国境，对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地以及西域诸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佛教、汉字、律令等，成为沟通东亚世界，乃至中西文明之重要文化载体。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认为：“儒教律令不独影响遍大陆，且东渡海而及于日本。在文化上看来，东海不啻唐的庭中池，正如地中海之于罗马。凡受中国，尤其唐律令的影响甚大者：东有日本、朝鲜，南有安南，北有渤海、辽、金诸国。”大唐律法在东亚世界的影响强烈且持续，为世人称道的“中华法系”至此诞生。
唐代诉讼法律文明与唐代社会存在着不可割裂的现实联系，更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法文化传统存在着传承关系。因此，关于唐代诉讼惯例的讨论，必须从法律文化角度，洞察支配唐代法律体系精神所在，从而达到深入理解唐代诉讼文化的目的。秦汉至隋唐时期，法律样态大致可概括为律令体系。诉讼法律文化最为直接的反映，是保存至今的律、令、格、式。其中，《唐律疏议》作为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的古代法典，是研究唐代法律文化的基本依据，其中关涉法律规则创制理念者，大致有三：一曰“德本刑用”；二曰“一准乎礼”；三曰“得古今之平”。
德本刑用
其基本内核可归结为“德”。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其中蕴含“德”之理念，诚可谓洞察中国律学数千年相传之要旨。自上古三代，“德”始终被视为匡正纲纪、表彰教化、敦睦仁和之理论基础，《尚书·尧典》描摹了圣王家国治理机制之宏观构想，由修德而睦族，由睦族而理政，其治国诸要素皆统一于“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嗣后，“德”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地位被不断强调。由于“德”具备调整人际关系、规范行为举止、明辨是非曲直等重要作用，因此，“德”被视为传统诉讼之基本理论基础。“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殷周相继的法律观念，伴随“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的神权法律观念濒于崩溃。西周初年，“以德配天”思想除秉承固有“敬天”“敬祖”因素以外，尤其强调“民本”意涵。《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论断，更是将“民欲”与“天命”直接对应，从而使“民本”成为彰显德教的基本路径。“明德慎罚”是“德治”思想在法律层面之具体反映，且为殷周列圣所承。西周又进而提出寓德于刑，并逐渐衍生出“眚”与“非眚”、“惟终”与“非终”、“罚弗及嗣”基本法律原则。
《唐律》在律条、疏议中强力渗透“德”的因素，“德”已经超越伦理层面，成为司法实践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至诉讼规则领域，诸多诉讼惯例的开创与运行，都与“德”这一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如默许妇女直诉、自刑惯例，安置罪人女眷为没官减等之惯例，是以仁孝观念在诉讼中的体现；针对死刑、从坐、赦宥、八议进行的量刑集议程序，则是对传统“恤刑慎罚”理念的回应；在昭雪程序中，对蒙冤者及家属给予复赠官爵、议定谥号、恩荫后嗣等安抚举措，则是通过司法彰化德教的例证。
一准乎礼
若言“德”是《唐律》之基本宗旨，“礼”则为《唐律》之精神内涵。《唐律》设定诸多调整礼的规范，最终目的在于维护纲常名教。因此，“一准乎礼”成为《唐律》的基本特征之一。“礼”起源于原始社会以饮食祀奉鬼神之仪节。上古三代礼制，嬗变损益而成。西周时期，礼乐大备，礼成为调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的基本准则。“礼”有本有文，“本”一般认为是“礼”之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亲亲”与“尊尊”；“文”多指代“礼”之仪节，如“五礼”“六礼”“九礼”等。由于“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强大功能，遂被视作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根本路径选择，所谓“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作为唐代累世遵奉之基本刑书，《唐律疏议》异常重视礼与律结合，礼典编修是唐代“礼律合流”重要体现。《唐律疏议》中论及律令深意，常引典礼以喻之；阐发礼典幽微，多据律令以证之，礼制由此成为法律运行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唐律疏议》中提及“依礼”者凡十七处，涉及《礼记》《周礼》《孝经》等。值得指出的是，唐律所融入之“礼”，确切些说是“唐礼”。《礼记》《周礼》等经典相关内容及具体表达，在唐代已融入唐代礼典之中，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之间，可能也存在差异。惜贞观、显庆二礼不存，今唯有征诸古礼矣。
礼法合治在唐代司法中得到深入贯彻，如散斋之日禁刑杀罚罪之禁令，屡见于《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唐会要》等文献，即为唐代礼典与刑书糅合之典型例证。《唐六典》：“散斋日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大唐开元礼》：“散斋理事如旧。惟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预秽恶。致斋惟祀事得行，其余皆断。”《大唐郊祀录》《旧唐书》所记略同。与此同时，众多具体典礼制度亦上升至令典层面。唐《祀令》《衣服令》《仪制令》等，多是关于礼制的法律规定。如大祀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礼仪，早在武德年间即已进入令典，冬至祭祀礼仪与法令之间建立直接类属关系。唐人在礼制法律化领域，律、令、典、礼迭相为用。具体至诉讼规则层面，改谥、禁婚、私忌、复仇司法集议中形成的惯例规则，以及赐死场所安排、临行优崇等惯例规则，均可视作礼制在诉讼领域之表现。
得古今之平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秦汉简牍、地方档案、文书契约、碑刻墓志等各类史料之发掘、整理、释读和研究工作的大力推进，法律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果，众多学界聚讼纷争的历史悬案得以逐步破解。但是，与传统史志、法典相比，上述资料多属于零章断简，故无法反映特定时期法律发展、运行之全貌，亦不可撼动传世文献之固有地位。基于上述原因，《唐律》相关条目仍是讨论历代法律变迁的基本依据。“平”是对《唐律》立法技术作出的基本评价，并于“法”之内涵及传统“中和”思想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可以具体表现为“公平”“中正”“慎恤”等司法观念：
“平”蕴含“公平”之意。以法为基本依据的裁判活动，应以确保公平为基本原则。如现有证据难以再现当时场景，则需借助神明威力，依托獬豸决断。公平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价值追求，是治国理政必须秉承的重要原则。上述观念历代传承，成为唐代施政重要理念，强调规则制定与运作，以体现公平为其要务。唐代“公平”观念进入国家体制层面，成为评价官吏道德水平的基本要件，在唐代诉讼观念中，亦大量蕴含“公平”因子，如唐人冥判、冤报事件反映的善恶循环、业报不虚之民间信仰；稗史小说中“业镜”“业称”所反映的冥律无私、洞烛幽微观念；传奇故事中冤魂上诉、临刑称冤等描述透露的追求司法公正的合理期待等。凡此种种，皆为“公平”观念在唐代诉讼文化领域之生动映射。
“平”蕴含“中正”之意。传统“中正”“惟中”思想与“慎罚”直接相关，具体是指唐律所规定的刑制，与历代律典相比较，均属平缓，不轻不重。上古文献中，时常将“中正”作为评判法律的重要标准，在立法、司法中，应恪守中德，不偏不倚，尽量做到公道、正直。司法实践中，要求恪守“刑罚世轻世重”“以五声听狱讼”“疑罪惟赦”等基本原则。《唐律》号为平允，此与《周礼》“刑平国用中典”之意契合，所谓承平守成之国，用长行之法也。
“平”蕴含“慎恤”之意。“慎恤”包含悲悯慎杀与体恤幼弱双重含义。唐初立法秉承《北齐律》《开皇律》之传统，务在宽平。及至贞观，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律令。革断趾之刑，立加役之流；祖孙兄弟缘坐，俱从配没之法；老幼废疾犯罪，依律上请收赎。《贞观律》的修订，标志唐律从原则到结构的基本形成，删繁就简，哀矜是求。《永徽律疏》制定之前的武德、贞观时期，形成并传承了“慎恤”司法的基本原则。永徽初年，遵先朝故事，务在恤刑，颇有贞观遗风。“慎恤”观念在中晚唐时期仍得到反复强调，朝廷多次发布诏敕，强调在司法中贯彻“慎恤”理念。
结语
德本刑用、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既是《唐律》的基本特征，也是唐代诉讼法制所坚守的基本原则。其中，“德政”“礼法”“中正”“慎恤”等司法原则，在唐代诉讼实践中多有体现，上述原则长期运行，逐步勾勒出唐代法律文化的基本轮廓，并成为孕育和生成唐代诉讼规则的法律文化基础。
薪火相传且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基与源泉，整理与转化以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则是滋养、培育和提升当代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重要路径，对于当今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或许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陈玺 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