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区别在哪?
文章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本文作者：何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识局君曾经拉着朋友（在一家证券公司作）去听一场经济学家的演讲，朋友问了这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后说，“他和政府走得太远了，没意思，我喜欢听一些体制内经济学家，他们和政府走得近”。
朋友的答复很实在，是的，对于他们金融圈而言，看到的是商机，很少对只能讲理论的经济学家感兴趣。
对于务实的群体和机构而言，识局君初步地总结他们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可以这样排序：
NO1：有官职的经济学家排在第一位；
NO2：担任政府智囊或者是体制内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排在第二位；
NO3：曾经任过官职，现在还和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经济学家排在第三位；
NO4：能够讲热点的市场派经济学家（比如各大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排在第四位；
NO5：一些独立的经济学家，能够拼热点的经济学家（比如叶檀妹纸）排在第五位（当然，这类人出场费还挺高）；
NO6：最后才是完全的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部分高校教授等等。
看完这个排名，大家都知道了吧。在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策走的。为啥外界这么关注有官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未来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也会有很大影响，所以外界自热而然地关注这类经济学家。
功利这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做了官的经济学家会不会不尊重职业道德，更多地为某个群体说话呢？另外，没做过官的经济学家会不会总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太过于理论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下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有啥区别？
以美国为例，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华盛顿。。。但两个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都很牛掰，只不过选择的方向不同而已罢了。
我们为大家发表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题目为《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作者是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弥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袓国的首都。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高下之分。有的学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离群，就越愿意坐冷板凳，他们的学问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大部分当过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职业政客，他们只是票友儿而已，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书斋。有人将经济学称作“世俗的哲学”（WorldlyPhilosophy），因为经济学不仅强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还关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果本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就应该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际过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不批评政府，怎么能显出学者的风和骨呢？再说了，至少就大部分经济问题而言，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评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学者应有的谨慎和谦卑。
经济学的套路很简单，无非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政府的约束条件吗？有的经济学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但他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某一项政策建议，听起来很不错，但实施起来，有预算吗？合法合规吗？谁去干？有足够的人力吗？会和另外的政策目标冲突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个约束条件，现实世界中或许有十个。
此外，政府和学者的目标函数也不尽相同。学者考虑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尽可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虑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执行、能够立竿见影的。在教科书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实质上就是个对偶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相差万里。你拿到的考题和政府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怎么一起对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小泉纯一郎组阁之后，邀请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的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罢免了金融担当大臣柳泽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并继续留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成为小泉内阁名副其实的“财经金融总管”。2004年9月，在小泉内阁的第三次改组中，竹中继续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卸去金融担当大臣一职，就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帮助小泉啃下邮政民营化这个改革的“硬骨头”。《读懂改革的逻辑》一书，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读者可能首先会发现，竹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讲解日本的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时，用的基本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但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并不是强调政府要如何干预市场，而是当决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观经济时，他们关注的是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政府花一元钱，国民收入会增加多少？这是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概念，简单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初学经济学时就知道。但在现实中如何测量乘数的大小、如何解释乘数的差异和变化，令无数政府精英白了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塯加，会给利率、货币乘数带来何种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债利率相较名义GDP增长率孰高孰低？大学生们在准备考试之前复习的这些问题，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样在苦苦思考。在现实决策中，花拳绣腿不管用，管用的还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础的分析框架。决策之难，难在经济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处处连通、一变倶变；也难在经济体系是瞬息万变的，朝秦暮楚、难持一端。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决策中需要的知识，常常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竹中平藏反复讲道，“战略在细节”。比如，他提到，在处理日本的金融体系不良债权时，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严格评估。准确的评估涉及对贴现率的确定，竹中专门制订了一个计算贴现率的指导大纲，还郑重地将它写入了金融厅的检査指导手册。他甚至认为，这是“金融再生计划”成功的秘诀。
从理论上讲，“金融再生计划”无非是保证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严格执行，但人们出于大意或贪婪，恰恰会忽视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竹中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制订“金融再生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熟悉业界内幕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还暗自庆幸，这些技术性的改革细节，既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没有在国会上遭到质询，就这么暗度陈仓地顺利通过了。
谈到邮政民营化，他说，从经济学的大道理来看，把一个低效臃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实现民营化有多少种途径，哪一种途径才是众望所归。他说，在这方面，具有行政学知识的法律专家比经济学家更管用。
有时候，改革可以靠技术专家在幕后静悄悄地推动，但有时，改革必须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发起冲锋。日本的邮政民营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手术。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邮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有2626万名正式员工和12万名兼职人员，不仅有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和人寿保险，邮政已经变成了“衰退产业”，银行和人寿保险沉淀了巨额资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选择邮政民营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战。竹中不仅担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还在小泉的要求下参加议员竞选——多一票是一票啊。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小泉甚至解散了众议院。内阁成员中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反对解散众议院，小泉当即罢免了他，自己兼任农林水产大臣。
这本书的日文版叫《战斗经济学》，即官场就是战场。竹中写到，自己在小泉内阁任职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随时辞职的准备。如果每天想着要获得上司的认可、一步步升职，只会徒增自己的苦恼。但是如果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个朋友也思考过这个人生问题。他读到金庸的《鹿鼎记》时豁然开朗。《鹿鼎记》里，康熙让韦小宝把天地会灭了，天地会让韦小宝把康熙除掉，两难处境、不可调和，怎么办？韦小宝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
“老子不干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两难选择，其实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