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物志（之四）|做学生和做先生——陶德臻教授诞辰80周年感言

东亚君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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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推出的是王向远教授对其恩师陶德臻教授的回忆文，这里不仅有动人的师生情分，更能窥见当代中国东方文学学术研究传承的脉络，是为“学统”。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谢谢）

        陶德臻，笔名秦至，男，1926,汉族，辽宁昌图人。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教研室主任，1979年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成绩显著。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东方文学讲稿》、《外国文学》（亚非文学），论文《紫式部与〈源氏物语〉》、《〈吉尔伽美什〉初探》、《谈〈吉檀迦利〉的思想倾向，主编教材和专著《东方文学简史》、《外国文学史纲》（均列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文学史》、《东方文学名著讲话》、《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二十世纪外国小说名著赏读》等。《东方文学简史》（修订本）获1986年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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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己做了老师之后，常和学生们谈及往事。我多次对他们说过，在我的学生时代，堪称“恩师”的有好几位，其中最主要是两个人：一位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高迎熙先生，没有他，我恐怕难以考上大学；另一位就是陶德臻先生，他不录取我攻读研究生，他不让我留校任教，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那时读研究生有多难？现在的考生就难以体会了。不过可以借用数字来说明问题。1984年，即我被录取的那一年，北师大中文系共招收了十四名研究生，而2004年，北师大中文系则招收了近三百名研究生。那时硕士点比现在少得多，导师更少，而且导师隔一两年才招生一次，在读的学生总共也只有四五名，而现在的导师带的学生，往往多达十几名甚至二十几名。那时候，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研究生虽然没有固定的美称，但比大学生还要更“骄”一些，则是无疑的。陶先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招生世界文学专业东方文学方向、并有资格授予硕士学位的教授。那年我被他录取了，登门入室，成了他的开门弟子。仅仅这一件事，我就应该感谢他一辈子。

记得1984年5月初的那天，我从山东来北京复试的时候，第一次到师大校园内“工19楼”三层的一个单元登门拜见陶先生。那时先生五十岁刚出头，对学者来说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典型的东北大汉，仪表堂堂，一派学者风度。那时国困家贫，我送给老师的“束脩”竟然只是一口袋山东土产花生米。我也觉得有点儿寒碜，不过那是我母亲特意一粒一粒地挑拣过的，而见面后陶先生却连声致谢。从初次见面，我就觉得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在敬仰中也倍感亲切。

此后的十几年间，陶先生一家一直都住在那里。我也记不得我在十几年中究竟去了多少次，反正，学习上有问题的时候、遇上困难的时候，心情好或不好的时候，我都首先想到找陶先生聊天。那时电话很不普及，每次去陶先生家都不打电话“预约”，在今天想起来是很唐突的，但只要我去了，陶先生无论方便与否，总是踏踏实实地坐在椅子上，慢慢地跟我聊，从没有不耐烦的表示。有时候师母浦漫汀教授也从隔壁她的书房中走过来，和我们一起聊。我们的话题十分广泛，也很轻松随意，说完了正经事之后，更多的是无关紧要的闲聊，即东北话所谓的“唠嗑”。这种“唠嗑”拉近了我与先生的距离。想想和有的人说完了正经事就无话可说了，沉默片刻之后只好告辞；而和陶先生在一起时，即使一时无话的时候，也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无言也觉得很自然。我在先生面前也常常是放言无忌，不管对或不对只管先说出来，先生从来不怪。先生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他一下的时候，也是直截了当。比如，外校外地有人评教授副教授，要他填写意见，他有就把材料拿给我看，问我：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有时开学会，他忙不开，就说：向远，你给我起草一个开幕词（或闭幕词）吧！对学生的学位论文的评价，他也常常和我交换意见，一起斟酌用词。我心里明白先生自己是有自己的主张的，他那样做，无非是因为他看重我、信任我。更重要的，是给我“实习”的机会。后来我自己也不断碰到同样的事情，多亏从先生那里“实习”过，有轻车熟路之感。回想起这些来，我逐渐领悟到，那实际上并不是我在帮先生的忙，而是继续以那样的方式从师学习。我体会，做研究生，就是要给导师当一段时期的“秘书”，甚至帮老师干一些杂事，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功课。

二

1987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即将毕业，陶先生希望将我留下来任教，当然也有将来要我接他的班的意思。那时我也在外面联系了几家工作单位，但内心里仍然把留校作为最佳选择。陶先生时任学科带头人和教研室主任，为我留校的事付出决定性的努力。我记得有5月底的一天下午，我盼着系里对我的去留早点决定，心里有点着急，又去陶先生家催问。他说：“还得再找一下许嘉璐”，于是我们冒着烈日在“五百座”门口等着将从会场走出来的系主任许嘉璐先生。陶先生在门口“堵”住了许先生，我就站在不远处看着这情景。一会儿陶先生走过来，高兴地对我说：“许老师说没问题了。”

那年我二十五岁，托恩师的福，我的身份由“学生”变成了“先生”。

留校后，接着我就被学校派去参加“北京市讲师团”，被派往北京市郊区昌平县平西府乡支援农村教育，做了一年的乡村中学教师并兼任班主任。其间多次回校和陶先生汇报我在讲师团的工作情况，后来他当着我的面和师弟师妹们说：“向远去讲师团锻炼了一年，成熟多了。你看，他原来说话有时脸红，现在不了。”说得我又一次脸红起来了。他就是这样，总是关注着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优点，并及时地给予表扬和鼓励。在我和他相处的十七年中，我固然有许多的毛病和不足，但陶先生却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一次，他给予我的，全是表扬和鼓励。当面的表扬并不很多，但我知道，他在别人面前，提到我时他总要夸奖我。老师的肯定和表扬会给学生以多大的他自信和力量，对此我深有体会。为了不负老师的表扬和期待，自己惟有不懈地努力。

陶先生认为我“成熟”了，于是要我准备讲稿，给本课生上《东方文学史》基础课。1985年到1986年间，我曾多次观摩了陶先生及何乃英先生给本科生的讲课，又用一年的时间准备了讲稿。1989年秋天第一次上讲台前，陶先生和何乃英先生一起，专门约我谈谈讲课的思路。我知道，自己的思路和老师以前讲的很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先生对年轻人的尝试总是支持的。他听了我的汇报，问了几个问题，又叮嘱了一番，最后和旁边的何乃英先生相视一笑，说：“可以，就这么讲吧。”

于是，我登上了大学讲台。那时我二十七岁，陶先生六十五岁。我步先生的后尘，接过了先生的教鞭。

我在讲授《东方文学史》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先生主编的教科书或其他人的教科书，而是另起炉灶。但先生对我的做法一开始就没有异议，而且表示支持。事实上，假如没有他的支持，我也完全不可能那么做。我明白，这不仅仅是出于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更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搞出自己的东西来。1993年，当我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东方文学史通论》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陶先生高兴地为我写了序言，并给予热情的褒奖。当然，我的书未必真像他夸奖得那样好，但我觉得他所写的那些话深中肯綮，真可谓“知我者，吾师也”。请人为自己的书作序，不求锦上添花，更不需佛头着粪，但求知人知言，而求知人知言，就很不容易。迄今我所写的十几部论著，只有这第一部书的前言是请陶先生写的，其余全是自序。因而陶先生的序就显得更为珍贵。

我自己很清楚，我是踩着陶先生为首的前辈学者的肩膀登上大学讲台、登上学术研究殿堂的；没有先生此前所打好的基础，后生之辈就难以顺利地上路。陶先生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间所做的工作，正是后辈所需要的铺路人的工作。

三

铺路人的工作和奉献是长期的和艰苦的，同时也是默默的。陶先生一生，写的东西并不多----不到十篇论文，也没有出版一本论著。今天的年轻学者如果不能历史地看问题，就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不多写一些？当然，我想这对陶先生而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那主要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和环境的问题。凡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就会知道，陶先生那辈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青少年时代一直到壮年，都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许多人做了时代的牺牲者。陶先生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师大任教，不久就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革开放后重返教坛，从东北师大调来北师大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严格地说，他那辈人是与50、60年代出生的我这一辈人一起，在80年代后才开始安心读书和做学问的。不同的，他做的是先生，我们年轻人做的是学生。做先生当然比做学生更难。那时大学刚刚恢复起来，课怎么上，教材在哪里？这些在今天不成问题的问题，确实是最紧要和最迫切的问题。陶先生这辈人在文革后的大学这一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乱摊子上，开始艰难地恢复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其中，他们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凝聚学术队伍，着手学科建设、特别是教材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陶先生那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是做出了特殊贡献的，而陶先生的成绩在他那一辈人中则是突出的。

陶先生作为“先生”，在教学及学科建设方面，实在是得其“先”，名副其实，也惠及“后生”之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倡导把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大学中文系教学与研究体制、并最早付诸行动的人。早在1958年，他就和其他同事们编出了《东方文学参考资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开始策划编写东方文学史教科书。然而，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科书编写被迫中止，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大学的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者，才又在他的带领下编写出版了第一部东方文学史教材——《东方文学简史》。

那时，在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界，“西方中心论”的偏向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在改革开放后教育部最初制定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中，几乎是西方文学的内容一统天下。我清楚地记得1983年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李永庄教授（她与陶先生有同窗之谊）告诉我说：某次教育部开会商讨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修订，平时不多言语、说话平和的陶先生，面对势力那么强大的“西方派”，竟然激动地“拍案而起”，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结果是颇有效果——那次修订的大纲，东方文学部分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为此后东方文学教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接着，由于陶先生及其同事们的努力，集合了全国各大学中文系、外语系两方面的学者，在80年代初成立了“全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由于他的努力，教育部委托东方文学研究会连续举办了几届全国性的东方文学讲习班，为各校培养了急需的师资，使许多大学中文系开起了东方文学课程；由于他的努力，1983年北师大中文系便获准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在世界文学学位中授予东方文学硕士学位的硕士点。今天“小成气候”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专业，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占有了应有的位置，并在北师大等大学发展为博士点，一定程度上说，这一切都得益于陶先生之为“先”。

在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恢复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陶先生在东方文学研究中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贡献。他的那些论文数量虽不多，但从学科史上看，有一些文章是开创性的。例如，1979年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题为《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的文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评介《源氏物语》的论文。当年《源氏物语》的中文译本尚未出版，陶先生根据日文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这篇文章，为此后我国“《源》学”的起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3年他又在《语文学刊》上发表了《从物语文学到〈源氏物语〉》的文章，对日本的物语文学发展的演变过程做了清晰的梳理。陶先生关于《源氏物语》及其物语文学的有关见解，为后来的多种文学史教材所吸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最早提倡对东方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学者，陶先生研究视野不局限于国别文学，而是整个东方总体文学。他在80年代初为赵乐珄教授翻译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是新时期以来第一篇全面评介《吉尔伽美什》的文章，后来出现的有关《吉尔伽美什》的研究与评论文章，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与启发。1983年陶先生发表的《谈〈吉檀迦利〉的思想倾向》一文，对以晦涩难懂著称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做了透彻的分析，当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的那种豁然开朗的舒畅感至今仍记忆犹新。当然，现代学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陶先生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没有像陶德臻先生那一辈开拓者的跋涉山林、荜路蓝缕，就没有此后的康庄大道。中国现代学术史应该对此予以应有的评价。

陶先生的大部分精力首先是凝聚和团结东方文学的学术队伍。作为全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他为那个学会的运作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代价。不仅每次的年会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他的家也成了全国同行的往来交流的中心。陶先生对各地同行的求教和求助，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许多人一直亲切地在底下称他为“好老头”，因而能够很好地把全国同行凝聚起来。陶先生的另外一个显著的贡献，就是编写教材。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十几种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史的教材，长期被各大学广泛采用，也奠定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基础。编写教材，在现在的许多学者的眼里，是一种独创性不够强的工作。但陶先生那一代人的工作，是拨乱反正，几乎是在零起点上进行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那个时候编写教材不是“独创”的。而且，多人编写教材，需要化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协调人际关系，而陶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细致。我曾多次目睹陶先生在元旦、春节时，亲手写了上百张明信片，有时还端端正正地盖上自己的印章，以联络和问候全国各地的同行。每当想起别人来信我一拖再拖不能回复的时候，每当过年过节首先收到比我年长的朋友和同行寄来明信片的时候，我就不由地发出感慨，感慨陶先生生前年年都肯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那样的事，实在并不容易，感慨我这个学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把先生的这一点美德学过来。2000年6月陶先生去世的一两天后，当我帮助师母整理陶先生遗物的时候，发现陶先生不久前写的一本教材的稿费清单，上面认真端正地、一行行地写着某某人、多少元多少毛多少分；还看到了陶先生为下一次东方文学年会草拟的关于理事会组成的方案。那时他的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却仍然像健康人一样，做着这些琐屑的、然而在他看来却又并非不重要的事情。

记得我请陶先生为我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是1997年的5月。答辩会上，低年级的硕士生也来旁听，因为那时陶先生已不再上课，所以大部分学生只闻其名未见其面。那次我与陶先生并肩坐在一起，向同学们介绍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也是你们的祖师爷——陶德臻先生！”学生们听罢，齐声、小声地“啊——”，均起身投以尊敬的目光，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噢，这就是陶先生！

这一幕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在那种场合，我才最充分地找到了做“学生”的感觉，也最充分地找到了做“先生”的感觉。

            2004年，陶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