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富|大江健三郎：“我们生活在屈辱中！”
文章原标题为“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的罅隙之间 ——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论”。作者霍士富，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04期。作者同意授权“东亚评论”转载此文。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晚年样式集》（In Late Style ，2013）在大江健三郎创作生涯中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大江几种挥之不去“情结”的集大成之作。从文本发端于2011年3月11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事件”（以下简称“后3·11事件”）来看，它是“反核情结”《广岛札记》（1965）的延续。直面“后3·11事件”，大江痛切地说：“广岛原爆延续下来的问题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再现于我们面前。”（尾崎真理子，366）再从小说主题坚决捍卫“民主宪法”的思想而言，它是大江从“根子上追问何为战后民主主义”（大江健三郎，1）杰作《冲绳札记》（1970）的发展。文本最后以“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结尾，又与《燃烧的绿树》（1993-1995）之主题“祈祷”的理念相通。
大江健三郎
至此，文本中提出几个难解的疑问：“福岛事件”为何是“广岛问题”的缩影？“冲绳问题”与日本战后“民主宪法”有何内在联系？“祈祷”与相信“我们可以重生”的深层寓意为何？这些问题的探讨对透视大江文学晚年射程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阿瑟·丹图认为：
叙述是一种解释形式。叙述者在历史地叙述自己的生活时，一方面是置身于当下存在的、生活与历史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又具有类似于叙事者那样的超越当下事件的、事后他者即旁观者的眼光，从某一预拟结局的视角将自己当下经历的事件作为今后被叙述故事的一个有机部分去看待。（阿瑟·丹图，13）
《晚年样式集》中叙事者“我”设定为与作者写同一小说的长江古义人，直面“后3·11事件”带来的近乎于世界崩溃（catastrophe）的悲惨局面，情不自禁地“呜呜地痛哭”，决定以日记的形式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此时，“我”既是置身于“后3·11事件”的当事人，又是书写当下历史，预拟人类未来的叙事者。
安藤礼二认为：“《晚年样式集》是针对毁灭‘世界’的灾难性事件，完成的一部实践性的政治小说。”（安藤礼二，261）该见解尖锐地指出文本蕴含的“政治问题”，但并未具体探讨世界正面临着怎样的“灾难性事件”。小森阳一指出：可以通过对文本中“以渡边一夫、武满徹、伊丹十三和井上厦等死者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充分审视战后史。”（小森阳一，343）但我认为如果不从日本“二战史”的延长线上“审视战后史”，则很难厘清日本近代化以来一贯推行的军国主人政策。因此，本文将从“核爆”问题的演变史切入，通过探讨“核伞”下日本政府行为的荒诞史、及其践踏“民主”的侮辱史，立体地透析日本的战后乃至近代史，进而揭示“后3·11事件”对认知世界危机的警示意义。
核爆现场
一、“核爆”问题的演变史
近代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是忘却过去，径直面向未来做出决断性的一跃，而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时间观念却与此相反——在过去中探寻未来。因为“被遗忘在人类历史废墟中的固有名词，凝聚着根源性的历史经验。”（木村仁司，91）文本中叙事者·古义人在“3·11事件”百日后，由电视特辑“福岛核电站扩散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实况”中的固有名词“福岛”（フクシマ）联想到“广岛、长崎”（ヒロシマ、ナガサキ）和冲绳、庇基尼环礁（Bikini Atoll）岛等固有名词，无疑旨在通过叙述遗忘记忆于废墟中的“固有名词”，揭示日本二战史的真相。
古义人翻开放在床头上的“简易日记”，发现六年来自己一直为41年前出版的岩波新书引发的事端——冲绳庆良间诸岛上，日军强制600多岛民集体自杀——而奔波。在此，41年前由岩波新书引发的事端和冲绳庆良间诸岛上发生的“岛民集体自杀”之间，究竟隐秘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们以下两个史实切入展开分析。首先，据日本史料记载，所谓日军“强制岛民集团自杀”的历史事件是指，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与日军爆发“冲绳战争”，战争中美军登陆时，当时担任日军队长的梅泽富和渡嘉敷岛命令700多岛民集体自杀。其次，从2011年发生的“后3·11事件”，向后推41年即为1970年，这年大江由“岩波新书”出版随笔《冲绳札记》。书中引用冲绳战争的相关文献和证言，披露“强制岛民集体自杀”的两位队长，在“如此巨大罪过”面前至今未承担任何责任。
冲绳战役
对此，梅泽富和渡嘉敷岛的弟弟以“强制”和“巨大罪过”等“损坏名誉”罪，将大江告上法庭，6年后“大阪法庭”判决“被告方胜诉”。可见，由“福岛”联想到“冲绳”，不仅揭露了二战史上日军的灭绝人性的暴行，而且引出“冲绳”与日本“核体制”问题的密切联系。
“冲绳”战败后，日军仍顽固抵抗，美军于是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铀-235和镮-239两颗“原子弹”，从此在世界史上日本人成为第一次遭受“核爆”国民。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保护条约”（简称“安保条约”），核心内容是当日本受到外力攻击时，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的安全，而日本则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冲绳”。从此，日本就置于美国“核伞”保护下，“冲绳”也被沦为“日美密约”下的“核武器”滞留地。由此酿成了日本国民第二次“核爆”的悲剧命运——“庇基尼环礁事件”。
“后3·11事件”发生后，古义人约定在被修复的“第五福龙丸船”上接受NHK特集的采访，与庇基尼环礁岛上遭遇“氢弹实验”被爆的幸存者大石又七对谈。在此，值得关注的是由古义人与大石又七对谈引出的、“第五福龙丸船”与庇基尼环礁岛上遭遇“氢弹实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隐藏于其间的历史记忆。首先就历史事件而言，那就是1954年3月1日，大石又七等人驾着“第五福龙丸船”在南太平洋玛峡尔诸岛周围航海作业时，偶遇美国在“庇基尼环礁岛”上举行“氢弹实验”，结果含有大量核放射物质的白色“死灰”降落在船上，造成船员一人死亡；其他人长期遭受病痛折磨，此即“庇基尼环礁岛事件”的始末。此时，此“事件”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后3·11事件”相遇时，它已超越表面的“过去”，向我们的“现在”明示潜藏于深层的“过去”中的真实。其次，从“过去”被现实书写的瞬间即已化为“虚构”的观点来看，古义人在文本中构筑的三空间——“福岛、广岛、冲绳”之间的关系，远要比“事实叙事”更能鲜活地再现历史真相。即饱受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灾难的日本国民，再度遭受美国“氢弹实验”的危害时，掀起全国性的反美“氢弹实验运动”。为平息民众的反美情绪，美国向日本提出“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并于1955年签订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美国向日本提供“研究”用浓缩Uran。从此，日本“核电站”就在美国的庇护和管理下得以发展，日本安保条约与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结为一体，反“氢弹实验”运动却成为日本拥有“民用核电站”的直接契机，由此酿成当下的“后3·11事件”。
可见，古义人由“后3·11事件”的“福岛”联想到“冲绳、广岛”的意图，旨在揭露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则潜在着深层的政治阴谋。小森阳一指出：
日本的核电站开放计划，作为美国实现霸权主义的、核战略的一部分得以承认，核电站的‘安全神话’也超越了单纯的核电站之言说，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小森阳一，72）
即如果说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仅仅是为实现军事目的所为，日本承认“冲绳”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并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则彻底变质为美国军事扩张战略的实现。就这样，“后3·11事件”成为继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庇基尼环礁岛的“氢弹”之后的第三颗“核弹”降临于日本的惨剧。由此，叙事者·古义人以“核”为媒介，通过固有名词“福岛、广岛、冲绳”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空间叙事，将三者穿在一条线上。对此，他痛切地说：
“因冲绳有美军基地，我们才作为独立国家的子民在无军备下生活；在广岛的延长线上有‘核伞’体制。现在我深恐在那条延长线的深处，因核体制而毁灭世界，其中首先以亚洲的最大危机而出现。当下，作为预兆‘福岛’就是例证。”（尾崎真理子，128）
这就是大江从政治与文学的视角，对建立在美国霸权和核战略下的、日美安保条约乃至日本核电站体制的整体把握和审视。可是，对于迫在眉睫的“核”危机日本政府是如何采取对策的呢？
二、“核伞”下政府行为的
荒诞史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说：“伟大的艺术是对于复杂斗争与文化和谐的极其敏感的记录。”（格林布莱特，80）而《晚年样式集》就是这样一部敏感地记录同时代日本民众、知识分子与政府复杂斗争的血泪史。古义人既是置身于当下生活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又是超越当下事件的事后他者。即叙事者从双重的视角，将其当下经历的“后3·11事件”作为认知事件和生活图像再现出来，实现了立足于当下揭示政府行为在“核”危机面前的荒诞史。
“后3·11事件”发生后，东京的反核派组织各种“反核·集会”，力主“废除核电站”，实现“核电站为零”。古义人今天又参加了东京芝公园召开的“反核·集会”，并将五月三十日报纸上的两则“新闻”写进文本：一则“新闻”首先披露福岛县核电站事故并未结束，地下蓄水池继续排出大量污水，被污染区域的除染工作停滞不前，如此下去可能会造成全日本被污染的危险。对此，“反核派”要求政府做出停止使用“核电站”，最终实现“核电站为零”的决策。可是，在同一报纸上刊登的另一则“新闻”却是，“四个电力公司联名申请重新启动八个核电站，其旁边还刊登了一张安倍首相急于输出‘核技术’，正在积极筹划签订‘日印原子能协议’的照片。其对象是尚未加盟‘核不扩散条约’的、允许持有核能的印度。”（《晚》，311）在此，一个鲜明的对立构图呈现在读者面前：民众代表“反核派”主张废除“核电站”，最终实现“核电站为零”；而以“安倍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却积极筹划“日印原子能协议”的签订。因此，这一构图的深层寓意有二：一是揭露日本政府坚持拥有“核电站”，并有向外扩张“核技术”的野心。比如，曾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就宣称：
“维持核电站的意义在于，如果日本想制造核武器，在一定期限内即可兑现。同时它还意味着日本具有‘抑制核武器的潜力’……即消除核电站就意味着放弃这一潜力。”（読売新闻：2012）
这就是日本政府坚持拥有“核电站”的深层动机。二是通过日本政府行为与民众心愿的对峙，尖锐批判日本政府公然践踏国民意愿的暴行。直面日本政府的卑劣行为，古义人愤慨地喊道：“这是对广岛和长崎死者的背叛；正如申请重新启动核电站是对福岛核电站爆炸带给国民痛苦的背叛那样。”在此，看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背叛”，其实质都是“核爆”带给日本国民的灾难史。
但“历史具有像因果一样的关系性品格，属于关系性的存在而非实体性的实在。”（阿瑟·丹图，3） 广岛和长崎落下的“原子弹”给日本国民带来的惨痛教训，如今似乎早已淡忘。当下的日本在美国“核伞”保护下，不仅具有“核电站”，而且有拥有“核武器”之嫌。
原子弹核爆广岛、长崎
文本中通过尔·门德报纸特派员对古义人的采访，披露了表象背后的真相：“青年问：据说新党派当选了一位保守党的大人物，他在一次公开的场合上说：日本已拥有超过300发的核武器。对此，你们在伦理上是如何整合‘反核派’的人道主义和现实问题？”对此古义人回答：“你是说日本·日本人私下拥有核攻击能力？还是在其背后的某个国家拥有核导弹，具有攻击他人的能力？你可能没有弄清事实相。如果是后者大概全世界都知道。”（《晚》154）这段对话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日本·日本人”究竟是否拥有“核武器”？如果有则以何种形式持有？对此，小森阳一指出：
“美国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日本在其庇护下开发核电站，酿成日本成为核武器同盟国。因在核电站的原子炉内，核燃料（Uran）235在吸收中性子后反复生成放射性坏变的放射性元素（Plutonium=Pu），这就是核武器的原材料。”（小森阳一，62）
可见，尔·门德报纸特派员提出的“问题”并非无稽之谈。从文本的内容和小森阳一的言说虽不能断定日本真的拥有“300发的核武器”，但足以证明日本具备生产“核武器”之实力。
因此，有论者认为《晚年样式集》“是抵抗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也是追求虚构世界拥有一切可能性的文学实践。”（安藤礼二，262）即文本借用文学的表现形式，旨在揭露潜在于“核电站”背后的、美国追求霸权主义的政治阴谋和日本政府行为的荒诞史，以此抵抗现实世界。
大江的小说不仅仅是为“追求虚构世界拥有一切可能性的文学实践”，披露日本政府掩盖历史真相才是他深一层的诉求。文本中通过“内部被曝”一词，不仅使我们充分认知当下发生的“后3·11事件”究竟带来了什么，而且揭示了潜伏于“日美安保”背后的又一个隐秘历史。文本中写道：真木带着弟弟·阿卡莉去医院进行血液化验时发现，从写着“福岛”字样的一辆小型轿车上下来一群孩子，由妇女们带往医院就诊。针对孩子表现的“鼻血、痢疾和口腔内膜炎”等症状，医生诊断为“内部被曝”。对此，曾在长崎经历过“核爆”的日本女作家林京子痛切地说：
在电视上某一负责人第一次使用“内部被爆”。在听到这个词的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他们知道“内部被爆”的问题，却直到这次的“核爆事故”面前才初次使用。（中略）长崎的许多朋友死于“核爆”带来的后遗症，多数死于甲状腺、肝脏和脾脏的癌症，可是政府一直否认这些疾病是由“内部被爆”所致。（转引自《定义集》，269-270）
即“内部被爆”这一医学用语，直到“后3·11事件”发生后，代表日本政府的某个政治家才在电视上“第一次”公开使用。在此之前，从1945年发生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到2011年的“后3·11事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政府一直有意图地隐瞒历史事实，禁忌在公开的媒体中使用“内部被曝”或“外部被爆”带给人类的危害。可见，“内部被爆”一词的深层寓意，不仅旨在揭露日本政府无视“福岛核爆”带给国民痛苦的当下史，同时披露了“日美安保条约”背后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罪恶史。
三、践踏“民主”的侮辱史
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叙事结构，在大江文学中最早出现在《替换》（2000年）。古义人通过吾良自杀前留下的一台“田龟系统”（录音机）和30盘盒式磁带，与死者进行自由地对话：古义人打开播放键与吾良开始对话；按下停止键思考吾良提出的问题。到《水死》后叙事者则直接让死者的灵魂登场，以父亲弟子的身份叙述父亲“水死”的真相。在《晚年样式集》中，则变奏为通过古义人阅读死者留下的文本与其对话。大江说：“将死者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吉村千章：2013）文本中凸显的生者与死者之对话正是对“文学的根本任务”的实践性探索。
“后3·11事件”发生后的七月十六日，古义人在东京“代々木公园”参加由“反核派”组织的“十万人集会”，且以讲演者身份首先朗诵中野重治的诗《早春的风》，接着引用诗句“我们生活在侮辱中”写道：
对此，伊藤整功认为：这是大江在“晚年样式中以超越样式的形式，运用包括非小说言语在内的文献资料，提出过激的政治问题。”（武田将明，232）文本中的言词确有些“过激”且极具挑战性，但关键问题是古义人为何要在此场合引出这句诗，且继续写道：“在有名的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26岁的中野重治被捕入狱。”（《晚》，第188）可见，古义人旨在将这次“反核派”的集会置于“三·一五”历史事件下激发民众的斗志。
那么，“‘三·一五’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1928年日本初次实施普通选举，政友会和民政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无产诸党派虽然受到政府的露骨干涉，仍获得八个议会席位。此后政府连续制造“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并大批检举非合法的共产党人士，加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同年5月，驻扎中国的日本军在济南与蒋介石的北伐军发生激战，并占领济南。六月，在排日运动激化的满洲，关东军策划炸死奉天军阀首领张作霖。可见，“三·一五事件”正处在日本政府对内镇压“民主”；对外疯狂对外实行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下，而26岁的中野重治就是在此境遇中为争取“民主”被捕入狱。即古义人通过与死者中野重治的对话，旨在揭露日本政府惯用的非民主暴行，进而激励民众：在这场“反核电站”运动中，“十万民众”只能二者择一：要么忍耐“侮辱中活下去”；要么奋起反抗寻找“生”的出路。
古义人还从六隅先生在日本即将战败时写下的《战败日记》中复印一段话，将它编入《晚年样式集》：
“我在思考自杀。迄今为止我身为日本人，突然觉得我像被迫走向死胡同的丑恶怪兽，身上没有鳞片大的像人一样的东西。就连知识分子也认可军部的想法，他们那枯朽的意识形态必将招徕亡国之祸。”（《晚》，60）
在此，文本中以东大教授渡边一夫为原型塑造的六隅先生，是二战中日本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正义人士。从这段“日记”中看出六隅先生对自己身为日本人的痛切反省：在战争异化下，突然觉得日本人“身上没有鳞片大”的人性痕迹，像一个丑恶的怪兽。直面“后3·11事件”，古义人与六隅先生处于同一心境，他绝望地说：“我们的未来之门被紧锁，人类的知识也会变为一堆死物。”（《晚》，21）如果说前者的预言，以广岛和长崎落下的两颗“原子弹”兑现；后者担忧的“后3·11事件”将预拟着“个人、国家和世界的破灭（catastrophe)。”（大江健三郎，122）即过去是日本“军部的想法”强奸民意；当下是“安倍首相”的国策践踏“民主宪法”。
生者与死者欢聚一堂是文本的又一对话形式。文本中写道：
“艾略特曾以大家聚会的例子写过生者与死者之间传递意志的方式：地上教会的代表、天上的圣人和炼狱中的灵魂欢聚一堂。此时，如果将大家发出的声音融合为一体，就是向圣灵发出‘invocation’。”（《晚》，237）
对此，古义人认指出：繁把“invocation”作为与艾略特的信仰相关的中介语，将其译为“希求”，但“我”在文本中使用的“invocation”一词却与基督教无关。即“invocation”一词确有“希求”之意，也是古义人12岁时从教育基本法和宪法中记住的“希求”，但在英语原版的法令资料中，“希求”一词都是“aspire aspiring。”在此，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invocation”的共性，它是“地上教会的代表、天上的圣人和炼狱中的灵魂”共同代表宇宙万物的一切生灵之愿望，发出的“希求”世界和平。此时“希求”也与“祈祷”相通。在《燃烧的绿树》三部曲的“大大的太阳”中写道：
“西方新闻记者不怀好意地问：你的非暴力抵抗，对现在盘旋在上空的、载有氢弹的美国侦察机，不觉得很无力吗？我说：甘地就不这么认为。即直面‘核武器’，不管是因事故还是有意图地‘祈祷’其不要爆炸外，我们人类还能做什么？”（《燃》，238）
可见，小说结尾寄予“我不能重生，但/我们可以重生”的“希求”与“祈祷”未来不再发生“核爆”在深层上的相通之处：“祈祷”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拯救绝望的现实。二是童年时“我从教育基本法和宪法中记住的希求”之本意①。第三点是“作为英语原版的法令资料中的“aspire aspiring”。所谓“aspire”就是有抱负、有雄心；是立志、热望，而“aspiring”则是前者的现在时态。此时，如果将第二点和第三点结合起来即可理解为：“我”在童年就立志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至此，回顾少年时代面对“战后新宪法”时的欣喜，再想到当下政府对“核电站”问题和决意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所为，古义人发现日本又回到二战时的“原点”，于是痛惜地写道：
“如果能以我们称呼的话，这一切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为，而且在我们有生之年是无法使其恢复……我被眼前的这一现实彻底地压垮，情不自禁地呜呜痛哭。”（《晚》，18）
古义人的“呜呜痛哭”无疑预示：如果全世界的“核电站”因地震爆炸，整个地球将会毁灭。这就是“后3·11事件”对认知世界危机的警示意义。
结语
纵观大江健三郎的所有小说，还从未出现过悲观到“呜呜痛哭”的地步。早在《个人的体验》（1964）中，直面头部长着与头等大“瘤子”的婴儿，年轻的父亲“鸟”用“忍耐”（Patience）一词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近半个世纪后，在《替换》(2000)中，直面高中时期的挚友·吾良的自杀，叙事者·长江古义人再度启用“忍耐”表现自己的内心痛苦。大江说：“在这次的《晚年样式集》中，我也在文中写了‘忍耐’一词。”并对“忍耐”的深刻寓意解释道：“基于热情的忍耐；忍受耻辱的忍辱。”（尾崎真理子，356）不过，从大江直面的现实困境来看，如果说在前两部作品中是“鸟”和古义人在个人的内心世界历练的“忍耐”，那么，在《晚年样式集》中则暗示着是日本全体国民必须承受的“忍耐”——“忍受耻辱的忍辱”。加藤典洋指出：
“原子弹在我们头上爆炸，告诉了我们原子弹为何物。此后，经过了40年，就在西欧人总算觉察到它为何物、并掀起反核运动时，我们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反而‘引进了’这一产物。对此，不禁要问：我们在现实中亲历原子弹在头顶上爆炸，从中到底学到了什么？”（加藤典洋，301）
在此，加藤以追问日本战后史的形式提出：日本国民在多次经历“核爆”面前究竟“学到了什么？”与古义人“呜呜痛哭”的根源——“原子弹”第一次降临于日本时日本国民被迫接受的“耻辱”；此后连续经历的庇基尼环礁岛上落下的“死灰”和福岛“核爆”带来的“内部被爆”时，日本国民必须承受的“忍辱”——重叠。这就是文本中表达的、对日本战后史的痛切反省，以及警示以安倍首相为首的日本右翼分子应该真正吸取的沉痛教训。
在《广岛札记》中，大江在亲临现场采访时，看到“被爆者”在生与死的面前，表现出人类最珍贵的“悲惨与威严”之精神，他愤慨地说：“广岛的悲剧绝非往事”。没料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现实真的应验了他的感言——在广岛，长崎的延长线上“福岛核电站爆炸”。
福岛核电站爆炸
日本的报刊上曾有人报道：日本人经历了四度“核爆”——广岛、长崎、庇基尼环礁岛和福岛。直面这一惨痛历史，文本中古义人文本立足于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第一核电站爆炸事件”的“毁灭性”灾难，通过披露二战时期日本政府肆意践踏“民主”的侮辱史和美国“核伞”保护下日本政府由“核电站”到“核武器”的历史演变，尖锐指出当下日本政府，不顾国民的反对，继续启用“核电站”之所为，是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背叛；是对饱受“核电站爆炸”之苦的国民之侮辱。进而提出，日本政府应在饱受“核爆”惨剧面前，向德国政府学习，积极推进“核电站为零”的政策，塑造人类共有的“道德”规范，探讨“个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命运。
注释
①日本在1946年公布的“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 (1)日本国民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用国权发动的战争、靠武力威慑或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拥有海陆空军及其它战斗力。国家不承认交战权的存在。
参考文献
往期回顾：
东亚学人|王升远：政治的晚宴与“大东亚的黎明”——1938年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
下期预告：
东亚学人|李圣杰：日本文学研究往何处去
更多精彩回顾，请点击以下关键词
日本论|严绍璗|叶渭渠先生逝世五年祭|王奕红|王勇|高宁|王晓平|袁剑|邱雅芬|孙歌（一）（二）（三）|王中忱|王志松|王向远（一）（二）|赵京华|张哲俊|孟庆枢|秦刚（一）（二）|刘研|于长敏|周阅｜潘世圣（一）（二）|又吉直树|杨伟|《茶之书》节选 尤海燕译|董炳月（上）（下）|徐志民（一）（二）|秦岚|牟学苑|吴岚|铃木将久|李炜|裴亮|林少华
感谢关注 东亚评论
东亚学、日本学相关的优秀学术作品及动态等，
欢迎推荐、投稿！
你的朋友会在“发现-看一看”看到你点击“在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