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因《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一文受到重视
1988年，刘鹤硕士毕业时，凭借此文，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
刘鹤；杨焕昌；梁均平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曾经提出过从发展与改章相结合的角度认识和制定产业政策。现在我们把它作为连结宏观与微观、衔接中央与地方、沟通计划与市场的支点，提出以产业政策立国的总体思路。
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
改革十年来，需求导向的经济增长格局在我国已初步形成。在失衡的总量关系下，有两股需求主流的力量不断加大，并愈益被证明是产业结构矛盾的主要起因。
其一是城市化和非农业化的潮流。工业化首先表现为城市化与非农业化的程度，而后者又起因于生产者的利益动机。近几年来，随着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新就业机会的涌现，我国城市化和非农业化的速度明显加快，非农劳动者就业速度每年超过10%，大大超过了阿瑟·刘易斯3.2%的城市化速度警戒线，也远高于科林.克拉克里4.5%的非农业化高限速度经验指数。城市化加快，意味着对以资金密集为特征的基础产业和社会资本形成需求的扩张。
在巨大有社会需求压力和明显缺乏集聚利益的中小城市分散增长格局面前，由于国内储蓄不足加之社会资本充实机制极不健全，我国基础产业存在着巨大缺口。交通阻塞、通讯不畅、电力原材料短缺、供水不足、市政设施滞后等问题已成为钳制经济发展的关隘。
国内储蓄不足和巨大的基础供给缺口的逻辑结果就是对外举债。外债大小从来就是城市化速度的线性函数。一九八七年，我国外债发生额已高达302亿美元。
基础产业的缺口不只表现于数量上的短缺，而且表现为质量上的不足。国内机器设备制造业虽然蕴藏着极大生产潜力，但由于封闭多年，无法提供在功能上更能满足需要的产品，尤其是大型成套设备。在举债进口的环流中，这些产业面临快速的“精神磨损”。
应当清醒地看到，非农业和城市化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能做的，不是扭转这个主流，而是怎样使这个潮流的变化速度，保持合理的范围之内，又怎样使这个范围的确定有一个合理的涨落机制。
另一种需求主流是高消费的超前兴起。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却局部扭曲，分权体制的出现但并不完善，外汇分配政策的改变以及国外高消费的示范作用，使高档消费品产业在我国势如飚发。而这些高档消费品的生产能力所需要的后向关联条件都远远超出国内工业基础的现有水平，于是出现了由最终产品生产能力开始，经中间产品到基础产品的全面引进。外汇多少成为制约此类全过程引进产业的能力利用程度的主动变量。
受到体制和技术双重因素的挟制，与“新兴产业”因外汇不足而形成闲置的同时，是国内同类或关联产业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在机械行业和军工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一面是引进，一面是闲置;一面是不足，一面是过剩。结构性供求失和在资源凝滞的条件下导致了惊人的社会浪费。
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两种需求倾向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本身，更在于两类矛盾之间的时间冲突。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加快从而完成充实社会资本的历史性任务和高消费兴起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这是两个在时间上截然分开的历史阶段。但在我国，这两种浪潮却同时袭来，在技术、自然资源和有限的储蓄等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明处，各级投资主体受利益动机驱使和体制制约，仍倾向于加工工业，在暗处，名义上已经流入基础产业的资源不断向其它产业溢散，在农业钢铁等行业，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城市化导致的基础产业与社会资本的供给缺口，与高消费引起的产业关联脱节，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变革过程。前者是以结构的不均衡为起点，从失衡走向均衡;而后者是以结构的均衡为起点，通过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均衡。这两种产业结构矛盾在产业关联链条上的传导方向亦有不同。前者是从基础产业开始，由后向前传递紧张;而后者是从消费品产业开始，由前向后传递紧张。两种需求浪潮的同时兴起，导致了为我国特有的“双向驱动产业结构全面紧张”。这样，需求结构的特殊变异，经由生产结构，又对经济结构的其它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失衡的总量关系反过来使结构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外汇和外资净流入对愈合结构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来势迅猛的国内高消费潮流，使处于扭曲的市场条件下的生产者，轻易地在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获得超额利润，创汇动机本来就不足，加上限制消费品进口的关税保护，更使得这类产业转指内向。高消费的兴起也无疑导致有限的资源大量流向非主导产业，从而加剧了基础产业的全面危机。
时间上的结构矛盾同时表现为空间上摩擦。两类矛盾的尖锐程度在我国各经济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产业结构的矛盾进而表现为地区之间的矛盾，这集中体现在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的摩擦上。近年来尤其是对沿海地区实行更为优惠的开放和市场政策之后，高收益吸引着国内生产要素向沿海流动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使得基础产业的压力和外汇对经济的制约度远高于内地。在外内循环尚未形成且分割体制没有结束之前，这种压力必然转向内地使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矛盾转换为区际摩擦和相互封锁。目前，这种情况，与我国客观形成的自然资源与生产潜力错位的实际情况，进而要求统一市场的趋势是不相吻合的。
我国产业结构在需求引掣下所面临的时间和空间矛盾的概括描述，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引出以下结论:社会资本缺乏和技术有效供给不足，是我国工业化的主要矛盾。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受制干两个瓶颈。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 ,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而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后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基础产业与技术有效供给存在的严重紧张状况说明，我国经济明显地具有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双缺口”特征，国内储蓄的缺口需要外资净流入来补充，技术供给的缺口也要求国外技术的引入来填补。因此。尽快形成外资净流入和国际新技术引进的吸纳机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获得外部资源毕竟是一种补充手段，并且只能是一定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国内资本的形成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形成仍然是一个首要的制约，这不仅涉及国内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也是有效地引入外部资源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沿袭多年的均衡内向模式，向产业的非均衡化和地区局部开放的倾斜模式过渡。但需明确指出的是，产业结构的外向型转化并不等于贸易立国。由于国际市场的可转移份额与国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贸易条件不利于低附加价值的创汇产品;特别是一个经济落后且内部条件差异悬殊的大国经济在加速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特殊复杂性决定着，试图以贸易立国的小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发展我国经济是不可能的。虽然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倾向的争论，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产业结构只能是内外向相结合、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重的过渡格局。
结构性冲突是关系到发展与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障碍，但产业结构并不是空然无所依。结构现象往往是综合性的统计结果，在现象背后是制度变化等本质特征，这些问题又与价格、技术创新、规模结构诸方面交织在一起，与市场机制相伴而生。因此，结构冲突的解决亦需要深入到产业组织的层次，完成政府与产业组织的剥离，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促进作为资源要素微观组合方式的技术的有效供给。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充实社会资本、发展创汇产业的结构性目标。
二、我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我国的产业政策应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局面:在国内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形成与人口大规模向发展极流动的态势之间保持协调的关系;在国内重化工业进口替代与轻纺、机电等工业出日替代之间形成稳定的发展序列，并且实现进口——外资流入一与出日创汇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谋求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动态的产业秩序。因此，从实施的角度来说，在今后的八年时间内(至“八五”)，我国的产业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即倾斜地充实社会资本，为直接经济活动和外资流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市场的组织化，有重点地改造存量资本;全力支持创汇产业，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创造前提条件。
1.关于充实基拙产业
从今后八年的结构变化趋势看，充实基础产业已与结构转型、组织改造以及经济稳定、高速的发展不可分离地交溶在一起，成为我国渡过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主要关口，甚至成为改革与发展的中心结合部。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充实基础产业的政策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选择重点产业，实行必要的倾斜投资。我国基础产业面临全线短缺，以“七五”前两年基础产业的计划完成情况和“八五”计划的客观条件看，在国内储蓄有限且大量外资净流入又不现实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关联度大、短缺度高、不可替代性强的产业重点发展。在基础产业中，符合这些条件的应首推电力工业和运输通讯业。电力工业要以火力发电为主，因地制宜地发发展水电与核电，力争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缓和电力供应的紧张局面，占领实现工业化中动力供给这一制高点。为达此目标，需要对电力工业进行系统规划，把大型输发电设备制造业。煤炭开采业、运输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布局统一考虑，制定出科学的综合性汁划。运输通讯业除了.完成原有铁路和通讯重点建设项目之外，要把侧重点放在支持沿海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建设上，发展和完善港口、机场、电讯等基础设施，争取用五年时间在局部地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出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极。除此之外，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工业也要重点支持，通过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已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扩散，提高供给数量和质量，并适度利用国际市场的剩余能力弥补国内的供给缺口。
完善机制，形成规范化的资金来源。基础结构的价值形态是社会资本，即源于社会全体成员并为之服务的公共资本。社会资本充实机制的不健全已经引起了严重后果，要解决这一钳制，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形成规范化的资金来源和健全的制度:①明确中央政府与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在充实基础产业方面的法律责任，分层次地发展各自的重点项目。②在保证外债规模与结构基本合理的前提下，扩大长期债务投向基础产业的比重。③适当扩大政府内债的数额。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金融机构获得更多来自个人的长期投资来源。⑤完善重点建设基金制和财政性投资银行。
制定影子价格，实现价格机制的过渡。基础产品价格偏低牵制着整个基础产业的发展，但试图凭借价格机制的作用跨越投资不足、规模过小和需求过旺这三大门槛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础产业向来是市场机制受到抑制的领域，总是通过政府的直接管理或严格控制，在内部经营的有效性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之间寻找着平衡。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同时，通过测定和推行影子价格，有重点、分步骤地实现基础产业价格机制的过渡，并避免发生螺旋式通货膨胀。
追求规模效益，加快技术进步。近几年，市场机制的反作用已迫使地方政府向基础产业自动倾斜投资，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已初具“自组织功能”。积极引导这一态势，帮助分散的投资者克服布点分散、技术水平低、规模过小等不足，制定必要的规模和技术标准，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2．关于发展创汇产业
创汇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出之国际贸易的考虑，而且是一个在国际经济结构这一更大的范围内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的发展优势问题，制定发展创汇产业的政策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即选择创汇主体产业与改善创汇环境。
选择我国的创汇主体产业应同时注重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首先是从供给的角度，根据我国资源赋有的条件，划定哪些产业可以从国际分工中享受更多的好处。其次是在供给分析的基础上从需求的角度、根据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变化趋向，最终确定我国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创汇主体产业。诚然，参加国际贸易并遵守由要素供给决定的静态分工格局。可以比孤立生产有利得多。但是，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多寡，不仅取决于贸易动机。更取决于受需求强度与供给条件相互影响的贸易条件。要素供给决定贸易的发生，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的分劈。当我们从要素供给决定的静态分工格局转向贸易趋势的动态、历史分析时，便会发现这样的事实:不同类别产品的出口者由于贸易条件的区别，获利份额大不相同。在有利的贸易条件一下，国际贸易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在不利的贸易条件下，国际贸易反而会加大它与另一为方的差距。因此，选择我国的创汇主体产业，不仅要注重资源禀赋有条件，而且要与贸易条件进行综合比较。
把我国近期的创汇重点放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是必要的。特别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日元升值，使得指向美国市场的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国的劳动成本相对提高，导致了国际产业结构的局部重组，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时机。而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着成本低、产品成熟的优势，使我们抓住这一时机成为可能。
但是，从中期来看，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创汇的突破口存在多方面。首先，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资源结构中资本与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加快。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进出口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市场份额逐步缩小。既便是名义上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也要依赖技术与资本越来越密集的手段支撑。其次，由于深度加工制品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降低以及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相对较差等多种原因，初级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附加价值起氨也相应降低乙而在工业化同时需要技术、设备甚至原材料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汇率会放大恶化的贸易条件。再次，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表明，低加工度产品与深度加工产品相比较其出口价格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几以低加工度产业作为出口创汇的主体，将会增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的综合趋势分析出发，我们更倾向于把中期的创汇重点放在机械、电子、精细化工等技术、劳动和资本综合密集型产业上。除上述原因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的资源要素赋予，别于同收入层次上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劳动力充裕，而且加工工业特别是机电业具有较大的潜在势能。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将走出谷底，进入一次新的峰期，这将对机电产品形成巨大的市场。从战略上看，扶植适应九十年代国际产业结构大改组的优势产业已经具有特殊意义。
至于完善创汇环境，须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企业的竞争环境。正象偏好相似理论揭示的，任何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除涉及稀缺资源外，首先必须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成熟起来的产品，产品由国内到国际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我们要实现大规模的创汇拓展，试图越过国内市场竞争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和培育市场放在突出的地位。其次是控制国内高消费与高物价的增长势头，国内需求的扩大物价的上升，势必构成出口产品转向国内的更大拉力。再次是前述硬环境的完善，主要是对基础产业的充实。最后是外贸管理体制本身的改革。此外，要对汇率、税收、价格、补贴、配额等经济参数和相关政策进行修正，引入金融机制，并在健全法律等方面迈出新的一步。
3.关于加强市场组织化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由政府行政组织结构限定经纬的产业组织形式，逐步走向政府制定的产业秩序约束下的市场组织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政府与产业组织的粘连，制约着资源要素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市场组织化程度过低，出现了过度竞争与垄断。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成了技术有效供给不足与产业关联的环环脱节。针对这种状况，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塑造市场主体、加强市场组织化与有重点地改造资本存量。
塑造市场主体，加速资源移动。市场主体作为市场关系的总合，直接决定着资源的移动性。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仍要一如既往地实施政府与产业组织的剥离。针对我国产业组织的现状，应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凡是个人能做好的，企业就不做;凡是宜于个人和企业做的，政府就不做;凡是能由下级政府做的，上级政府就不做;多种经济利益主体和下级政府都难于实现的，则由中央政府来完成。其次，通过进一步尝试和明确多种形式的产权关系，实现市场主体的塑造。积极诱导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股份制，并实现国营企业由生产经营承包制向国有财产承包制的过渡。再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加速人才流动，使劳动力真正成为唯一不属于任何所有者的资源。最后，完善劳动力、技术、资本存量、资金等资源转移的一系列官方或非官方的评价和中介组织，为市场主体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加强市场组织化，形成大企业竞争格局。由于上述我国产业织织交并发生的两类矛盾，放任竞争无益于合理的产业秩序的形成。在目前情况下，直接加强市场的组织化，是产业组织发展的正确选择。首先，发展企业集团不仅在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及至微型企业的支配关系，提高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其次，要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与功能。除扩大企业集团在金融、外贸等方面的自主权之外，尤其应注重形成其跨产业的综合技术开发实力。并通过大企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激烈竞争，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充分的动力。再次，加强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团队合作，建立一系列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协调性组织，抑制不正当的垄断并促进政府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最后，对小企业实行进一步刺激竞争的政策，具备使其与大企业相促互补以及自我发展、一转移的能力与环境。对在竞争中显露头角的中小企业积极予以扶植，保证按照企业的经营实力分配资源。另外。随着市场条件的成熟，应不失实机地完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间接控制手段。
有重点地改造资本存量，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和需求主流倾向，要从结构转换、组织改造和技术创新三大层次统一规划的角度，对汽车、大型机电成套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及主要耐用消费品等产业进行替代进口与国产化改造，充分发挥我国军工和机电设备制造业的潜力，形成技术的吸纳与扩散极，并使之朝外向发展。
社会需求矛盾的特异性所导致的双驱动产业结构全面紧张，决定着主导产业的选择须侧重基础产业与新型劳动密集的创汇产业两个方面。这种产业结构的双重发展格局，对产业组织形成巨大的压力。产业政策的实现有赖于具有较高素质的企业家与政府经济管理人员队伍的形成。如何形成这两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高于上述政策的最优先考虑。
2013年5月，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中财办掌门人刘鹤
蔡如鹏
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权威人士把脉中国经济的访谈，再次把刘鹤和他所在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推向了风口浪尖。外界猜测刘鹤是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不仅是出于他身处中共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圈，更重要的是文章所传达的观点与他之前的很多看法如出一辙。
权威人士表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而刘鹤2012年就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的文章中预测，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凭借这篇专业论文获得了国内经济领域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今年1月，他的助手、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在纽约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中国经济尚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权威人士看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这也恰恰是刘鹤近几个月工作的重点。自从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他先后到浙江、江苏两省调研，考察这项改革的落实情况。
他在杭州对上海、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猜测毕竟只是猜测，权威人士到底是不是刘鹤，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一些国有企业及其支持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聚集到报告发布会现场示威，散发传单，以示抗议。示威者认为，报告中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后退”的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国企私有化，并将质疑的矛头指向时任国研中心党委书记的刘鹤。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