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桂玲|谷崎润一郎：“我只想悄悄地去自己喜欢的地方”

东亚评论

谷崎润一郎的“支那”与中国

于桂玲

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

关于大正文人尤其是谷崎润一郎的“支那趣味”曾有很多学者论及，大都援用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中国之行时与田汉、郭沫若的谈话是谷崎放弃“支那趣味”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作者结合时代、文坛背景以及谷崎文坛地位的变化，发现一次没有达成共识的谈话不足以使“大谷崎”改变文风；对“支那”传统文化态度的矛盾、对“支那”期待过高以致期待破灭、关西移住和中日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则是谷崎放弃支那趣味甚至改变中国观的决定性因素。

“支那”称谓与“支那趣味”

谈谷崎中国观的变化不能避开“支那趣味”，谈“支那趣味”又不能撇开其中的“支那”一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理方面的专有名词，更是一个涉及历史、政治、中日关系甚至民族情感等因素的词汇。

1.1“支那”称谓

关于“支那”一词的词源，现在普遍认同的是来源于最初统一中国的秦朝“秦”（Qin）的发音，这种说法是根据明朝末年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韦匡国（Martino Martini）的记载。日本通过汉译佛教经典传入“支那”一词。平安时代高僧空海的诗集《性灵集》中曾用过“支那”一词。日本佛教界人士也开始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后来该称谓渐渐扩大到佛教以外的领域，在镰仓、室町、江户时期的典籍中，都有将中国称为“支那”的记载。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流行起来。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民间则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一些汉人革命家不想长时间处于异民族统治之下，对“满清臣子”、“清国”、“清人”的称谓有抵触情绪，开始探索能够代替“清”的新称呼。又因当时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在日本组建。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这些革命家并不抵触，甚至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这个称谓还没有被公认，他们借用日本人的称谓，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甚至康有为、梁启超人等都用过这个称谓。这说明当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坚定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心，帝国主义野心萌芽并逐渐膨胀。甲午战争前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战争胜利后洋洋自得，开始藐视它曾经崇拜过的对象，“支那”一词在日本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色彩。

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日本在1913年6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还是决定“除了条约和国书以外，（仍然）将中国称为‘支那’”。1930年，中华民国外交部要求日本政府不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对此，日本当年10月3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此后的外交文书不再使用“支那”，而使用“中华民国”称呼中国。只限于外交文书，一般媒体如《朝日新闻》对“八·一三”事变的报道中，将中华民国政府军称为“暴戾支那”；对于卢沟桥事变，则称为“支那事变”。战后，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强力施压，要求改变称呼，日本不得不承认“支那”是歧视性语言，在1946年6月13日公开发表外务次官通告，声明根据中华民国的要求，广播、出版物等媒体要无条件地、不再将中国称为“支那”。

❖ 大正时期日本神户街景

1.2“支那趣味”

“支那趣味”是指大正时期（1912-1926）流行的、日本文人对中国的异国情趣，是日本人头脑中创作出来的、浪漫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大正时期，经过明治维新后的“脱亚入欧”，日本开始西化，模仿、崇拜西洋的大潮汹涌澎湃，西洋作为一种进步的、科学的、合理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文人之间兴起的“支那趣味”，可理解为与这种潮流并行的存在，是在这种背景下反衬出来的、对曾经膜拜过的汉学传统、汉文化的一种乡愁、眷恋和回顾。当时的著名作家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都有游历中国的经历，创造了一些具有“支那趣味”倾向的作品。这些作家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中国的幻象，与他们亲眼目睹的中国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在其作品中又被反映甚至夸大地描绘出来，其共同特征是“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充满殖民主义对他者的偏见。从对文本中国的向往，到对现实中国的失望,日本作家对中国的美好想象逐步破灭。”

“支那趣味”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22（大正11）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这一期《中央公论》刊载了“支那趣味”研究专题，共有5篇文章，其中“支那趣味”的所指并不十分明确，五位论者就此也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它指中国人的喜好倾向或指日本人的汉学修养。5人中谷崎所撰写的《所谓支那趣味》一文中的“支那趣味”，指的是后者。

在《所谓支那趣味》中，谷崎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既憧憬眷恋又抵抗恐惧的矛盾心理：

它的魅力消磨了我在艺术上的勇猛，麻痹了我创作上的热情。”、“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艺术的真髓是崇静不崇动，我觉得这对我没有好处。”、“我今后将向何方？——现在，虽然尽量在抵抗支那趣味，同时也有时时想看父母容颜的那样的心情，不知不觉、偷偷地又走向了那一边，而且是反反复复如此而前行。

可见谷崎对自己的“支那趣味”是非常矛盾的。他看到了它不利的一面，但是又不能抵抗它的魅力。通过阅读中国古代典籍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是一个像童话一样、悠闲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国度，同时也有原始、停滞的一面。与日本的日益西化、迅猛发展相比，中国是墨守陈规、固步自封的。这与谷崎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新奇、变化、刺激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谷崎说它“消磨了我在艺术上的勇猛”。

谷崎还说：“曾经有许多人——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认为东洋艺术落后于时代，不把它放在眼里，只憧憬西洋文物甚至醉心于它，不过当某个时期来临，又回归日本趣味，于是又趋于支那趣味。”谷崎认为“日本趣味”与“支那趣味”是相通的，不能分割的。有学者将谷崎的创作历程分为“西洋崇拜、支那趣味、东洋回归”三个阶段。其实，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西洋崇拜”和“支那趣味”是并存的，或者说，他的“支那趣味”是对不能实现的“西洋崇拜”的一种替代或补充也不为过，他借用“支那趣味”慰藉了西洋崇拜情结。在《回忆东京》中他说：“除了看西洋电影之外没有别的乐趣……如果那时候我有钱，又没有妻儿老小的束缚的话，大概我早就飞到西洋去了，被他们的生活所同化，以他们为题材写小说，在那儿呆它一年以上。大正七年我去支那游玩，就是给这种不能实现的异国情趣以些许安慰……”。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洋，作为作家反观日本的一面镜子，它们都是其回归终点日本趣味的沿途驿站。虽然谷崎曾经试图从上海找到西洋的影子，他一生也没有去过西方，但是移居关西之后，传统的日本美唤醒了他的日本趣味，这与他曾经的“支那趣味”交叉重叠，他用曾经的“支那趣味”的表述方式来描摹关西的四季风物，实现了他艺术与人生统一的“东洋回归”。

谷崎和妻子

第一次中国之行与谷崎的“支那趣味”文学

1918年10月，谷崎润一郎来到中国，游历了奉天（今沈阳）、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留下了《秦淮之夜》、《支那料理》、《西湖之月》（皆创作于1919年）等游记。此前的《刺青》、《麒麟》（1910）；《秘密》（1911）、《人鱼的叹息》、《魔术师》（1917）和之后的《鹤唳》（1921）等都被称作“支那趣味”倾向的作品。

谷崎第一次游历中国是1918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内忧”——当时军阀混战，派系斗争纷乱复杂；“外患”——仅就日本来说，对中国的殖民野心昭然若揭——甲午战争中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二十一条》足以说明一切。而公共租界的存在，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一步一步变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据统计，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仅日本人就达7100人以上，而到了1930年左右，公共租界的日本人已经达到2万人。

谷崎所看到的既不是反日情绪高涨、全面抵制日货的中国，也不是民不聊生的中国。“旅行的结果，使我更加讨厌东京，讨厌日本了。因为支那既有继承了前清时代和平、闲静的都会和田园，又有与电影中所看到西洋毫不逊色的上海、天津那样的现代都市，新旧两种文明并肩存在。”在他看来，日本处于旧文明消失、新文明没有确立的时期，而中国正因为上海、天津等地公共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谷崎称之为“外国”的存在，得以使这两种文明互不影响，共存共生。但谷崎并不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内乱：“夜晚这么冷清可能是因为革命骚乱，许多军队进驻城内的缘故。（《秦淮之夜》）”；并非没有看到诸如“无论是白河还是扬子江，中国的所有河流都像泥沟一样肮脏”、“（火车二等车厢内有人）旁若无人毫无愧色地大声交谈”（《西湖之月》）”之类的消极方面。对于这些他往往是一笔带过，被浓墨重彩、反复吟唱的依然是悠闲、浪漫的江南风情——他笔下的中国仍停留在风花雪月的幻想之中。

有学者评价“支那趣味”作家无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当幻想的浪漫中国与现实的落后中国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对中国、中国人失望之极，甚至出现侮辱、谩骂之类的语言。但谷崎与这些作家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无视现实，他却极尽美化现实中国，以便使其与自己头脑中的幻想中国吻合。谷崎的“支那趣味”是对不能实现的亲历西洋之梦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谷崎文学又是主观感受凌驾于客观现实的文学，所以他的描述就不难理解了。有学者借用萨义德的理论，评说“支那趣味”作家对中国有扬有抑的表述，“其精神基础是一样的:在当时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中, 这些作家都无意于对真实的中国做出深刻的审察和理解……而是以东亚盟主的国民立场,将中国他者化、虚幻化……渗透着自身民族需求的自说自话”。谷崎润一郎对现实中国描述的取舍，与其说侧重于民族需求，不如说侧重于个人体验。

创作于1921年的《鹤唳》，是谷崎第一次中国之行后的产物。一般认为男主人公靖之助的中国崇拜倾向与谷崎自身交叉重叠。

靖之助在向日本妻子解释去中国的理由时说：“我活在支那的传统和文明当中，也想在那里死去。不管是我，还是我祖父，之所以能够生活在这样贫弱的日本，都是因为间接地接受了支那思想的恩惠。在我的身体里，从祖辈就流淌着支那文明的血，我的寂寞和忧郁也只有在支那才能得到化解。”靖之助虽然在日本有妻子和女儿，但却只身前往中国南方生活七年，后携一中国女子回到日本——这可以理解为回归日本的象征。靖之助的中国妻子，可以看做是他中国之梦在日本的延续，表示他的“支那趣味”根深蒂固。靖之助所养的鹤——在中国文学中，鹤不是寻常动物，常与仙人一起出现——代表靖之助对中国的憧憬，也正如谷崎的中国幻想一样，不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不能实现的梦而已。最后，日本妻子的女儿，也即靖之助自己的女儿，纯种的日本下一代，杀死了中国女子，斩断了靖之助的中国情思。这似乎在暗示日本传统文化的胜利。正如谷崎本人的文学途径，不管是“支那趣味”也好，还是西洋崇拜也罢，最后的终点都是“东洋回归”。

第二次中国之行与放弃“支那趣味”写作

1926年1月6日至2月19日，谷崎再一次游历了中国，而且主要逗留在上海。第一次中国之行后，谷崎对中国非常满意，甚至想在上海买一处房产，过“一半日本、一半中国的日子”。所以第二次中国之行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慰藉和温习他的难以实现的“西洋崇拜”之梦；另一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被文坛称作“大谷崎”的他，或许意图将房产梦付诸实施也未可知。但这次旅行却让他很失望：“上海虽然发展得非常现代，但是与东京相比，又给人十分土气的感觉。”没有高档舞厅和时髦音乐，无声电影也主要以美国二流电影为主，号称“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饭店连像样的洋酒也没有，饭菜也不好吃。谷崎认识到：上海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摩登。

第一次中国之行谷崎中意上海是因为新旧两种文明的存在。旧文明可以满足他的“支那趣味”，新文明又可以慰藉他的“西洋之梦”。此次曾经的“新文明”却变得不够时髦和现代，也就失去了慰藉西洋之梦的功用。与其说谷崎想借助上海满足“支那趣味”，毋宁说是为了圆“西洋之梦”，但是现代化程度连东京都不如的上海，又怎么能赶得上西洋，继续圆他的梦呢？谷崎改弦更张，另谋出路的原因自不待言。从这次游历的结果来看，它成了作家“支那趣味”的诀别之旅。第二次中国之行后，谷崎写道：“看来要了解西洋，还是非去西洋不可；要想了解支那，非去北京才行”。这次旅行，非但没有慰藉他的西洋之梦，却使中国之梦也破碎了。此后谷崎没再到中国，也不再写“支那趣味”的作品。

与文人的交往，是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大正七年（1918年，笔者注）我来支那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都想与文人或作家见面，曾四处找寻门路，但那时的中华民国还没有那样的人。”。到了1926年，情形大为不同。对在日本文坛上被尊称为“大谷崎”的谷崎润一郎的来访，中国方面不但媒体进行了报道，而且文化界人士主动约见。那时田汉、郭沫若等留日学生已回到中国，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途径主要通过日本：“被翻译成汉语的西洋作品也大都从日语二次翻译过来”、“日语的作用就像过去英语对日本的作用……”。中日古今文化地位的逆转已经很明显。谷崎二次游历中国的大背景：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谷崎文坛地位的变化；甲午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

关于谷崎“支那趣味”文学转变的契机，中国学者一般援用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上海之行时与田汉、郭沫若在一品香饭店的深夜长谈。关于这次谈话，谷崎在《上海交游记》中做过详细记述。田汉、郭沫若对中国国势与时局的评价，谷崎虽然有不能认同的地方，但对于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示了理解。他说：“假使两位的观察有错误之处，我也必须尊重使他们心情忧郁的烦恼本身”。田汉、郭沫若也认为谷崎的中国观有些肤浅：“谷崎的支那观太过普通，与日本的实业家和众议院议员们没什么两样，我和郭沫若相当失望”

可见，对于中日局势和现状，尤其是中国的现状，双方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从而很难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认同。谷崎所谓的“必须尊重使他们心情忧郁的烦恼本身”也仅仅停留在情感上，并没有在理智上认同二人所谈的内容。关于这次谈话，西原大辅引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认为是谷崎润一郎放弃支那趣味倾向创作的直接原因：“通过第二次中国旅行期间与中国文人的谈话，谷崎不得不重新审视作为东方的中国意象，由此，不能再安心地沉浸在东方式的支那趣味之美里面了”。

仅一次没能达成共识的谈话，或许可能改变谷崎对中国的认识，却不会具有使“大谷崎”改变创作倾向的力量。谷崎支那趣味的基础是自幼年时代开始积累起来的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向往崇拜之情，而这种崇拜向往是建立在对中国现实的忽视甚至是无视的基础之上的。两次中国旅行，尤其是第二次让谷崎清楚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宗主地位的彻底丧失。中国在政治上受日本胁迫、控制；经济上被日货倾销；文化上上海已不再能慰藉他的西洋之梦。“支那趣味”的基础和条件不复存在，1923年移居京都后，关西的日本传统美近在眼前，他的创作转向“东洋回归”显得顺理成章。再者，谷崎对政治非常敏感而又远离政治，中日关系日趋恶化，至少对他来说，“支那趣味”作品已经不合时宜。如果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他还写一些“支那趣味”的作品，那不但会没有读者，而且也会使他处境尴尬。

关西移住是其放弃“支那趣味”转向“东洋回归”的物理契机，第二次中国之行与现实中国的碰撞则是其从“支那趣味”转向“东洋回归”的化学契机。移居关西后，第二次中国之行前，即谷崎文风转向“东洋回归”的途中，他完成了西洋崇拜倾向作品《痴人之爱》。这部作品中让治在西洋人面前的卑微与懦弱，似乎暗示了谷崎的西洋崇拜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无论对现实中国及中国人不尽人意的感慨，还是在真实的西洋人面前唯唯诺诺不敢正视的态度，都反映了谷崎（何尝不包括芥川龙之介等大正时期的其他文人）不能客观、理智认识他者的倾向。

其实，对谷崎来说，西洋崇拜与“支那趣味”并不矛盾，它们都是作家借助他国反观日本的一面镜子。谷崎不是放弃“支那趣味”，而是把“日本趣味”作为了“支那趣味”的延长线。因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日中文化是血脉相通的。不管是“支那”、西洋还是日本，谷崎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编织唯美之梦的载体而已。至于自己对这个载体的认识是否正确、载体本身切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承载他彼时彼刻的唯美倾诉。

其后的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作家也放弃了“支那趣味”文学的创作，使“支那趣味”成为大正时期日本文化界独有的景象。“支那趣味”既然是大正时期流行在文人之间的异国情趣，谷崎的“支那趣味”和西洋崇拜也无外乎是潮流所致。正如被谷崎奉为恩师、堪称谷崎伯乐的永井荷风也曾创作了很多异国情趣的作品一样。这么看来，转向日本回归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谷崎润一郎的“支那”与“中国”

第二次中国之行谷崎与田汉、郭沫若交谈使用的语言是日语。不论是谷崎还是郭沫若、田汉，都称中国为“支那”，两方似乎都没有感到不适。就是在1942年，谷崎回忆起这次“和气蔼蔼”的聚会时，还使用“日支双方”这一词汇。如第一部分介绍的，“支那”这个称谓日本一直使用到二战之后，与此相对应，谷崎作品也是从战后才开始称中国为中国而不再是“支那”。

对于这场战争，谷崎曾说：“如果从那时开始，中日双方文化人之间再多举办一些类似的集会，再多翻译介绍一些对方的作品，或多或少可以促进两国国民全面的融合和谅解，甚或也可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吧？”这种避重就轻的陈述，与战时背景不符不说，也很幼稚；尤其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和危害认识不足。也许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钝感”甚至无知，使谷崎面对田汉、郭沫若等中国文人时，称呼中国为“支那”也不觉得不妥。另一方面，谷崎作品中的中国描写一般是溢美之词甚多于贬损之句，加上田、郭二人都曾留学日本，所以对此也不觉得反感吧。谷崎在战后开始称中国为“中国”而不再是“支那”，这与日本政界对中国的改称步调一致。虽然移居关西之后谷崎的作品很少有中国的影子，但是对中国的关心却一直持续着。这既可以认为是“支那趣味”在情感上的延续，又可以理解成当时的日本文人对邻国以及曾经的战争对手的普遍态度。战后郭沫若曾多次邀请谷崎来中国，但他用两个理由拒绝：一是怕被政治利用，二是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在1956年6月与内山完造的通信里，谷崎也说到：“我只想悄悄地去自己喜欢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必须等到两国恢复外交，自己出钱自由来往”写于1962年的《怀念老友欧阳予倩君》（「旧友欧陽予倩君を憶う」）中，谷崎回忆了战争期间曾有机会去中国，但因为不想被日本军阀利用，也不想看到军阀在中国耀武扬威，所以没有成行。

“支那趣味”时期，谷崎对中国的观察与记载虽然带有东方主义色彩，有无视中国现状、自说自话的嫌疑，但不能否认的是，那时他对中国的记述是感情大于理智的。可是经过移居关西—中日战争—日本战败，谷崎的创作相应地经历了“支那趣味”沉寂—东洋回归—再寻日本古典美的道路。这条道路表现为对“美”的执着追寻，“支那趣味”文学的创作，曾一度满足了他；但随着幻想中国变成可以触摸、体验甚至可以交流探讨的真实中国，他便放弃“支那趣味”而转向西洋崇拜，直至日本回归。“支那趣味”创作时期谷崎对中国的幻想与憧憬之情，经过战争的洗礼，已经被沉淀为理智的思考与冷静的观察，中国对他来说已经成了纯粹的他者——再不是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