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小川利康：周氏兄弟与大逆事件

小川利康东亚评论

東亚

周氏兄弟与大逆事件

小川利康 | 文

評論

小川利康

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文学

作者简介

摘要：

“

大逆事件是日本政府以“图谋暗杀天皇”的嫌疑为借口，逮捕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人的一件冤案。周作人在东京亲身遭遇大逆事件的发生，此事对他的日本观造成深刻的影响。周作人最早公开提到大逆事件除了《有岛武郎》之外，还有《大杉荣之死》。鲁迅则当时不在日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选译森鸥外《沉默之塔》。这篇是森氏暗中对大逆事件表示抗议的作品。从此可以窥知鲁迅也对大逆事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永井荷风遭遇大逆事件的发生，深感日本文学家无力抵抗，决心宁做江户时代的“戏作者”。周作人对永井的兴趣并不是持续不断的，五四时期似乎有中断，到了1935年重又恢复。笔者认为不同兴趣来自不同理解，而对永井的不同理解的关键在于大逆事件。周作人以1934年之访日为契机，重对永井荷风感兴趣，特别对《江户艺术论》表示共鸣，开始不厌其烦的引用《江户艺术论》，提出“东洋人的悲哀”，这是因为他了解到荷风也与自己同样地遭遇大逆事件的发生，而感到文学无力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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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所在

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4）提到日本自然主义的特征，译介小杉天外（1865-1952 小说家）与永井荷风(1879-1959 小说家、随笔家)的观点之后，肯定了永井：

“荷风深通法国文学，他的主张就从Zola《实验小说论》而来。天外描写黑暗，有点好奇心在内；荷风只认定人间确有兽性，要写人生，自不能不写这黑暗。这是二人不同的点，也就是二人优劣的点。”

这是周作人第一次提到永井荷风的名字。永井荷风后来以耽美派闻名，但他的初期作品倾向于自然主义。曾留学美国、法国，精通法国文学。1908(明治41)年回国后经上田敏的推荐，当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担任《三田文学》杂志主编。回国后转向于耽美主义[2]。周作人引用片上天弦的评论《欲求紧张充实的文学》（1912（明治45）年），介绍从自然主义脱胎出现的享乐主义。

“一二年来，对于自然派静观实写之态度，表示不满，见于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经验，此派之人，则欲注油于生命之火，尝尽本生之味。彼不以记录生活之历史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历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观照，而在生之享乐；不仅在艺术之制作，而欲以已之生活，造成艺术品也。”

后来周作人指出“此派中永井荷风最有名”：

“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作。”

周作人认为永井荷风的作风转变的原因在于“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只此数语，且举出的代表作是《冷笑》（1907年）（《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的小说）。或许周作人在日留学时期看过。但1918年止，永井荷风已撰写了《隅田川》（1911年）、《日和下駄》(1915年)、《掰腕子》（1918年）等作，评价都比《冷笑》高得多。他后来最欣赏的《日和下駄》也没提到。可以推测：周作人对永井的兴趣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这时期可能没注意近作。1940年代他回忆留学时期说道：

“其次还有这样的两位，他们本来或者并不是一路，但在我觉得同样的爱重，所以唐突的拉在一起来说，这便是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永井的小说如《祝杯》等大都登在《中央公论》上，谷崎的如《刺青》等是在《新思潮》上发表的，当时也读过，不过这里要说的乃是他们的随笔散文，并不是小说。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

《祝杯》（原题为《祝盃》）是1909年5月发表，谷崎的《刺青》（原题同）1910年11月发表。证实周作人留日时期通过日本文艺期刊阅读永井、谷崎的作品。赵京华已在《反俗、传统回归与东洋人的悲哀》指出：“周作人此时（留日时期）对两位日本作家的早期作品已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尽管对永井有“耽美派”的评价，但这时“主要还是着眼其日本新文艺的发展流向及文学价值，并未表露出特别的瞩目和爱好”也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此看来，留日时期前后对永井的兴趣与1935年开始的对永井荷风的酷爱的动机恐怕不尽相同。留日前后周作人特别关注日本的写生文，亲自用中文写过“Souvenir du Edo”(《江户的回忆》)，与永井荷风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周作人对永井荷风的兴趣五四时期似乎有中断，到1935年又恢复兴趣。周作人在这两个时段里为何对永井荷风表现出了不同的兴趣呢？著者认为不同兴趣来自不同理解，而对永井的不同理解的关键在于大逆事件。

1920年代的周作人

周作人解释永井“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只此数语的解释表示周作人很可能还不知道大逆事件对永井的作风的改变。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永井的作风转变之因在于明治44年发生的大逆事件的打击。片上天弦的评论即在大逆事件发生的第二年所写，但在国家控制言论之下没有提到此事。扼要译介今通行的学说。

这时期（明治末期），永井的著作带有较强的文明批评的味道，批判内容往往涉及到日本明治政府之违背人道的国家主义。但从明治43年到44年之间轰动一时的幸德秋水之大逆事件以及随其而来的作为文学家的无力感使得他放弃现代艺术家的意识，决定追踪江户戏作者的足迹。

周作人虽然不知道永井的转向原因，但大逆事件他是知道的，而且在日本有亲身体会。1911年1月24日，周作人在东京帝国大学赤门行走，接到消息时大为震惊。

这是明治44年(1910年，著者注：应为“1911年”)1月24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日本有没有共产党虽然未能确说，但是日本官宪心目中所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和急进的主张社会改革家罢了。

周作人1961年在《大逆事件》（收于《知堂回想录》（90））里的回忆。虽然早期在《有岛武郎》（1923年7月）里讲过不完整的回忆，但正面评论大逆事件还是首次。永井和周作人都是在东京体验了大逆事件的。如周作人所说，日本连共产党还不存在，受害者都是手无寸铁的左翼民主人士。此次镇压确实影响了日本革命党派的发展前途。周作人接着介绍大逆事件的经过，之后指出以“大逆”为借口，逮捕思想犯是日本警察的传统手法，日本战败后的“三鹰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锻炼成功的”。这“三鹰和松川事件”分别是1950、60年代发生的铁路事故案，警察归咎于共产党而逮捕党员。但最后经由法院审理判为无罪。虽然周作人讲过“日本留学生活平稳无事”，没有遇见“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但大逆事件对周作人的打击很大，可比鲁迅之幻灯事件，改变了他的日本观。

周作人在此还提起另一事件，即大杉荣事件。1923年9月1日发生大震灾时，甘粕宪兵大尉乘机非法拐走并残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孩子。这件残杀案虽不犯大逆，但同样是利用国家大权伤害弱小人民的事件。周作人表示，这已经超过政治范畴，成为“人道问题”。于此周作人断定:

（日本）根本是封建武断政治，不过表面上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迹象，但也逐渐消灭了。

以确凿的事实行为判罪是法治社会的最起码的要求，而大逆事件以淡漠不定的抽象思想为判罪的根据。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法西斯国家了。1911年以后，日本政府屡次在言论界取缔思想犯，特别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乃至宝贵的性命。在《大逆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周作人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大逆事件对永井的影响。

这一桩事在他们本国思想界上也发生不少影响，重要的是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风，木下杢太郎（本名太田正雄，木太郎的木字本从"木工"二字合成) ，皆是。石川正面地转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永井则消极自承为“戏作者”，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里边…

这些四名文学家都是周作人喜爱的作家。他五四时期开始关注石川啄木，解放后还翻译出版了诗歌与评论，当中有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作品。永井则受到大逆事件的打击倾向于消极方向，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那么周作人1935年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江户艺术论》时，理应知道大逆事件对永井的影响。

本文企图通过了解大逆事件对以永井荷风为主的日本作家的影响，来探讨大逆事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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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事件对日本作家的影响

永井荷风在一篇随笔《焰火》（1917年作）里说明大逆事件的一段文字：

明治44年（1911年），我到庆应义塾大学上班的路上，屡次在四谷马路上看见载有死刑犯的马车连着五六辆开往日比谷的法院。我至今所见所闻的事件当中，没有比那时那样感到不可名状的厌恶。我既作为文学家，面对此次思想问题不能默默无言。小说家左拉不是为了德雷福斯事件要求讨回公道，亡命到国外吗？然而我和世间的文学家都没说过什么话。我无端感到自己将要无法承受良心谴责的折磨了。我自己身为文学家感到无比耻辱。我想以后不如把自己的艺术品位放低到江户通俗小说家的水平。

这是永井回忆“大逆事件”的死刑犯被送去日比谷法院受审的光景。永井荷风当时住在东京监狱（东京都新宿区市谷）附近，因此有巧遇。众所周知，大逆事件是日本政府以“图谋暗杀天皇”的嫌疑为借口，逮捕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人的一件冤案。1910年5月25日始，日本警察以策划暗杀明治天皇的嫌疑罪名逮捕了宫下太吉等4名社会主义者；再根据他们的口供或搜索的材料陆续逮捕了与他们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者共26名。日本战败后才揭露真相，其实真正的参与者寥寥无几，且参与者没有任何具体行动却被判为绞刑。当时日本法律规定有“大逆”行为者可判为死刑，且法院不需进行第二、第三审。1月24日他们在东京监狱被送去绞刑台上处死。大逆事件可谓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明治末期日本政府加强取缔思想犯，以破坏国家治安、伤风败俗为由，屡次禁售书籍。据内务省警保局《禁止单行本目录》，1910年竟高达115本（参看上图）。

1902年鲁迅来日时的日本相对思想开放，但后来逐渐开始走向法西斯化了。1909年森鸥外的短篇小说《性的生活》以伤风败俗为由，也被列在禁书单中。那年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在陆军任军医总监（兼任医务局长），且从东京帝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可谓鼎盛时期。

永井1909年4月出版的《法兰西物语》也遭到禁售处分。关于禁售处分，他在《关于“法兰西物语”的发售禁止》（1909年4月）认为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未发表的作品也不见得有伤风败俗的地方。然后写道：

然而我个人这么想也没有办法。对方是国家政府这个强大的存在，而我方不过是弱小诗人。我回头深思法国艺术获得如今日那样的自由和独立之前，诗人们多么拼搏去争夺权利呢，如波德莱尔《恶之花》以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诉讼案件。日本诗人至今还没有像他们那样争夺过，艺术的自由在日本社会上自然得不到认可，这也没办法了。

接着说明日本社会毕竟没有法国那样热爱自由的风气，所以很难期待能够获得艺术的自由。所以他对此次禁售处分并不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书商吃亏很可怜。最后总结道：

我只是想：从此以后我们要别依赖于祖国的文学，以外国的文字自由地发表思想。

从此可见，他内心之痛恨。其实永井荷风后来还是继续以日文写小说、随笔，但他爱读的文字确实法文、中文居多。他18岁随父亲去上海，在上海游玩3个月，回国后进高等商业学校（现为一桥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清语科（即中文科）学一年之后退学。其间他并不那么认真学习中文，但永井一家属于士族阶层，幼年学习古典文学，中文功底很好。加之他按父亲之意，24岁到美国去学英、法文。28岁到法国生活，在法国生活不到两年决定从事文学创作回日本发表小说。《美利坚物语》《法兰西物语》里征引的文字是中西合璧的。这些经历使得他想到“以外国的文字发表思想”，从此开始沉溺于“江户趣味”。

年轻的周作人（中）与妻子羽太信子（左）

大逆事件死刑犯被处决的一天，鲁迅虽已回国，周作人还留在东京。这时他已经与羽太信子结婚，正值享受新婚时光，却遇到日本政府以社会主义思想为由夺去个人自由的严重事件。周作人虽是外国人，但震惊的程度并不亚于永井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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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事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一）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1911年1月早回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却隐约可见大逆事件的影子。鲁迅选择翻译森鸥外的两篇短篇小说《游戏》、《沉默之塔》。这两篇小说都是森鸥外在同年5月发生大逆事件后写成的。这时永井荷风经过森鸥外的推荐成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担任大学创办的文学杂志《三田文学》的主编，这些作品也都经过永井之手。

森鸥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当过军医，曾留学德国，身份上是陆军的高级干部，与高层领导有关系。在文坛上又是耽美派的领袖。周作人留日时期爱看的《昂》这本文学杂志，于1909年创刊（1913年停刊），以刊登诗歌为主，还会登载小说、评论及剧本；主要编辑工作最初由石川啄木、木下杢太郎、平出修等人负责，但此派的领袖应是森鸥外，每一期都有他的作品。佐藤春夫、永井荷风也是重要的撰稿人。

《游戏》是描写森鸥外日常生活的一幕。虽是虚构作品，但很多部分都能反应森鸥外的日常生活。主人公木村，为森字拆解成的两个字（森＝>木林＝>木村）；他是官僚，但工作之余从事文艺创作。作品中他对“上司”（实指石本陆军副部长）、对批判自己的报社“日出新闻”（实指朝日新闻社）表示不满。森鸥外的《性的生活》受到禁售处分之际，石本就曾出面告诫过他。可以说森鸥外借用虚构形式报私怨。鲁迅选择翻译时，不大可能了解到背后的事实细节，却注意到了国家干涉文艺的检阅问题。

《游戏》里有如下一段：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闻》的第三面说坏话。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风俗坏乱”这一句话。有一回，因为有一个剧场，要演西洋的谁所做的戏剧，用了木材的译本时，也写着这照例的坏话。要说起这是怎样的剧本，是在Censure(检阅)严到可笑的柏林和维也纳，都准印成书本去发行的，连在剧场扮演，也毫不为奇、颇为甜熟的剧本罢了。

森鸥外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但在1910年1年里只翻译过14篇短篇小说，其包含了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国小说。他提到了自己的译作在国外没成问题，却在国内却遇到“风俗坏乱”的批判，因此在小说里表达了不满。虽然《游戏》没有《沉默之塔》的严厉批判的态度，仍可见其对于国家对文学家的干涉问题的不满。

《沉默之塔》假托印度·派希族（拜火教徒）的故事来批判大逆事件。派希族的年轻人最近学起洋文，兴起新文艺，引进“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久国家发现“自然主义”的文艺描写性爱方面的作品很多，于良风美俗有害，“社会主义”的文艺中有害于社会安宁秩序，于是禁止出版，并逮捕杀害文学家。最后按照拜火教徒的习惯，送去火葬。小说中举例介绍欧洲的“危险的洋书”，强调“危险思想”的“坏处”，都是极其有讽刺意味的言辞。据竹盛天雄的研究，该对“危险的洋书”的批判实际为1910年9月、10月《朝日新闻》上连载的批判托尔斯泰、安德烈耶夫等俄国作家、批判尼采的文章等。文章列举的很多作品都是森鸥外翻译的，自然明白“危险的洋书”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沉默之塔》先在《三田文学》上发表，后根据生田长江的要求刊登在他所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新潮社1911年1月：即大逆事件死刑犯被处决的月份）的卷首。德语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即是拜火教徒的意思，故意把《沉默之塔》放在卷首，暗含着对《朝日新闻》的批判的反驳之意。

东京朝日新闻1910年9月18日第6面（社会新闻）

批判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文

周氏兄弟是否有看到日本报纸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朝日新闻是他们留日时期爱读的报纸，回国后也有读过的可能性。鲁迅在《沉默之塔·译文附记》评论如下：

这一篇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本的序言，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徒者，想借火和太阳是同类，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而以为危险的意思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鲁迅很透彻地看出《沉默之塔》巧妙借用拜火教徒的形象来暗示红日旗的日本，以此用他山之石来批判中国排斥外来的“过激主义”。鲁迅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大逆事件，但通过周作人了解事件的概要而选择这两篇是无疑的。及至1922年森鸥外逝世，周作人悼念他的文章《森鸥外博士》里指出：“森氏的思想保守的因素（比夏目漱石：著者注）更少，如在《沉默之塔》一篇里即可看出”,便指出了大逆事件。

（二）对周作人的影响

周作人最早公开提到大逆事件见《有岛武郎》《大杉荣之死》（1923年9月）。文章里讲述的内容与上文回忆基本相同。但此时他还不知道事件的着落，说“我想关于这件事若没有公平的办法，至少于日本名誉上有若干关系”。但他的期待后来落空了。不止于此，他在《李完用与朴烈》（《京报副刊》1926年1月26日）讲述了关东大地震时被逮捕的朴烈与他的日本妻子的事件。在《大逆之裁判》（译文《京报副刊》1926年3月7日）还翻译朴烈在法院审判的情况。在《文明国的文字狱》（《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11月19日）先分别介绍上述对天皇有大逆不敬的案件，然后介绍日本保守派学者井上哲次郎因对天皇有不敬言论而引咎辞职的事。最后他以激烈的反讽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

文明国的文字狱到底与半开化的中国是不同的。中国的办法只是杀一儆百，除了偶然随便枪毙一两个之外，不知道有细磨细琢的好方法，无怪文化不进而被称为半开化也。窃意中国将来如能奋兴，得列于强国之林，这一点不可不注意，即提倡武士道以扼人之脖颈，设置学生监以阻人之思想，良法美意，固当积极仿行外，那种文字之狱亦应时常举行，以增威严，此愚作此一文之微意也。

文中“以扼人之脖颈”即谓甘粕宪兵大尉杀害大杉荣的方式，“设置学生监”即指学校宿舍里安排老师管理，均讽刺了日本用多种方式控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的情况。

据《周作人日记》1929年6月30日记录，他购买《幸德秋水集》（改造文库1929年3月）。日本战败之前出版的幸德秋水文集不多，加之秘密出版的书在中国很难买到，恐怕改造文库的文集是较为容易买的版本。可见周作人对大逆事件持续不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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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重访日本与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

据查《周作人日记》上1926年6月购买《下谷丛话》，7月《荷风文稿》，1934年10月以及11月《日和下駄》。其他周作人1935五年开始引用的荷风作品如《江户艺术论》（单行本1920年初版）、《雨潇潇》（单行本1922年初版）都不见于日记上。目前公开的影印本日记只有从1898年到1934年为止，留日期间（1906年至1911年）以及日记手稿遗失的期间（1928年）则无从参照日记。目前1935年的日记没有公开出版，《冬天的蝇》（1935年）则无法查考了。1918年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之后，周作人一直没提到过永井荷风的名字。

1934年7月到8月底，周作人偕同妻子羽太信子访问东京，逗留期间基本住在本乡菊坂町。据《周作人日记》，夫妻下榻于“菊富士饭店”。这家是日本文学家喜爱的高级公寓，大杉荣、谷崎润一郎、竹久梦二等人都长期居住过（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回国后回忆如下：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履，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

周作人留日期间在本乡一带两年多，出于怀旧感情选择本乡下榻。本乡一带包括东京帝国大学也都受关东大地震发生的火灾影响，很多因震灾烧毁的房子重新建盖。本乡菊坂町一带是极少的例外，菊富士饭店一带仍保留原貌。菊坂町离以前住过的西片町、汤岛，只有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此次携妻访日长达两个月，晚上一同逛逛旧书店，恍如梦回二十年前新婚时光。二十年前的回忆有甜蜜有辛酸，有关大逆事件的痛苦记忆也发生在此时此地。恐怕他又对永井荷风感兴趣的最大的动机即在于此。

周作人到了1935年开始不厌其烦地引用《江户艺术论》提出的“东洋人的悲哀”。《江户艺术论》是主要讨论江户时代浮世绘的艺术论。周作人反复引用的篇章是《浮世绘之鉴赏》开头概论的部分，该文初次发表于《中央公论》（1914年1月号）、后收入于单行本《江户艺术论》（春阳堂1920年3月）。留日时期他虽然常看《中央公论》，但1914年已回国阅读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推测他于1934年逗留日本期间或1935年购买了此书。

周作人在《关于命运》（1935年4月）引用第三节讨论浮世绘的悲哀色彩：

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强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黑暗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首正义之不免为愚了。……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

永井荷风深爱浮世绘，因想到画中妓女的悲惨命运而悲哀。他同时不得不想到“强者之极其强暴”的当前的社会。浮世绘虽是江户时代的文化遗物，从中他想到的是当前社会虽说现代化，但这只不过是“外观”而已。如果你具有“合理的眼光”，一定能看出“东洋固有的专制精神”仍然存在，“与百年前毫无所异”。可以说，永井透过浮世绘来审视走向法西斯路线的日本社会。笔者认为周作人对此深有同感才提出“东洋人的悲哀”之说。周作人引用此文时评论如下：

荷风写此文时在大正二（1913）年正月，已发如此慨叹，二十年后的今日不知更怎么说，近几年的政局正是明治维新的平反，“幕府”复活……

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满洲国傀儡政权，即将全面在中国开战；中国抗日风潮展开，无法与1913年的情况对比。其二周作人注意到荷风一1913年写作此文的意味。荷风的无奈与慨叹也即因为1911年大逆事件的缘故。这时周作人已经很清醒的意识到永井荷风之作风转变的原因，对此深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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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大逆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周作人在东京亲身遭遇大逆事件的发生，对他的日本观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与周作人共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过程中，十分了解大逆事件对当时日本作家的重大意义，翻译了《沉默之塔》与《游戏》。《沉默之塔》作为尼采《查拉图斯特拉》之日译本的序言发表，针对反动势力公然扬言要排斥“危险的洋书”表示坚决抵抗之意。周作人也对此有高度评价。

永井荷风遭遇大逆事件，深感日本文学家无力抵抗，决心做江户时代的“戏作者”。日本江户时代“戏作者”与统治阶层的士族不同，身份低微，其小说内容也只以花鸟风月、谈情说爱为主。如有批判政治的内容则会被禁止出售。他从大正时代（1912年）开始以“戏作者”的姿态写小说随笔，躲避日本法西斯强权政治的镇压。在众多作家被逼迫或甚至自愿为“大东亚文化共荣圈”效劳之时，他在写风韵故事或如“冬天的蝇”等文人随笔。

周作人以1934年访日为契机，重又对永井荷风感兴趣，特别对《江户艺术论》表达共鸣。原因在于他了解到荷风也与自己同样地遭遇大逆事件的发生，而感到了文学无力。。纵观周作人1920年以来的文学观之变迁，1928年提出“文学不革命论”之后（《燕知草·跋》1928年11月、《大黑狼的故事·序》1928年12月），才有条件接受了永井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