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 | 武继平：佐藤春夫与创造社作家们的恩怨
作者武继平，现任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教授。此文原刊载于2010年第3期《郭沫若学刊》。作者同意授权东亚评论转载此文。
武继平
佐藤春夫与创造社作家们的恩怨
关于日本现代文学大家佐藤春夫，如论及于日本诗坛和文坛的地位和成就，可以说作为诗人不在高村光太郎之下，而作为唯美主义小说家亦可与谷崎润一郎比肩媲美。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国门敞开，佐藤春夫的浪漫主义抒情诗歌美小说开始译介到我国。尽管佐藤春夫这个名字对我国外国文学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王独清等创造社作家和诗人徐志摩有过一段堪称特殊的文学因缘。特别是跟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交往为时较长，始自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留学日本的时代。然而，这段中日代表作家的交往，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就不得不面临置身于“大东亚共荣”和“抗日救亡”对抗性大语境的严峻考验。
佐藤春夫1892年4月9日生于日本和歌山。1918年经日本“恶魔主义”唯美派小说巨匠谷崎润一郎举荐登上文坛。成名时期以描写与现代物质文明相抵触的西方世纪末倦怠颓废和郁悒烦闷的厌世情绪见长。1919年将《西班牙犬之家》和《病蔷薇》等早期代表作结集为《田园的忧郁》出版后，由于受到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在创作上开始朝追求“支那趣味”方向大幅度倾斜。谷崎针对西洋文化冲击下日本传统文化的迷失提倡“东洋主义”，“小说鬼才”芥川则善于从中国古典中取材以寄托自己的思想。这种“支那趣味”于早期只显示出与“西洋文化”的对峙与抗衡而并不带有主张“国粹”和其他狭隘民族主义成分。在这方面，佐藤春夫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那种心醉并耽溺于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异国情调”渐次演进，并升华为一种浓郁的“东洋情感”，并逐渐形成佐藤春夫创作上的一大特色。自成名时期的小说《李太白》(1918)，20年代的随笔《南方纪行》(1924) 和小说《女诫扇绮谭》(1925)、《李鸿章》 (1926)、《西湖紫云洞的故事》(1928)，到让他驰名遐迩的中国古代诗歌日译本《车尘集》(1929)和后来的文人生活回忆性私小说《秦淮画舫纳凉记》(1935)，几乎所有涉及中国题材的创作，在“七七事变”以前无不显示出一种对中国古代经典、尤其是对唐代文化的憧憬痴迷和浓郁的人文关怀。
佐藤春夫
由于佐藤春夫文学的这一特性，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已是享誉日本文坛的“支那通”了。1932年在阅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他因为“感觉到鲁迅的《故乡》中渗透着犹如杜甫诗情般的东西”，[1]先后在著名综合性刊物《中央公论》上选译出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两篇小说，并专门写下了《关于原作者小记》、《回顾鲁迅〈故乡〉与〈孤独者〉的翻译》等介绍文字。
佐藤春夫自1921年10月开始直接跟当时留学日本的一批中国青年文学者交往。首先认识田汉，稍后经田汉介绍再认识了郁达夫。1927年应田汉之邀漫游华东地区，除了跟田汉夜游秦淮画舫，看田汉导演的前卫电影之外，还携家人与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同游西子湖，并经郁达夫介绍跟胡适之、王独清、欧阳予倩以及徐志摩夫妇晤面并有所交流。
五四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文学青年中，早期创造社主干成员郁达夫和郑伯奇、陶晶孙等人在跟日本文人的交往之中比较看重个人之间的友情。相比之下，田汉与郭沫若则似乎更注重文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谈及其人及作品时甚至不吝辛辣之辞。1927年佐藤春夫发表了题为《一旧友》和《人间事》的两篇私小说，披露了跟田汉之间的一些往事。田汉事后在《从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中明言“汉疑君之洞察力”，并指责佐藤“误解汉之政治立场谓汉以私仇与友为敌。艺术家在能于一瞥之间得人性之真，与佐藤君交非一日，读此文不能不叹知己难也”，[2]由此二人关系日渐疏远。
创造社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30年代佐藤春夫跟竹内好等人主持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过从甚密，由此结识了赴日访问的北大教授周作人、徐祖正和亡命日本蛰居千叶须和田的创造社作家领袖人物郭沫若。1936年日本改造社筹划编译出版《大鲁迅全集》之际，佐藤应邀出任该社特邀编委，为7卷本《大鲁迅全集》的首次在日翻译出版尽过力。1
佐藤春夫所走过的文人生涯，包括了日本大正私小说的鼎盛时期和昭和时期日本对内思想全面压制、对外军事扩张的战争年代以及日本战败后的19年。1960年佐藤获日本天皇所亲授的文化勋章，直至1964年5月6日在家中为电台录音时突患心肌梗死病逝，近五十年创作生涯从无间断，可谓著作等身。
然而，对“大东亚共荣”思想的认同导致了佐藤春夫侵华战争后作家生涯的巨变。1938年随军开拔武汉战场，1943年再赴马来、爪哇群岛等南洋日军占领地随军采访，他由一名一味追求艺术至上、唯美至尊的作家和诗人摇身变为“大日本皇军笔部队”的一员。1942年为《日本陆军军歌》作词，同年出任右翼文学家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理事，1943年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决战大会”以及1938年至1945年间陆续出版过多册歌颂“圣战”的诗集和随笔散记。
从这些不容争辩的史实来看，尽管之前一贯主张保持“文人的高洁和矜持”而不屑于与时政同流，但侵华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无疑扮演了替日本军国主义鸣锣开道的“国策文学”家的角色。
“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
对于佐藤春夫，郁达夫自留学日本时期开始交往。这种交往一开始就显示出跟田汉与佐藤的关系不同的性格。郁达夫一直尊佐藤春夫为师，直至二人反目绝交为止。1923年在致郭沫若等人的书信中自认“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后来还说过类似“何敢望佐藤的肩背”的话。1927年佐藤春夫除了曾经在《1927.7.29 致友人村松梢风书简》中自认“在我认识的支那人当中，我最喜欢的是郁达夫”之外，还称赞郁达夫“身上除了具有贵国传统文人墨客的风格以外，还有一种跟贵国一般青年文学者不同的、对贵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造诣”，说“找到了自己作品的理想读者”。[3]
然而，佐藤春夫这种对郁达夫等留日归国新文学家的良好感觉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素以艺术之上的狷狂和鄙视官场自居的佐藤认定文人自有文人的操行，在政治面前必须保持“文人的高洁和矜持”，对于社会应该永远持边缘化和冷峻批判的态度。他不断获悉诗人郭沫若的北伐从军、仕途失意而亡命日本;剧作家田汉于“四·一二”后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顾问兼电影股长;而郁达夫这位他认为跟自己最默契、同时也是最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小说家也于1936年春终于当了福建省主席陈公洽的幕僚从而堕落为“俗吏”......。在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中国新文学界人士的频繁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佐藤春夫认为自己看到了“支那的堕落”。他曾把“支那”这一古老大国新生的希望寄托在这批留学生身上。幻灭感的产生，在于他目睹了与他的乌托邦相悖的事实:“在古代传统文化业已荡然无存的中华民国，留学生们的才智与理性却都全部奉献给了他们的政治野心。[4]
尽管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文人的“媚俗从政”让佐藤春夫感觉到了绝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即刻中断跟他们的交往。跟田汉的交友关系基本上以双方各自淡化处理的方式不了了之，时间在1927年夏携家眷游访中国江南归国之后。佐藤后来在游记中对田汉颇有微词，主要原因来自郁达夫热情有余和田汉冷漠怠慢的两极反差，而田汉之所以表现冷淡，明显目的在于疏远和淡化这种关系。相比之下，佐藤跟在日亡命的郭沫若的交往时间相对较长。这种交往一直保持到郭于1937年7月25日突然秘密逃离日本归国参加抗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也许是出于对郭沫若的诗人气质和亡命期间表现出来的跨学际渊博学识的某种认同，直至1938年创作《亚细亚之子》，在佐藤心目中，郭沫若一直都是中国新文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寄托在这批留日归来的“知日派”中国文人身上的乌托邦之梦，在作品中很大程度上都是让郭沫若的替身汪某来实现的。
佐藤春夫纪念馆
在中国新文学家群体中，与佐藤春夫交往最为密切的是郁达夫，佐藤虽然赞赏作为“知日派之首”的周作人和钱稻孙，认为“周以日本女人为妻”，而“钱是具有大和魂的文人”，“周钱二先生对日本无所不知，简直无异于日本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5]但郁达夫却是佐藤自认最为喜欢的唯一的一位同时代“支那作家”。[6]
佐藤跟郁达夫的最后一次握别是在1936年岁末的东京。当时郁达夫抵达东京后虽然亲自驱车叩访佐藤府上给足了佐藤面子，但他的异样言行马上引起了主人的怀疑。郁达夫从前在尊为吾师的佐藤面前可谓有话无所不谈。由于性格所致，平时交往中总是佐藤少言寡语而郁达夫天南地北谈锋尤健，然而此次登门郁达夫显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而且断然拒绝佐藤提出的同访千叶县须和田郭沫若宅的邀请。郁达夫这种一反常态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佐藤的疑心。1937年7月，郭沫若秘密逃离日本归国参加抗日。许多日本文化人认为郭沫若的脱逃纯属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之举，一些重要报刊杂志甚至连篇刊载“檄文”加以声讨。精通汉诗的佐藤春夫回想起在1936年末在东京招待郁达夫的酒宴上郭沫若题完“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的诗句后，对同席的日本作家们宣布“我要在日本永远住下去”并振臂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匪夷所思情景，便认定郁达夫对他有诈，并从此耿耿于怀。终于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久，杜撰了诬蔑、丑化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亚细亚之子》。
《亚细亚之子》是佐藤春夫1938年创作的电影小说。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中说此作品“曾经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后来并电影化了的”，[7]后来被众多论者援用。据笔者调查，《亚细亚之子》刊载于1938年3月号《日本评论》，似乎未见搬上银幕的文字记载。作品描写1936年末郁达夫身负国家秘密使命赴日协助郭沫若逃离归国抗日、以及“卢沟桥事变”背景下郭秘密逃离日本归国的前前后后。主人公汪某与其挚友郑某的人物原型分别是郭沫若和郁达夫。小说后半主要描写郭归国后抗日激情消退，在“翻然理解了皇军开发华北的真意”之后最终放弃对日本的抵抗，由“昨日的抗日急先锋转向变成了亲日派”，并“毅然投奔到华北日本军民之中”，在日军占领区河北通州开业行医。在通州这片日本皇军“开发”出来的“王道乐土”上，满目太阳旗飘翻，四处可闻日本国歌“君之代”。主人公甚至把自己家也建成了“榻榻米”的和式住宅。故事尾声处家人团聚，皆大欢喜之余，主人公由衷地感叹:“啊，日本文化一定会征服这片土地......”。2
毋庸置疑，《亚细亚之子》作者的创意凝聚在作品的后半。在作者笔下，郭沫若的化身汪某本为参加抗日而归国，然而踏上祖国的土地后却一改初衷，投奔了日军在华北通州建立的“王道乐土”。这样一个娶日本女人为妻，生养出“亚细亚之子”的主人公在人生之路上经历沧桑之后，最终对日本文化征服中国大陆表示出心悦诚服。
佐藤春夫在这篇小说中将郁达夫写成身负国家秘密使命的间谍，在促成郭沫若逃离日本之后，不仅用从蒋介石那里领取的巨额悬赏买走了郭家祖上留下来的土地，还将北伐时期郭的情人霸占为妾。提起郭沫若的这位旧情人时，作者嗤之以鼻，唾弃“这种女人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亚细亚之子》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938年5月初，赴外地视察战区情况返回武汉后的郁达夫，从第三厅国际宣传处的崔万秋那里知道了佐藤的这篇小说，并几乎跟郭沫若同时读到了它。郭沫若在事隔9年之后撰文提到“佐藤春夫的那篇小说，说不定和达夫的遇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能是代表着日本官宪的意见”，最后得出了“佐藤春夫把达夫杀害了”的结论。[8]郁达夫本人则满怀怒火，于第一时间发表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对自称昔日的“友人”佐藤春夫“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印袋”、“走狗”，竟然杜撰电影小说诬陷郭沫若和自己表示极大愤慨，给予了无情揭露、严厉批驳。文章指出:“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人自命”，“一到了中日交恶的关头”，“丑态就毕露了”，“阿附军阀”，“充当军阀的印袋”、“走狗文士”，实际上是“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的“最下流的娼妇”。“我们对这种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
郁达夫作出的反应无异于宣布了跟佐藤春夫的文人绝交。想必佐藤春夫事后直接或间接了解到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的内容，他所作出的反应是，借1941年于宝文馆出版自选小说集《风云》之机，索性将《亚细亚之子》中郁达夫的化身郑某径直还原为郁姓，以示对郁达夫批判和抗议的报复。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日子里，为了躲避美军对东京的空袭轰炸，佐藤春夫疏散到偏僻的长野县山中。此时此刻的他也许不知道郁达夫已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尽管日本国内文化人对过去支持“圣战”的反省和责任追究及清算尚未开始，佐藤春夫和另一位曾在战时发表过大量吹捧“圣战”的大诗人高村光太郎各在避难的乡间做出了惊人之举:高村光太郎在严寒难耐的岩手县深山里向世人宣布自己从此远离世尘，闭门思过;佐藤春夫于长野县山中，在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罪恶的同时，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创作了《呼唤旧友》。这篇散文脱稿后被送交日本国际广播电台于同年岁末向海外播出，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呼唤旧友》在上世纪90年代被收入日本新版《定本佐藤春夫全集》3之前未见诸杂志报端，故一直不为人知。从写作背景和写作时间上看，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百废待兴，外交上也渴望尽快修复与周边邻国的敌视关系。作品开头说“有人要我写一篇有关中日亲善的故事。我不知道能否满足别人的要求”的那句话耐人寻味。
笔者认为，此篇作品尽管目前尚不能断言其写作动机，且写作背景亦有待详考之处，但此文既然出自名震半个世纪的日本文人大家之手，而且又以直接描述五四以来日本作家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等的文人交往为内容，其中涉及到那些过去我国研究界有所不知的有关中日两国现代文学交叉影响的资料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
佐藤春夫作为文人，经历了日本大正时期“私小说”的鼎盛时代，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出发，逐渐建构了独特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风格。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扩张、绝大部分普罗文学作家被捕后在狱中宣布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俯首改做“皇民”的时代，他选择了创作“国策文学”的道路。他跟我国新文学家们的文人交往，也都是因为他的这种抉择而告以终结的。郭沫若和田汉跟他的交往断绝是由于双方各自逐渐淡化了彼此的关系，郁达夫跟他则似乎属于彼此“爱之有多深，恨之则有多切”一类。这种异国文人的交往并未给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则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尽管佐藤春夫跟大多数日本文化人一样,于战败后几次对文人的“战争协力”问题作了反思并从某种程度上追究了自己的责任,尽管他在得知日军攻陷新加坡的消息后，害怕日军大开杀戒，曾先后嘱托受命赴南洋开办印刷厂的改造社老板山本实彦和应征开拔到新加坡的作家井伏鳟二去尽力寻找营救郁达夫，但无论是作为普通日本人还是文学家，战争年代他所作的支持“大东亚共荣”“国策”的人生选择，毕竟给他的生涯染上了一片难以抹去的污迹。
注释
参考文献
[1]佐藤春夫.回顾鲁迅《故乡》与《孤独者》的翻译[M].日本岩波书店，1956.
[2]《中央日报》副刊《摩登》，1928-02-09.
[3]佐藤春夫.呼唤旧友[A].定本佐藤春夫全集(别卷I)[M].日本临川书店，2001.
[4] 支那有文化吗?[A].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2卷)[M].日本临川书店(1998～2001年间出版).
[5]日华文人的交流(1938)[A].定本佐藤春夫全集[M].
[6]1927.7.29致友人村松梢风书简[A].
[7]郭沫若.再谈郁达夫[J].文讯月刊，1947，7(5).
[8]郭沫若.再谈郁达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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