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历越高越容易被“剩”？不存在的！
“剩女”这个词这几年大行其道，通常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在适婚年龄未婚的城市女性。每当讲起这个口水话题，卖菜大妈和出租车司机们都是长篇大论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却少之又少。
中国到底有没有“剩女”现象?大家印象中的“剩女”，其“剩”是源于女性数量大于男性，还是两性婚配选择预期的失衡?如果是后者，问题出在女性的挑剔还是男性的不懂欣赏?本文希望用经典经济学的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中添加一些数字和科学的佐料。
单身与成家，两种幸福感不同
经济学分析都有前提条件和假设。本文也有两个前提。
第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效用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ies)。类似“A君是否比B君更开心”是个无法比较的伪命题--我们可以说A君比自己平日更开心或沮丧，但不能跟别人比。简单来说，就是享受帅哥孩子热炕头的甜蜜温暖的人，和崇尚单身自由说走就走旅行的人是不同的，所以不能拿自己的主观感受来鉴别他人的感受。
当七大姑八大姨好心劝一个妙龄女子及时成家的时候，她们没有想到单身的自由，例如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同样，单身男士看着被老婆管头管脚的已婚男时，也很难体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份甜蜜温暖。所以外人的劝说虽然出于好心，但是过分地劝，就不仅仅是罗嗦，而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可能会产生多余不必要的压力。此时的关心，就变成了自私的爱。
第二个前提是大家都希望结婚，但效用偏好为①幸福的婚姻 > ②单身 >③不幸的婚姻。有相当多理性的“剩女”，认为跟某恋爱对象共同进入婚姻殿堂带来的效用预期不超过自己单身的状态，也就是②的效用高于③，此时这个“剩”是主动态。本文更希望解释的是从单身到幸福的婚姻，即从②到①之间的距离是什么。
剩女，其实是个全球现象
劳动经济学文献里有一篇经典文章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莱娜·埃德隆德(Lena Edlund)2005年发表的《Sex and the City》，论文与那部著名的美国连续剧同名，但这里的sex指的是性别。文章对所谓的“剩女”现象提出了一个经济学解释。
埃德隆德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前人很少关注的问题--全世界大都市里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而人类正常性别比是男性数量更多才对。文章开篇举出欧洲和美洲的47个国家里，农村里25-34岁的青年人都是男人数量多于女人，而在城市里女人却多于男人。埃德隆德对这个城乡趋势提供的经济学解释是，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里男性工资平均要高于农村工资。而女性来到城市，看中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还有更好的婚姻机会(婚姻市场)。
城市里的女性占比多，乡村里的女性占比少。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剩女，也是个经济现象
埃德隆德还有一段关于婚姻市场的很“前卫”的讨论:“Mater semper certa est, 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意思是母亲的角色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角色是由婚姻决定的。所以在婚姻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有一个家长 --母亲。婚姻给了父亲一个名正言顺的头衔，让男人有了享有孩子和监护孩子的权利，同时他要为婚姻进行支付。埃德隆德解释说“婚姻可以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交换资源，从而获取当父亲权利的一种交换合同”。
的确，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是更占有优势的性别。因为女性有子宫，才能繁育下一代。同时卵子比精子更稀缺，女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所以男人只有取悦了女人，才能取得交配权和繁衍权。
在这个前提下，平均收入更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女性来找寻劳动力和婚姻市场的机会，增大女性的数量和提高“剩女”的可能性。埃德隆德用瑞典289个地区的25-44岁人口数据来做实证数据研究，结果证明了猜测--当一个城市的平均男性收入越高，相对应当地的女人数量就越比男人多。
所以埃德隆德对剩女的经济解释，是女性愿意到大城市既追求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也追求更好的婚姻市场的结果。剩女是个全球现象，也是个经济现象。
中国有“剩女”现象吗?
从宏观结构数量上看，没有。
简单说因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有大量“多余”男性，所以即便女性都到大城市来，也只是冲淡了大城市里原来男性过多的局面。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19，每100个女性对应119个男性，或者对每个男生来说，你和周边五个男性朋友加起来，就有一个人找不到老婆，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
我们平时讨论的城市“剩女”根本就不是女性数量过多--全国地级市的市辖区在20-39岁的男女性别比平均是1.05，依然是男性数量更多。其中北京1.09，上海1.07，广州1.11。即便是北上广这些有大量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适婚年龄里面的男性数量依然是远远多于女性，而且性别比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许多着急的上海父母会在人民公园相亲角“摆摊”为儿女征婚。图片来源:中新网
那分教育程度的适龄男女呢?高学历的适龄城市女性数量比高学历的男性数量更多还是更少?
2010年普查资料显示，20-39岁城市人口(不等于上文的市辖区)里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06。如果不考虑学历，全国城市人口20-39岁男女比例只有1.0056。也就是说，城市女性平均面对多出0.56%的男性选择。如果都在寻找跟自己学历类似的另一半的话，高学历城市女性的选择权就更广，整整多出6%的男性可供选择，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谁说高学历对女孩是件坏事儿?
所以，人口普查资料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城市里的“剩女”现象不是因为女性数目超过男性。分析说明，“剩女”问题，不在两性数量的失衡，而是在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匹配。
真命天子，也需寻寻觅觅
其实，对婚姻市场的研究可以借助成型的劳动力市场的模板进行分析。
对于想结婚(类比为工作)却还处于单身(类比为失业)状态的人来说，寻寻觅觅的过程只是正常的摩擦性“失业” --个体找工作总是需要时间寻觅，雇主招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找到理想人选。一定程度的摩擦性失业是不用担心的。过于着急了随便找个工作，不认真工作跟同事处不好关系最后离职，对公司对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任。当然也有由于心灰意冷而退出婚姻恋爱市场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应的叫做气馁的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s)，因失意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
摩擦性失业告诉我们，真命天子是不会突然间砸到头上的，蓦然回首之前也是先要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即使在男女数量和匹配结构平衡的地区，“剩男剩女”现象也会出现。
还是单身?男女期待值不匹配
更严峻的是结构性“失业”问题，体现之一是男女双方期待值的问题。
先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供给。
这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大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教授。他开拓了人力资本、家庭经济学、歧视等经济学研究新领域，被誉为上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在《家庭论》一书中对婚姻的经济学意义有深刻的讨论:婚姻带来的效用有很多方面，从经济规模(两人搭伙过日子更便宜)到性别分工(双方能力和赚钱家务活的比较优势互补)到公共产品例如孩子的消费性(例如看着孩子就开心)和投资性(例如未来养老)等等。
远古的农业社会里更需要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于是男性专门打猎觅食保护家人，女性专心生产养育下一代，那时两性对于婚姻家庭的投入和需求都相对一元化。现在随着科技发达和社会进步，女性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条件跟男性趋于平等，当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机会和收入大幅提高，传统男性赚钱养家的婚姻模式吸引力下降，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要求提高，“供给”下降。如果男性没有及时调整在婚姻市场上的定位，那么市场的不平衡就会出现。
不可否认，有些女性有双重标准问题。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现实吗?徐静蕾说“你只负责单纯善良帅”，不是所有女子都能做到。又要对方单纯善良，还要高富帅，又要对方事业成功又要天天陪在身边，这种对“暖男”+“真命天子”=“暖龙”的结合体无限期待，会导致在婚姻市场的选择上出问题。对婚姻有正确的态度和期待值非常重要，否则即使Mr. Right出现，也会嫌七嫌八给错过了。
再来看婚姻市场上的男性需求方。绝大多数时间大家批评“剩女”太挑剔，而批评男性的声音太少。事实上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也会影响到婚恋市场匹配的效率。哈佛大学的黄志修(Jisoo Hwang)有一篇《Housewife, “Gold Miss” and Equal: The Evolution of Educated Women’s Role in Asia and the U.S.》很明显在“怪罪”男性，指出男性不能接受把家务活外包出去的高学历职业女性。黄志修还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上升，而社会文化和人们心态还没有足够快相应调整变化的时候，婚姻的结合就会出现问题。
很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会有强烈的双重标准，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聪慧风趣漂亮赚钱之外还要扫地洗碗做饭看娃，一边说男女平等，一边要三从四德。黄志修强调某些男性在婚姻选择方面的传统和迂腐，文章用了“准婆婆”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参与工作做为一个衡量，研究发现“现代”环境下成长的男性结婚率更高，而且妻子同样有工作的可能性也更高。
黄志修的研究采用了经典的对比方法──同样都是日本和韩国的男性，一组人在原籍生长，一组人从小移民到美国。文章发现从小就移民到美国并接受西方更“现代”的性别和家庭观念以后，“剩男”和“剩女”的比重都大幅下降。
接受现代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的男人结婚率更高。图片来源:mybagspa.com.au
总之，当男性在特定成长环境里形成的对女性的看法，和现代女性自己要选择成为的角色不能均衡搭配的话，“剩男”“剩女”现象就特别突出。
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促使迂腐传统的婚姻市场产生链条式的调整。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一个从以前的配对机制到新动态平衡的演变。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新平衡达到之前，在整体上社会观念没有及时改变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1.变成更好的自己
不为一时的摩擦性失恋沮丧。积极拥抱生活，认识新朋友。寻找工作需要投简历，同样真命天子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积极创造并加入认识新朋友的社交圈。
找不到工作时我们会去进修或培训来提高自己的技能，没有找到另一半的时候，抓紧充电吧。健身、旅游、读书等等，都可以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上更有魅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另外，还可以这个城市找不到工作，就换那个城市。一个行业不适合自己，就寻找自己感兴趣和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行业。你懂的。
心态上要爱自己为最大。因为正能量的你才能吸引正能量的他。小孩子如果选择大哭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任凭多么可爱你都多少会感到烦躁。而如果小孩自己玩儿的开心，你会额外觉得可爱希望抱她亲她。这其实很哲学--哭是因为缺爱要求爱，可是你越哭反而越把爱推开;如果你很享受自己生活的话，就会吸引更多爱过来。
2.了解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需求
无论是单身、结婚还是离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很重要。否则即便同时出现很多男朋友跟你求婚，你都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的底线是什么?你想要的未来的日子是什么?
很多教授努力熬了很多年终于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原以为可以彻底潇洒人生爱干嘛干嘛，结果却发现人生进入了真正的黑暗低谷。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研究课题是什么，之前都是什么容易发表就写什么。这种“安全感”被填满后的自我面对，是非常震撼的。
同样，懵懵懂懂地结婚，没了“我嫁不出去”的担心之后你会想，然后呢?这个结婚证本身是否真的代表你想要的幸福?七大姑八大姨们催你结婚的前提是希望你幸福，所以什么是让你幸福的事儿，什么是让你幸福的人，你想清楚了吗?
3.共同努力，改变婚恋市场动态
大量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在经历过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后两性地位和互动改变的西方世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结婚可能性更高，只是由于教育等原因推迟了初婚年龄而已。同时，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相比于没有上大学的女性离婚率更低，而且认同婚姻幸福的比例更高。
也就是说，很多在年轻时暂时还没结婚的“剩女”们，不是永远不会结婚，只是推迟了结婚，而且一旦结婚后婚姻的稳定性和质量也平均更好。所以不要纠结于一时的单身，要用长期动态的科学发展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这么说，我知道被家人老师同事朋友和社会的压力压的喘不过气的时候。当面对几千年沉淀的所谓“你太小还不懂每个人都会这么走过来”的时候，渺小和无助的年轻的个体，一不小心就容易被这类的话溺水淹掉彻底失去自我。
所以，请相信自己。请多一分勇气。这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的男性和女性，愿意去思考探索追求自己的幸福，愿意对不合理的说法说不，愿意在我们的婚恋市场从以前的传统配对机制到新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
最后用贝克尔先生在诺贝尔颁奖晚宴的一句话结束吧。贝尔克先生成功地把经济学研究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他的工作被认可之前，传统的专家们并不能看到他的远见。他获奖时说:“这个奖项用可能有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认可了这样一群经济学家:他们承受种种障碍、批评、甚至嘲弄，突破传统来进行更广阔的行为研究和分析。”
想象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会欣喜自豪地回顾，如何曾经“承受种种障碍、批评、甚至嘲弄，突破传统”。现在一时的“剩”只是摩擦性“失业”，更深地了解自己，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起推动性别平等。时间，一定会让你更幸福。(编辑：游识猷)
来源：性别经济学
作者介绍：
刘倩，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中国美国商会职业女性委员会联合主席。微信公众号“性别经济学”，希望分享经典经济学文献，用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探讨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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