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十大预言逐一兑现
1993年夏，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此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理论框架，其中那句“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的论断，成为冷战后最富争议，又最富远见的政治预言。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建立的“文明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演变，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必将发生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不宽容、中华文明的独断之间，三者之间是结构性冲突，不可以调和。
如今，书中提出的十大预言逐一兑现：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预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长达1400多年，而且将继续上演；
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
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这还得观察，据英国《卫报》报导，一项调查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信奉宗教，欧洲正走向后基督教的社会）；
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却会走到一起，共同对抗西方文明；
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
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
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
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俄罗斯：几百年来都没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亚洲人性格不和。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亨廷顿这段话说的是事实，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来不是完全依靠软实力，而是美国强大的国力支撑的军事实力。人们在推崇约瑟夫·耐的“软实力”之说时，确实有意忽视了这一点。
在该书中，亨廷顿明确指出了三种文明相比较，伊斯兰文明不仅内部易起冲突，与其他族群也难以和平共处的原因。指出了穆斯林更多卷入暴力冲突的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详见该书第九、十章），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最后，亨廷顿还提到了伊斯兰教人口增长极快，有向外扩张的冲动——2017年11月，美国皮尤调查公布的《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也证实了这一关于穆斯林人口增长的预测。
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
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北朝鲜。
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国际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
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
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
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转自：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