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平：当日本人谈“野菜”时，说的可能是大萝卜

徐一平东亚评论

東亚

语言之翻译和文化之翻译

徐一平 | 文

　評論

1、

一.引言—文化的传播与翻译

文化的传播常常被比喻为一条“黄金锁链”。自人类文明史中出现这种文化的传播之始，就存在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特别是在将一种不同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引入的时候，由于语言上的限制（或者说是由于一种翻译的不可能性），而需要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传播中，我们首先要回溯到中国《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

早在三世纪的西晋时代，由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是中国的24史之一。在这部《三国志》的“魏志”中，有一部分关于“倭人”的记载（俗称“魏志倭人传”）。这一段大约2000字左右的记载，与后来问世的《后汉书》“倭传”、《宋书》“倭国传”一样，都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史料。

在“魏志倭人传”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倭人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后来日本国的具体地理位置。尤其是其中关于“邪马台国”及其“女王”的记载，曾在历史研究学界引起过关于“邪马台国的论争”，是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不仅如此，在这段记载当中，还随处可见许多关于日本语言的记载，也是揭开原始日本语言之谜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在这段将近2000字左右的“倭人传”中，关于日本语言的记载有，“卑狗”“卑奴母離”“爾支”“泄謨觚”“柄渠觚”“搦馬觚”“多模”“彌彌”“彌彌那利”“伊支馬”“彌馬昇”“彌馬獲支”“奴佳提”等10几个有关官吏的名称，“対馬”“一支”“末盧”“伊都”“奴”“不彌”“投馬”“邪馬台”“斯馬”“己百支”“狗奴”等20几个有关地方的名称，“卑彌呼”“難昇米”“（都市）牛利”“伊声耆”“掖邪狗”“卑彌弓呼”“（倭）載斯烏越”“台与”等几个有关人名的名称。这些都是所谓的固有名词，也就是一些不可翻译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当时的人们也就是采取了尽量与之相近的近似音进行了模仿。

当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近似音并不一定完全吻合日本原有的发音，同时受到“中华思想”的影响，选择的文字也多是如“卑”“狗”“馬”“奴”等所示，多含有卑贱之意。但尽管如此，这些记载仍是目前世界上有关日本语言的发音及词汇最古老的记载，而且，这一记载还是出于非日本民族的外国人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日本人导入汉字，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发明了“万叶假名”的用法，而其中的许多汉字的用法，也都与“倭人传”中的使用方法相同，如“卑、奴、母、離、爾、支、謨、渠、彌、馬、那、利”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三国志》“倭人传”中关于日语语音的记载是具有极高的客观性的。

二.翻译中的外来语问题

关于外来语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如何区别“外国语”和“外来语”的问题。有的学者将二者都称之为“外借词”。另外，在将外来语转换为本国语言的时候，如何与其原有的概念进行区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总之，外来语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外来语的问题，一般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与外部开始交流时而产生的问题。应该说是文明或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此时，由于大量的新生事物、新的概念以及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传入自己的国家，许多新生事物用自己原有的语言已经无法正确地表达，这样就产生了外来语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外来语的发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外开放的结果。在当今的世界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完全只使用其自身的语言来表述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概念。为了表述一种新的概念，为了将世间的事物表达得更加准确，往往要借助于来自外部的语言。因此，也可以说外来语词汇是一种文明语词汇，是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崭新的词汇。这种外来语正是通过文化的翻译而不断产生的。

在文化进行传播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先进的文化对相对滞后的文化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古代的亚洲，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在其汉字文化的影响之下，对周边国家的日本、韩国、越南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从这些国家的语言当中都有大量的汉字词汇作为借用词使用的事实来看，也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但是，文明与文化的影响作用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与文化进步的程度，这种影响的关系也会发生逆转。比如，同样是以中国为例，虽然在古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对周边的国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但是到了近代以后，相反，中国是通过日本才大量吸收和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更加先进的文明与文化。这就是所谓日制新生汉字词汇重新进入中国的现象。特别是有关现代自然科学的词汇，如物理学、地理学、哲学、植物学、医学等相关科学当中的许多汉字词汇，都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的时候重新创造的。而这些词汇在中国引进西方文明和科学的时候又都得到了使用。关于这一西学东渐过程当中的语言问题，近些年来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充分重视，有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年、笠間書院）、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1997年、白帝社）、马西尼（F.Masini）《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97年、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2001年、汲古书院）、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2003年、白帝社）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

如上所述，外来语的问题终归是一个接受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重要性可能更胜于语言本身的问题。但是，外来语最终还是要解决用语言来如何表达这些新生事物的方法，所以，其本身也仍旧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同样是接受外来文化，但在借用的时候，有的语言更加有利于借用，而有的语言在借用上就不是那么方便或者说不是那么积极。这里面既有这个国家或民族所采取的语言政策性的问题，也有表现为这种语言结构本身的问题。就语言结构本身而言，有的语言结构比较容易接受外来语，而有的语言结构就不那么容易接受外来语。特别是在用文字书写的时候，该语言是采取表音的手段，还是采取表意的手段，在接受外来语方面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势。总的来说，在书写方面采取表音手段的语言比较容易接受外来语，相反，采取表意手段的语言，在接受外来语方面就不那么容易，或者说要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

其典型的例子，我们就可以举汉语在接受外来语方面的问题来论证。当然，汉语自古以来，也一直在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产生了许多受外来文化新生事物影响的外来语词汇。但由于汉语在文字书写方面是以汉字书写，并主要是采取了汉字表意的手段，所以在接受外来语方面，以表音的形式接受的词汇不多，而更多的是采取了表意的手段。这种以表意手段接受的外来语词汇（如：computer→计算机、tomato→西红柿）比比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汉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采取了表音手段来接受外来语，在最终的书写形式中，还会残存一些表意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汉语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手段。

其一是，当只有表音手段造成意义不清或容易产生误解时，增加表意手段予以辅助。如：

car→卡车（カー）

card→卡片（カード）

motorboat→摩托艇（モーターボート）

ice cream→冰激凌（アイスクリーム）

等所示，一般都分为音译的部分和意译的部分相结合，或者加上部分意译的因素来补充音译的不足（上述各例中，没有画线的部分为音译部分，画线部分为意译部分。括弧中为对应的日语音译形式，下同）。

另一个方法就是在采取音译的同时，尽量选用从意义上也可以有所联想的汉字，这样的译词被认为是最佳的译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可口可乐”的翻译。

Coca Cola→可口可乐（コカコーラ）

这一译词不仅在发音上与原词很相近，而且从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表示“（喝起来）又可口又可乐（的饮料）”的意思。均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译词。采取这样形式的译词可以举出以下的例子。如：

sofa→沙发（象沙子一样松软的东西）（ソファー）

shampoo→香波（既有香气又可以起泡沫的东西）（シャンプー）

rinse→润丝（滋润头发的东西）（リンス）

shopping mall→销品贸（销售商品进行贸易的场所）（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

这些译词当然都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优秀的外来语词汇。但是，要知道真要得到这样好的译词是要花费相当大的功夫的，还要有合适的原词音供你选择。那才真叫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啊。

再有，在对外国的固有名词进行翻译的时候，一般都是采取的音译手段。然而，即使是音译，采用哪个字与之对应，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同样都是翻译美国总统“Reagan”的名字时，大陆的译法采取的是“里根”两个字，而台湾的译法则采取的是“雷根”两个字。

我们先不说这两种译法哪一个更接近原来的发音（这一点还要受到当地人们发音的影响），单说采用的不同的汉字，从“里根”来看，可能会联想到比较温柔的性格，而从“雷根”来看，则会使人联想到非常严厉的性格。像这样知名的人士，无论你采取哪种音译，人们还可以知道大家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是一个不很著名的人物，或者是最初给大家介绍的人物，那就会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汉字，而导致人们还以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样的误解也是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在人名、地名的音译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统一，甚至成立了标准化委员会，其艰难程度，是采取表音手段的国家和民族不可想象的。

然而，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这种将外来语词汇一一对应地进行翻译的手法，已经远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因此，在今天的汉语中，在引进外来语词汇的时候，比以前会更多地采取音译的手段，或者是出现意译与音译并存的现象。

比如，在现在的计算机时代，人们要频繁的使用电子邮件。“E-mail”一词的正式译法应该是“电子邮件”，但是在年轻人当中，使用该词的音译形式“伊妹儿”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另外，2003年在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流行性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非典）”，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使用来自于这一传染病名称外来语的音译形式“萨斯”。进而还会出现一些不知用汉字如何书写的形式。比如，最近有些年轻人在表示有时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时，会使用“有事儿kao我”的说法。这个“kao”大概就是来自于英语的“call”的音译。然而，用汉语应该用哪个字来表述则不得而知。

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国际化进程的过程当中，采取音译的时候，会给人以一种外国产品的印象。比如，日本生产的汽车中有一种“日産（ニッサン）”汽车。按照通常的日本人名、地名等的对应方法，只要将“日産”两个汉字按照中国汉字的读法“richan”读出来即可。但是，可能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一种进口汽车的印象，所以在翻译时就采取了音译的手法，将其译成了“尼桑（nisang）”。

这种音译的手段使人很难想象出一个合理的含义，通过这种破坏含义的手段，从而达到使人联想到外国产品的目的。在这样更多的采取音译手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原来在坚持意译为主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因素是帮助人们从意义上来理解外来语的。如：

comedy→喜剧片（コメディ）

love story→爱情片（ラブストーリー）

action→武打片（アクションもの）

suspense→惊险片（サスペンス）

animation→动画片（アニメーション）

等，将这些影视作品形式用意义手段进行翻译的时候，最后都能有一个“～～片”的形式，在意义上予以统一。但是，到了采取音译手段的时候，这一统一形式往往就会逐渐地消失。如：

pops→流行乐（ポップス）

rock and roll→摇滚（乐）（ロックンロール）

jazz→爵士（乐）（ジャズ）

blues→布鲁斯（ブルース）

如上例所示，随着音译程度的升高，原有的意译形式逐渐得到破坏。到了“布鲁斯”一词，除非专搞音乐的人士，最初听到这一外来语时，很难想象出它是一种音乐，甚至不知道是在谈论何种话题。[1]但是，这种音译形式在与外国人进行交谈时反到比较容易为人理解。

三.语言之翻译和文化之翻译

谈到翻译的时候，翻译是否由标准的答案，或者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翻译得水平似乎是一个不朽的话题。笔者认为，翻译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答案的。这不光是可以体现在一篇完整的翻译作品，因为译者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翻译结果，或者是同样的作者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不同时期的翻译（参见本文第四节），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译法。例如：「わたしは徐一平です」一般都可以译为“我是徐一平”，但如果是「俺は徐一平だ」是译成“俺是徐一平”好呢，还是译成“老子是徐一平”好呢？抑或是「私は徐一平でございます」是译成“鄙人是徐一平”好呢，还是译成“在下徐一平是也”好呢？恐怕也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谈到翻译的方法也有直译、意译、直译意译兼顾等多种议论。谈到翻译的标准，更是众说纷纭。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直至今日也还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之一；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更换原作形式，再现原作价值，化解语际内容和形式渐渐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实现语言壁垒的凿通和人类文化的互文”，以及其对翻译中译者需要不断进行修改的议论，“译必讹，讹必改，译不厌改。无论是边译边改，还是译后再改，译者必须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不漏痕迹地语际转化，表达译文尽可能保值存义，必要时保留原文语形，追求尽善尽美的表达效果，检查译文是否文通字顺，符合规范，可读可信”；傅雷先生关于“形似、意似、神似”的观点，“以翻译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等，都仍旧可以指导现在的译者们来如何把握自己的翻译标准和水平。

本文之目的不在于探讨翻译的标准，在这里就不再深究。谈到翻译的内容和在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带其中最关键的问题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谈笔者对翻译的认识。

3．1 语言的普遍性及其可翻译性

笔者认为语言基本上是可以翻译的。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大脑思维的结果。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之所以能对自然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说明人们反映对自然界认识的语言是具有一种相通的普遍性的。比如，无论是哪种语言都具有“名词”和“动词”（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结果），在组成句子的时候都由“主语”和“谓语”组成（这是人们在将事物转化成语言时必然将其分为认识的对象和认识内容这样两方面的结果），句子当中的语法范畴都少不了与时间相关的范畴（这是因为事物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形成和发展的）等等。所以，尽管各民族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会有所不同（如有的语言是SVO结构，有的语言是SOV结构），或者是在表达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如有的语言以话题为中心，有的语言以格为中心），但基本上都是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

・词汇的翻译：

机／桌子、歩く／走路、赤い／红的、懐かしい／令人怀念的

手紙／信、汽車／火车、恋／恋情、幸せ／幸福

当然，这其中会有些程度的不同。一些表示具体意义的词汇基本上是100%的对应（如：“机／桌子、歩く／走路、赤い／红的、手紙／信、汽車／火车”等）。但是，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汇，在外延和理解上就不完全一致了（如：“恋／恋情、幸せ／幸福”等）。

进而日语中还有像“懐かしい”这样一类专门表示说话者情感的特殊的形容词（日语中称之为“感情形容词”），在将这种词汇进行翻译的时候，是要花一番功夫的，但总之都是可以翻译的。

・句子的翻译

ご飯を食べる／吃饭、先生に叱られる／被老师批评。

子供に死なれる／死了孩子。

　　a門が開いている／门开着。

　　b猫が死んでいる／猫死了。

a私はずっと彼を待っていた／我一直等着他。

b私は彼を10時間待っていた／我一直等了他十个小时。

到了句子的翻译，就要比词汇的翻译难一些了。如以上例句所示，由于句子结构和语法成分的不同，在将句子进行翻译的时候要进行结构上的加工。因为日语是SOV结构语言，汉语是SVO结构语言，所以在进行句子翻译的时候，需要在结构上予以变更（如：“ご飯を食べる／吃饭、先生に叱られる／被老师批评”等）。但是，与这种语法结构的变更相比，可能更复杂的是，同一语法范畴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可能并不都由一种语言形式来表达，或者是由完全不同的语法范畴来表述（如：自动词的被动表达方式“子供に死なれる／死了孩子”；体的范畴“a門が開いている／门开着。b猫が死んでいる／猫死了。”“a私はずっと彼を待っていた／我一直等着他。b私は彼を10時間待っていた／我一直等了他十个小时。”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些复杂的问题，语言基本上是可以翻译的这一性质是不变的。否则，不同的民族之间就不可能沟通，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将成为不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认识的世界虽然是相同的，但是在如何把握世界方面，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把握方式。比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们都有一个“蔬菜”（日语叫「野菜」）的概念，但是在“蔬菜”（「野菜」）这一概念下，把什么视为组典型的蔬菜，就会产生不同。我们中国大部分人，一说起“蔬菜”立即想到的是“大白菜”（可能有些南方人想到的是“青菜”），而日本人说起「野菜」立即联想的是「大根」（“大白萝卜”）。[2]另外，“西红柿”我们都认为是蔬菜，但是“小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中日之间也出现明显的差异。这些事实也说明，其实在语言的背后，也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痕迹。

3．2 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可理解性

然而谈到文化的翻译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或者再说得彻底一点，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文化基本上是不可翻译的。

关于什么是文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广泛和深入的话题，这里不去深究。根据英国学者阿雷恩・鲍尔德温等的观点，“文化”是指“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的符号”，那么可以想象，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与生活方式，是另外一个民族所没有的，那么他么之间就必然是不可翻译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形的文化。

寿司／四喜?

说到日本的饮食文化，作为其典型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出“寿司”。恐怕即使是对于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来说，当第一次只看到“寿司”两个字的时候，全然不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

如果没有人带你去寿司店，去亲口品尝一下寿司，即使是将其内容全部用语言表达出来，将其翻译成“带鱼肉的米饭团子”，你也很难想象出与日本寿司店里的寿司完全一样的食品。况且，象“带鱼肉的米饭团子”这样以一种解释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说明，已经不能说是一种翻译了。然而，当你亲自品尝过寿司以后，你才能真正地了解什么是寿司。这是在引进外来文化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对这些外来文化的翻译（前面举国的“可口可乐”的例子即是很成功的例子）。据说在中国，过去就曾有人尝试着将“寿司（スシ）”翻译成“四喜”。进行这种尝试的人，可能开始还以为“四喜（sixi）”与“寿司（susi）”的发音接近，而且字面上又可以解释为“四种欢喜”，大有可以与“可口可乐”一词媲美的味道。然而，殊不知在中国的饮食习惯中，人们听到“四喜”一词时，与其说是去联想日本的寿司，而更多的是联想到中华料理中的“四喜丸子”，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到头来，这一翻译终归没有得到认可，今天我们去日本料理店的时候，还都是延用日语的汉字，并大家都称这种食品叫寿司。这与其说是一种翻译，而不如说就是将其作为一种固有的外来文化，在引进的同时，连名称也就一同引进了。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

畳、ふすま、大相撲、将軍、茶杓、棗

等等。不仅是单词，在句子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お茶を点てる／点茶？

将“お茶を点てる”这一短句译成汉语时，使用原句中日语动词“点てる”的汉字，译成“点茶”。但是很明显，如果是一个没有亲身体验过日本茶道的人，他是无法想象在铺有榻榻米的日式房间中，主人面对日式茶炉，使用日式茶刷，将放在日式茶碗中的末茶进行搅拌的“点茶”动作的（在这一说明中，大量的使用了“日式～～”也同样反映了相同的问题）。而只有当你亲自出席了一次日本茶道的茶会，目睹了“点茶”的过程，你才能真正了解它的含义。

以上讲的是有形文化。对于无形文化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日本的著名俳人芭蕉有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俳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简单地翻译成“古池塘，青蛙入水，扑通一声响”，恐怕很难将芭蕉的全部感怀传递给读者。如果要想完整地理解这一俳句全部内容，可能要从芭蕉的生平到他长途旅行的背景，以及他的俳风变革，到这一古池俳句是如何影响了他乃至日本俳句界的变化等，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说。这样一来，那就不是什么翻译了，而是一场关于日本文化的讲座，甚至可以将其写成一本书。

再如，作为日本文化概念的典型代表“わび”、“さび”和“もののあはれ”，至今没有一个非常准确、合适的译词与之对应，也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也很难用一两个词语将其解释清楚，往往需要花费相当多的字眼。

わび：是对以下事物的否定。富有、富贵、画眉、巧言令色、显眼、艳丽、优美、豪华、丰满、复杂、繁琐、纤细、匀称、明澄、瑞丽、典雅、崇高……；是对以下事物的肯定。贫困、困乏、朴直、谨慎、节制、无光、无泽、不纯、冷瘦、枯萎、老朽、粗糙、古色、寂寞、破旧、歪曲、混浊、雅拙、简素、幽暗、谧静、野趣、自然、无圣……[3]

2005年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在对“わび”“さび”“もののあはれ”等词条进行注解时，都使用了1页以上的篇幅。说明对于这些日本文化固有的概念，是决不能用一两个词句就能将其置换翻译过来的。其实，这一理解也并不是我们现代人今天的感受，早在我国的清代，诗人袁枚（1716－1798）就曾经指出过，日本文化中的“もののあはれ”是一种“不可解之情”[4]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的是，这些固有的文化，尽管其具有特殊性，是很难翻译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翻译的），但它决不是不可理解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要它能够得到传承，就说明它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也必然为其他民族所理解。而人类世界的文化，也正是在这些众多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理解的过程当中，才得以发展进步的。

四.翻译的实践——以《雪国》开头的部分为例

日本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品《雪国》，在中国至少被翻译介绍过5次。其中文译本可以有以下5种。

　①、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②、叶渭渠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④、高慧勤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

　⑤、尚永清译（《日语学习》连载、未完、1986年―1989年）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中选用了其中的③、①、④的译本。以下，笔者就利用中日对译语料库中的译本，以《雪国》的开头部分为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些在日汉翻译中所常见的难点。

4．1 同形词的问题

关于第一句。

原文：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

译文：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穿出长长的国境隧道就是雪国了。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首先，由于日语中有大量的汉语词汇，而其中有许多是与汉语中的对应词的词形是相同的，被称之为“同形词”。这些同形词在其词义和使用范围等问题上，日汉语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翻译者都是将这些词毫不加工地（或者说是不假思索地）直接搬家。比如这一句当中的“国境”一词（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是将其读成“こっきょう”还是读成“くにざかい”的问题，另当别论），与汉语中的“国境”应该说是有不同含义的，将其直接搬家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使将其译成“县界”、“县境”，固然比直接搬家要好，但日本今天的“县”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原来的“国”的概念，也不能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事实上，我们参照一下英国人的翻译，发现译者非常巧妙的回避了这一问题。“The train came out of the long tunnel into the snow country”。

另外，关于这一句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原文中使用的是“～（する）と～であった”，带有表示“发现”意义的句型，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使用的却都是“～便是～”“～就是～”等，经常表示“假定条件”的句型，也没有将原文中所应有的气氛表达出来。[5]

4．2 指示代词的问题

原文：

もうそんな寒さかと島村は外を眺めると、鉄道の官舎らしいバラックが山裾に寒々と散らばっているだけで、雪の色はそこまで行かぬうちに闇に呑まれていた。

译文：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

岛村向外眺望，心里想：已经这么冷了吗？只有一些象是铁路员工宿舍的木板房子冷落地散布在山脚下，雪光还没有伸延到那边，它们被包围在阴暗中。

岛村眺望窗外，心想：竟这么冷了么？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瑟缩在山脚下。不等火车开到那里，雪色就给黑暗吞没了。

在日语的原文中，这里使用的是指示代词“そんな”，但是三种译文都译成了“这么”，而且，我们读起来也会体会到，在这里就应该将其译成“这么”。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汉语中的指示代词“这”与“那”是根据说话者的感觉区别使用的。在这里，主人公“岛村”是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来表述自己的感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汉语表达时使用“这么”才能表现出他的心情。当然，汉语中也有“那么冷啊”的表达方法。但是，如果这样说，其意思就变成了当他看到对方冷得发抖的样子，而询问对方感受的表达方式了。由这一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实际的语言运用当中，日语的指示代词与汉语的指示代词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单纯对应存在的。

4．3 形容词的问题

原文：

和服に外套の駅長は寒い立話を切り上げたいらしく、もう後姿を見せながら、…

译文：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地转过身来说：

站长虽然在日本服上加了大衣，却想急忙中断寒冷中站着聊天，说了声：

站长的和服上罩着外套，似乎想赶紧结束站在雪地里的对话，转过身子说：

原文：

悲しいほど美しい声であった。高い響きのまま夜の雪から木魂して来そうだった。

译文：

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

她那美丽的声音甚至带上悲哀的气氛。话声很响亮，好象会从雪夜中传来回声。

她的声音，美得几近悲凉。那么激扬清越，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

以上的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日汉翻译中，形容词的翻译可以说是一大难点。这是因为，日语的形容词比较容易直接导入说话者的情感色彩。

语言在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同时，也是人们表述自己感情的一种手段。当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激，或者是感情冲动之时，都可以用某种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有时也会表现为没有具体语言意义的声音）。在这种感情转换为语言的程度上，各个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完全一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词类，就是可以直接表述心情的形容词。

比如，形容词的独词句：

日语：いたっ！あつっ！

汉语：哎哟！

当然，汉语中也有“疼！”或“烫！”的独词句表达方式。但这种表达方式与其说是说话者自身的一种生理发射时的表达方式，而不如说是对听话者的一种诉说（例如告诉对方你把我搞痛了，或者是小心那东西很烫等等）。相当于日语中说话者自身的条件反射似的表达方式，汉语中就变成了没有语言意义的“哎哟”了。再如：

危ない（a说话者自己差一点被汽车轧着的情景；b看到别人一脚踩空差一点跌到而表示自己的惊吓时；c看到别人不顾交通信号盲目过马路而对其发出警告时。）

日语的形容词“危ない”的独词句恐怕在以上的三种情况都可以使用，或者说这一独词句可以表示以上的三种意思。但是，汉语的形容词“危险”的独词句，恐怕只能表示其中的“c”的一种场面。[6]

而且，不光是以上的独词句。在一般的句子当中，与汉语相比较，日语的形容词当中同样是更多地带有说话者自身的感情色彩。如以上原文中的“寒い立話”中的“寒い”，是表示谁“寒い”呢，是站长“寒い”呢，还是主人公“寒い”呢，恐怕是连同作者也都一起感到“寒い”也未可知。同样，“悲しいほど美しい”中的“悲しい”又指的是什么呢。是声音本身“悲しい”，还是听到这一声音的人感到“悲しい”。这些在日语中恐怕都已经浑然成为一体。但是，当我们将其译成汉语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分离的现象。（例如“她那声音美丽得近乎令人感到有些悲伤”）。

4．4 动词的问题

原文：

向側の座席から娘が立って来て、島村の前のガラス窓を落した。

译文：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

一个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过来，打开了岛村面前的玻璃窗。

姑娘从对面座位上起身走来，放下岛村面前的车窗。

徐译：

（坐在）对面座位上的姑娘站起身（走）过来，放下岛村面前的玻璃（车）窗。[7]

原文：

和服に外套の駅長は寒い立話を切り上げたいらしく、もう後姿を見せながら、「それじゃまあ大事にいらっしゃい。」

译文：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地转过身来说：“好吧，路上请多保重。”

站长虽然在日本服上加了大衣，却想急忙中断寒冷中站着聊天，说了声：“再见吧，你好好保重啊。”就转过身去。

站长的和服上罩着外套，似乎想赶紧结束站在雪地里的对话，转过身子说：“那么，路上多保重吧。”

徐译：

和服外还穿着大衣的站长，似乎不愿再站在冰天雪地里闲聊，边转身（走去）（边说）， “再见了，一路上多加小心啊。”

原文：

葉子は窓をしめて、赤らんだ頬に両手をあてた。

译文：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叶子关了窗，用双手捂着冻红了的脸蛋儿。

叶子关上窗子，双手捂着冻红的脸颊。

徐译：

叶子（这才缩回身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了（冻得）通红的面庞。

曾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与日语相比较，汉语中要更多地使用动词来具体描述人物的动作。其中特别是在说明某种状态的时候，动词的出现频率要比日语多得多。如以上部分，日语中只要表达为“立って来て”就足以了，但用汉语表述时，如译文所示，“起身走过来”“起身走来”“站起身（走）过来”，还是要将表示移动状态的动词“走”表述出来才显得自然。同样，“向側の座席”的姑娘，要翻译为“（坐在）对面座位上的”姑娘，才能更像是地道的汉语。

后面的例子也不例外，日语只要说明“赤らんだ頬”，就足以让人判断出这是因为寒冷冻红的面庞。但是，译成汉语时，也还是要译出“冻红了的脸颊”“冻红了的脸蛋儿”“冻红的脸颊”“（冻得）通红的面庞”，否则的话，也可能会使人误解为这变红的脸庞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再有，我们在读日本小说中经常会遇到，只要有了引号，文中不必再一一使用表示语言动作的动词。如：

原文：

和服に外套の駅長は寒い立話を切り上げたいらしく、もう後姿を見せながら、「それじゃまあ大事にいらっしゃい。」

但是，到了译文中，这种动词也还是不能省略（如：“转过身来说”“说了声”“转过身子说”“边转身（走去）（边说）”等）。

4．5 会话的形式

原文：

「駅長さんもうお帰りですの？」

「私は怪我をして、医者に通ってるんだ。」

「まあ。いけませんわ。」

译文：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

“我受了伤，每天都去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站长，您回家吗？”

“我受了伤，正在看医生。”

“啊，那可不好。”

“您这就回去？”

“我受了点伤，要去看医生。”

“噢，这可真是的。”

以上三种译文都是将原文中的“まあ。いけませんわ。”直接译成了汉语。但是，这种文字的搬家，从汉语的会话习惯来看，不知道说话者在关心对方的哪一方面，甚至从上下文来看会感觉有点不知所云。当然，按照日语的会话习惯，在这里说话者非常看重对方受伤了这一事实，所以表示说“いけませんよ（这可不好啊）”，从而达到向对方表示“大事にしてください（可要多保重啊）”的意思。但是，按照汉语的会话习惯，可能应该更加照顾会话的整体部分，使用更加符合整体会话气氛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的表达说话者的心情。

徐译：

“站长，（您）这就回去啦？”

“我受了（点儿）伤，（得）每天去看医生呢。”

“哟，（那您）可得小心点儿。”

在这里，“（那您）可得小心点儿。”除了对对方受伤一事表示“今后要多加小心”的意思以外，还表示要对方在去看医生的路上也要“多加小心”的意思。如果说，原文当中所体现出的日语式的会话形式是一种“集中一点，以言其他”的形式的话，后者汉语式的会话形式则是一种“照顾全面，整体会话”的形式。

4．6 视角的问题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最开头的部分。

原文：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信号所に汽車が止まった。

\向側の座席から娘が立って来て、島村の前のガラス窓を落した。雪の冷気が流れ込んだ。

译文：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

穿出长长的国境隧道就是雪国了。天边的夜色明亮起来。火车停在信号房前面。

一个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过来，打开了岛村面前的玻璃窗。雪的冷气向车里注入。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姑娘从对面座位上起身走来，放下岛村面前的车窗。顿时卷进一股冰雪的寒气。

从日语的原文来理解的话，旁白者（或者是作者）的视角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视角，或者是读者的视角，始终都是统一的。他们都是随着小说中的“火车”的行进而移动的。

但是，从上面三种汉语译文当中，我们恐怕读不出这种统一的视角。开始的第一句，给人的是一种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火车”的行进进行描写的视角。而到了第二句，本来对火车进行客观描写的视角，又突然转到了火车的车厢内，进而描写“对面座位上”的姑娘。给人的感觉是视角的跳跃或者是视角的分裂。如果要保持原著中本来就有的统一视角，恐怕要用一些添加的手段重新“设定视角”。

徐译：

（火车）刚一穿出长长的边界隧道，（一下子）就（来到）了雪国。（车窗外）夜幕下泛起了（一片）白（光）。（不一会儿）火车在信号站（旁）停了下来。

（坐在）对面座位上的姑娘站起身（走）过来，放下岛村面前的玻璃（车）窗。（一股）冰雪的寒气（迎面）扑来。

如果要将本节所提到的这些问题，都能在译文中得到解决，在翻译上要做相当大的加工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真正是又一次的再创作（为了尝试这一再创作，本文后作为参考，将《雪国》开头的部分进行了试译，供大家参考）。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希望大家认识到，翻译既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并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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