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盛衰循环的密码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唯一方法。中华帝国绵延数千年依然能保持住青春，奥秘亦在于此。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一般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

第一、英明的皇帝。 

第二、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 

第三、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 

第四、较少的受供养人数。 

第五、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

在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各朝开国，往往面对的是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环境，但不需用“百废待兴”形容；农耕社会不象工商社会，各生产单位变成废墟后，需积累资金艰难重建。农耕社会的生产单位是一家一户，有劳动力与田地就能迅速恢复生产。人口大量损耗诚然使劳动力不足，但土地充裕反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人口繁殖相对而言要比资金积累容易。

再者，由于新王朝摧毁了旧王朝原有的产权关系，江山易主，在旧王朝中被法律保护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需要得到新王朝的认可才能被重新保护。

这样，旧王朝中得利益最多，与旧政权关系最密切的受供养集团成员，要么在改朝换代的暴力浪潮中被消灭，要么被新政权打击、冷落，他们巧夺豪取来的大片良田与万贯家私，原本打算传至子孙，转眼间充归国有，或者被皇帝转赐他人。

实际上，新王朝面对的是个相对容易收拾的烂摊子，毛泽东讲，在白纸上画图更容易，它只需重建官僚体系，清肃社会不安定因素，巩固国防，鼓励农民开荒生育就够了。

那时，由于新政府官僚机构处于草创阶段，仅有个框架，又由于战争遗留下的问题太多太繁，因此它们运转效率很高。俗语说：“流动的水不会腐臭”，心无旁鹜专心公务的衙门一般不会黑暗。

况且，新朝代的官员多是新提拔或军人转变角色而来，他们对工作尚处于新鲜好奇、满腔热忱阶段，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和习惯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没有培养出油滑、形式主义、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风。

另一方面，官员数目较少，且多对旧朝代的腐败记忆犹新，时警时惕，因此对财政资源的消耗一般不大，人民赋税负担相应较低。社会利益这块大蛋糕尚有很大分配的余地，新的达官显贵等少数强者，不用处心积虑与多数弱者争利，因此社会矛盾缓和，贫富分化不很严重。

太平盛世是各种社会积极要素发展到最佳状态时，共同支撑起来的黄金闪光点，它不可能保持长久，因为各种要素本身都是变量，不可能永远共同处于最佳状态。譬如登山，到最高点，怎么走，都免不了下坡。

一般来讲，开国皇帝无一不是人中俊杰，根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原理推算，从激烈无序的暴力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君王，必然具备狐狸与狮子的双重品质。可是开国皇帝也有忧愁，他不敢保证自己的继承者具有同样的智慧与能力。

宗法制度规定，皇位只能传嫡长子。这也处于现实考虑，皇帝妃娥成群，儿子有时很多，如果不只传长子，兄弟之间相互竞争起来，骨肉相残的事即会发生。

但这样一来，未来皇帝的素质是优是劣，就只能听凭命运之神的安排了。即便老皇帝恪守传位传贤的原则，他的挑选范围也不会超出直系血缘的圈子。儒家学者所赞扬的禅让制度，只在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发生过效用；自夏之后，这一制度就有名而无实了。

皇室在挑选继承人时不仅在才干方面没有余地，在年龄方面也没有余地，帝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智力有缺陷及智力发育不足的皇帝，例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汉殇帝继位时年龄只有3个月大。

这类皇帝上台，皇权旁落是必然。无论大臣擅权、外戚干政、宦官弄柄、地方割据，对皇室都是烦恼的事，时间长了，容易引发政治震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会成为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事实上所有寿命长的朝代都躲不过皇权旁落的痛苦，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症，若诊治不及时，往往成为王朝衰落的标志。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权臣，明之宦官，清末之女后最为醒目。当然，各朝皇权旁落的形式，并非象总结的那么单一，通常各种形式并作。

问题的严重性很容易理解。帝国规模庞大，组织严密，诸如官员任免、军事调动、赋税财政等军国大事皆由皇帝一人裁决，即便由中枢机关代劳，也要经皇帝署名发表，才算合法失效。

因此，皇帝出问题，即意味着帝国的大脑出问题，即便擅权者有足够的能力与权威维持住秩序，各种隐患依然存在。擅权者代皇帝行使权力诚然是魅力无比的美差，但权力是利刃，行施起来免不了伤人，招来不满和怨恨，而代别人行施权力尤甚；况且，此是普天之下最引人妒嫉的差使。
 

擅权者没有人甘愿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儒家学者所赞扬的圣人周公，在后世凤毛麟角，这无关他们的道德，完全基于现实的忧虑；一旦交权，极可能意味着把自己和九族的脑袋交到仇敌手中。
 

从历史上看，擅权者在需要交权时，通常有下列四种选择：

1.彻底交权，这种情况极少；

2.名上交权，实握权力不放，窦宪、鳌拜即为例子；

3.想法让皇帝永远智力不足，比如废长立幼，废智立愚，女后乱政时喜欢取此法，她们有这个条件，吕后、慈禧都为例子；

4.发动体面的政变取代之，王莽、隋文帝、武则天行此法。
 

当然，世传皇帝中也不乏英明者，例西汉的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东汉的明帝、章帝，唐的玄宗、宪宗，北宋的神宗，明朝的宣宗，清的雍正、乾隆等等；即便在末世之主中，明的崇祯、清的光绪也不能不说有一定才干。只是这类皇帝的出现没有定数，像当今北京清朗的天气般难得。

帝国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注定难保持长久。首先，随着官僚体制的不断完善，官员数目越来越多，在提拔新官员的过程中，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化了，同乡、同学、老上级、老下级、恩师、亲戚、利益朋友等相互结网，一荣共荣，一辱共辱，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可怕的官场关系网。

官员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开国之初的务实作风、责任心及对皇上的忠诚，渐被追求小集团利益及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思想意识所笼罩。

假若皇帝精明强干，他们可能不得不自我收敛，但想阻止官场腐败，根本不可能，连英明的雍正、乾隆父子也徒唤奈何，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自认为比“秦皇汉武”更了不起的毛泽东最不信邪，一次又一次用政治运动清肃官场，但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运动一停止，官场故态立即恢复。

想用法律约束官员纯属枉费心机，官员在辖区内既是行政首长，又是法官与警察局长，除非上级派员查办，一般没有问题；通常情况下，只要不是皇帝亲自过问，或被关系网抛弃，上级部门也懒着主动做这种棘手的事。所幸帝国的官员多是儒家学员出身，饱读诗书。儒家的教义不允许他们做过份出格的事，要求他们忠于职守，勤勤恳恳，洁身自好。

孔夫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应当承认，帝国的官员多能自律，这也可以解释一个朝代的吏治看起来腐败了，为什么还能存在上百年的原因。

散发着霉味的官场，一旦形成，就有超强之顽固性，只有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与民主运作能切除、消解它；但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也不需要民主，民主运作方式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只有暴力革命才包治百病。

在工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靠耐用品的积累与科技进步这两只轮子，虽然最终有增长的极限，但持续百年、数百年当没有问题。农耕社会不存在这两只轮子，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能被一次性消费掉，如粮、油等；即便建筑物这类固定资产，由于多采用木质及土石茅草结构，不可能像钢筋混凝土结构那样，经得起风雨吹打和战火焚烧。气势迷人的阿房宫之类，现在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想像了。

农耕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三个条件保障：

1.不断开垦荒芜的田地；

2.风调雨顺；

3.和谐健康的社会秩序。

因此，社会财富增长的极限很容易达到，尤其当荒芜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后，财富的增长一般不会再呈上升趋势，或者说余地已经不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口问题。在荒芜的土地没有被充分耕种之前，人口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也可以说人口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

从理论上讲，当帝国的农业劳动者尽力耕种的土地总量正好等于帝国实有可耕种土地的总量时，说明社会的人口数量与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状态，这时农业生产率最高，农民收入也最多；然而人口生育是个非常活跃的变量，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状态下，呈无限增长趋势，而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家庭财产收入增多的现实，又会加速这种增长，平衡会很快被打破。

假如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长时间内超过了拓荒的速度，那么就必然出现劳力过剩现象──普通的农业家庭收入相对减少，饥饿、流民、盗匪增多等。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今工业化的中国仍难解决，虽然建了很多城市与工厂，供过剩人口从乡村社会游离出来打工，仍不能完全吸纳。
 

唐朝之前，帝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大约在五至六千万左右，达到七千万甚至八千万以上，就会成为帝国政府的噩梦，需要通过饥荒、战乱等天灾人祸的方式减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万左右，又会出现“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场景。

西汉、东汉时，长江流域尚未被有效开发，帝国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当时没有化肥、农药和专门培育的优良种籽，水利设施比较简陋，粮食的亩产量很低。

根据战国时期李悝留下的资料推算，那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大约为一石半，当时一亩合今0.32亩，一石半约合今45斤左右，换算成当今亩产量约为140斤。即便汉朝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粟的亩产量大概也很难超过200斤。而现在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仅以小麦、玉米计算，一年两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斤以上。

据班固记载，公元2年西汉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767.14万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比较松懈，疏漏难以避免，估计实际人数当在6千万──7千万之间。 当时那些土地养活六千万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同样土地养活五、六亿人所承受的压力。现今这一地区的实有人口也不过六、七亿左右，那时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压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经过五胡变乱，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尤其是太湖地区，渐成为有名的“粮仓”。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由于气侯变化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关中地区衰落了，虽然唐帝国的首都仍在长安，可这一地区的供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国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万，它的困难比两汉政府小不到哪里。

宋朝时，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鱼米之乡的声誉响遍全国，帝国承载人口的能力大为增强。到南宋时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国的人口总计突破了一亿。明朝的人口更是强有力地增长，晚期高达约2亿，这得益于一批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

清朝开国到乾隆年间，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扩大，通过移民的辛勤努力，各边远地区得到了充分垦植，人口逾过三亿。这个数字大概接近纯农耕文明条件下，中华世界所能承载人口的极限，有个叫汪士铎的人为此惊呼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不久，太平天国叛乱发生，人口损失了近一亿二千万，人与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缓和。

据研究专家推算，“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千分之一，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三十二亿。”。

实际上，各朝开国初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都会超过5‰，假如不是改朝换代与饥荒的调节，发展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恐怕早过百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帝国体内产生的一种毒素不能正常代谢。新帝国开创，总会制造出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通往盛世的路上，他们提亲携友，而且还通过爵位世袭、财产继承等方式荫及子孙。一般而言，受供养集团在帝国秩序内走向膨胀及奢侈的趋势不可遏制，西方有个马太效应，大意说：已经得到利益者，可凭借利益优势得到更多；而失去利益者，更容易失去利益。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由于既得利益者生活优裕，精力旺盛，娶得起妻妾，所以生育能力较强。以大明皇族为例，太祖朱元璋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一百年后，皇族成员增加到5万人；到嘉靖年间再统计，繁衍到了10万人。

当受供养集团消耗财富的速度，比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不断做大的速度慢时，社会还是健康和有活力的；但当盛世已过，受供养集团的欲望继续膨胀，财富蛋糕不增反缩时，财政危机、苛捐杂税等末世景象即慢慢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以前富者、贫者都能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现在则贫穷者不断失去，一直沦为饥民，而富有者则相对更懂得享受生活了。至此，幻想帝国政府保持公正根本不可能，它与受供养集团有着天然血脉上的联系。

至于军队，历朝开国之师无不精锐，就算最武力不振的宋朝，太宗皇帝与他的将士们也不乏攻击游牧民族的勇气，他们虽然最终没有扫平辽国，但起码守住了边防。

在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主要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兵卒的人数、战斗的技巧、指挥官的才略及将士们敢死的勇气。通常情况下，兵卒的数目容易保证，但后三个要素很容易变化。

仅以战斗技巧为例，它通过实战与训练两种方式能够得到，国内如果长期承平无事，则只有通过训练一条途径了，而训练的弹性非常大，往往会流于形式，士兵服役数年，不会骑马射箭，并非是稀奇之事。

在这一点上，农耕人的军队不如游牧人的军队，游牧军人不需要刻意训练，他们平日的生活就带有实战的性质，疾马圈牛羊，弯弓射灰狼，他们天然就是剽悍的战士。帝国军队经过长期和平安逸的腐蚀后，与他们交锋，鲜有占优势的时候。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保持帝国持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
 

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

但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强盛。

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

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和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来源：共识网

帝国的衰亡：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 “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 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 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 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 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 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 触忌犯讳狱。专制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 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 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 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 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 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欲望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 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 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作者：梅朝荣

节选自：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