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悲剧背后的“阴谋”

郭勇东亚评论

東亚

“畅销书”的策略：

透视《不如归》中的帝国主义话语

郭勇 | 文

　評論

作者简介

郭勇，文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日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日本近代作家德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该小说于明治31年（1898）11月29日至第二年5月24日连载于报纸《国民新闻》上，经过修订后于次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不如归》的初版发行了2千册，在当年就再版了8次，共计销售9千册。在之后的年月里《不如归》依然是一路畅销，销售量年年递增，截止到明治42年（1909年）的十年间，该书共出版了100版。《不如归》所掀起的热潮并没有因为明治时代的结束而平息下来，经过大正时代（1912~1926），一直到昭和2年（1927年）9月作者德富芦花去世时为止，总共印刷了190版，总发行量为50万部。以当时的传媒力量来衡量，《不如归》的流行程度可谓是盛况空前的了。

《不如归》的影响力之大，不仅仅体现在阅读者之众这件事上，而且它几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深入人心，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生活。比如，下面的说法就坐实了这一观点：

比如，若有女学生从宿舍楼下路过时，会有人从二楼喊道：“浪子，川岛武男就在楼上呢。”像这般地，该作品已经渗透到一般大众中去了。如果能把这样的状况称之为不如归的时代的话，那我必须要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说以《不如归》为契机而被提示出来的几个课题——战争、结核、家族制度等——一直延续到昭和20年的败战时期，也就是说延续到昭和20年代结核治疗法的确立为止的话，那么，《不如归》这部作品存在的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都不曾消失，持续地为读者提示出了切实的问题。[1]

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江种满子也以她自己童年时的经历见证了《不如归》的影响力：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败战后物质极端匮乏年代里入小学的我们这代人，恐怕就是通过孩子的游戏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与《不如归》世界的连接点的最后一代人了。（中略）我们一边唱着各种歌儿，一边踢毽子。其中就有一首关于《不如归》的儿歌。虽然我们在口头唱着《不如归》，但认为那不过就是和“花一匁”一般的儿歌游戏了。根本就不知道这首儿歌就是根据《不如归》的内容而来的。可是，现在把能够回想起来的断断续续的歌词拼凑起来一看，这和《不如归》的精彩部分的情节是完全相吻合的，这实在是让人吃惊了。[2]

《不如归》自诞生以来，不仅影响了几代日本人，还同样有着世界性的声誉。早在明治37年（1904），《不如归》就由盐谷荣翻译成英文，由波士顿泰勒出版社发行，两年后又被译成了波兰语，紧接着又相继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等；在中国，《不如归》于1909年由林纾翻译成中文，时隔80年后又由丰子恺、巩长金重译，在几代中国读者中流传。

那么，《不如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为何会成为“与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一道并列为明治年间最大的畅销书”呢？[3]这也正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不如归》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陆军中将片冈子爵的女儿浪子与海军中尉男爵川岛武男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但婚后不久，浪子就患上了肺结核。武男的母亲出于对川岛一族命运的担忧，趁武男外出参加军事任务时强迫浪子离婚。不久后甲午战争爆发，武男随军参战。战争结束后，武男一直渴望见到浪子，未果。不久，浪子在病中死去。最后，武男带着白菊花到浪子的墓前参拜时，碰到了浪子的父亲片冈中将，两人握手言和。

从这样的表述中就不难看出，在《不如归》这部小说中并置了恋爱、疾病、战争、家庭制度这样四个层面上的内容。历来关于《不如归》的解读虽然是林林总总，但是，在回答其为何长期走红的原因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只停留在表层，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隐藏其中的帝国主义话语逻辑。所有这些零星、分散的研究渐渐地汇集成了一种虚幻的假象，认为《不如归》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流行，乃是在于其中所描写的凄婉的浪漫爱情以及点缀其间的贵族式的摩登生活，点燃了刚从封建桎梏中走出来的人们内心的渴望之故。比如，下面这样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

这部小说出现的明治三十年代的初期，正是与谢野铁干所主宰的《明星》高唱恋爱至上主义，高山樗牛提倡美的生活论、本能满足主义等盛行的时代。《不如归》也作为这样的明治浪漫主义思潮之一，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基于恋爱的婚姻生活。可以认为，这也是它获取人气的原因所在了。她远航在外的丈夫，也就是那位让她“思恋不已的武男君”，给她寄来了充满爱情的信件，它也给他回写热烈的情书。而且，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出场人物住在铺有绿地毯，安放有椅子、桌子的屋子里，他们一边喝着红茶，一边愉快地交谈；丈夫会握住带着宝石戒指的妻子的手，轻轻地亲吻。像这样，在洋溢着欧式高雅生活氛围的家庭中，男女间相互爱恋，互相慰藉的亲密关系，在男尊女卑的风气尚根深蒂固的明治社会中，不难想象该是有多么令人炫目的了。[4]

可以说，研究者如是的解读方式一直在主导着读者对于《不如归》的固定化的理解，似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仅仅是因为小说中所描写的优雅的贵族生活和罗曼蒂克的爱情，才被唤起了阅读热情的。其实，在《不如归》中充斥着大量的帝国主义的话语隐喻，这些隐喻极大地迎合了日本明治以来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才是《不如归》在帝国主义语境中被不断复制和圣化的原因所在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作者德富芦花是有意识地在这部貌似罗曼蒂克的爱情小说中植入了帝国主义的话语装置的。

一

被处决了的“爱”

《不如归》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众所周之，西洋式的恋爱理念是随着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大潮涌入日本的。明治先贤诸如北村透谷、与谢野铁干、岩本善治等人都曾积极地鼓吹过现代恋爱观。北村透谷在题为《厌世诗人与女性》的文章中提出：“恋爱是人生的秘密钥匙，先有恋爱，然后才有人世。倘若抽却了恋爱，那么人生还有何生色？”[5]而主宰文艺杂志《明星》的与谢野铁干在其出版的和歌集《乱发》中公然主张灵与肉相结合的恋观爱，讴歌恋爱的欣喜和肉体的光辉。他的这一主张被评论家说成是“对于视恋爱为发痴的封建性的叛逆。”[6]

总之，“随着‘恋爱’压抑了传统的‘色道’而获取了市民权后，日本民众就开始凭籍‘爱’的理念来思考与他者的联系了。”[7]尽管恋爱的理念输入到了近代化刚起步的日本，但这一崭新的价值观要在封建气息甚浓的日本扎下根来还为时尚早。在新的恋爱理念面前，明治时代的青年男女毋宁说是反讽地体尝到了失落、痛楚。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学就正是以描写时代青年所体认到的爱的伤痕而建立起来的。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肇始，在这个描写了“爱的伤痕的”文学谱系中就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森鸥外的《雁》、《舞姬》等。在德富芦花之后的夏目漱石也通过一系列的所谓的“家庭小说”再现了近代恋爱观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的挫折。

但是，在《不如归》中，德富芦花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首感天动地的恋曲。《不如归》是以武男和浪子在著名的上州伊香保温泉春游时的恩爱场景揭开序幕的。男女一起郊游无疑是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小说的情节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疑似西方的语境中展开的。与此前描写恋人间龃龉的文学作品完全不同的是，《不如归》中的武男和浪子自始至终就是以一对恩爱夫妻的形象出现的：

他那摇晃着肩膀，走路时雄赳赳的样子，甚至于他那孩子般的笑声都和阿爸毫无二致。浪子在心里头想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啊！武男对自己新婚的妻子也总是有着无限的爱怜，对于独生子的他来说，就像是添了个妹妹一样。他总是充满深情地叫她“浪子”，“浪子”。虽说他们的婚姻还不足三个月，但是就好像他们前世就已相识了似的，觉得分外亲切。因此，短暂的别离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成了无限伤心的原因。[8]

德富芦花来利用男主人公武男是海军军人，两人总是聚少离多这一情节设定，在小说中合理地穿插进了大量的情深意浓的书信。这样频频的书信往来，在当时的读者看来自然是无比浪漫的事情了。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在德富芦花所塑造的这个爱情神话中，裹挟着一个与现实相悖的虚幻的梦想。如此美轮美奂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归根到底只是个神话罢了。

事实上，《不如归》的作者德富芦花并非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恋爱的实际遭遇。征诸德富芦花个人的失恋的经历，事情就更是昭然若揭了。在明治18年（1885），芦花的表兄牧师伊势时雄被同志社大学聘为教授，17岁的芦花随同一道进入该校学习。在那里，芦花结识了山本觉马的爱女久荣，并对她一往情深。“但是，久荣的母亲原来是艺妓出身，久荣也继承了其母奔放的血统。健次郎（德富芦花——引者）因为伊势时雄的劝说而打消和久荣之间的爱情。这事对他的伤害很深。因为在《同志社文学》发表《孤坟之夕》一文，使得芦花的文名在校园内高涨起来，他与久荣的恋爱又复活了。伊势时雄再次阻止了他们的姻缘”。[9]

一直到大正3年（1914），“发表了他那一直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的记录《黑眼睛与褐眼睛》。该作品中附有献给妻子的序言。一直埋藏在心中的初恋的情人久荣，对作者而言就是一个隐藏着的妻子。他认为，只有通过公开这个秘密，现在的妻子才能成为真正的妻子，和现在妻子间的婚姻关系才能够真正地成立起来。”[10]像这样，就因为久荣的母亲曾经是艺妓，德富家族是九州熊本地方的望族，根深蒂固的封建门第观念无情地扼杀了这对年轻人的爱。从德富芦花这样的亲身经历就不难看出，《不如归》不过是他杜撰出来的爱情狂想曲。

▲德富芦花

小说《不如归》中的主要出场人物都有原型。明治26年，陆军大臣大山严伯爵17岁的长女信子嫁给了警视总监三岛通庸子爵的长男三岛弥太郎。结婚两个月后，信子就患上了肺结核病，第二年两人离婚，不久信子死去。德富芦花于1888年在逗子海滨疗养时，从同住一个别墅的福家中佐的未亡人那里偶然得知了这个消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以此为题材写成了小说《不如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人的西洋背景。大山严是西乡隆盛的表弟，甲午战争时，曾任陆军第二军司令官，名重一时，后任陆军大臣、元帅。大山严曾留学法国3年，是一个西洋趣味浓厚的人。大山严的后妻大山舍松于明治16年（1883），作为开拓使女子留学生，和著名的津田梅子等人一道留学美国长达1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的巴萨女子大学，是日本最早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大山舍松的如此背景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移植到了《不如归》中浪子的继母繁子身上。

此外，小说中男主人公武男的原型三岛弥太郎也是留学美国的精英，曾先后作过农商务省、递信省的嘱托、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日本银行总裁、贵族院议员等职务。但是，即便是在有着如此西学背景的人物身上仍然残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一旦发生了涉及利益的现实问题后，他们日常所标榜的西洋式的爱的理想也就土崩瓦解了。据说，在武男的原型三岛弥太郎离婚时，大山家族觉得非常的难堪，大山严的后妻大山舍松找到当年一起留美的好友津田梅子，拜托她出面说情。津田梅子直接和三岛弥太郎谈判，谴责他枉自在美国学习多年，很窝囊。[11]由此看来，现实情况远比爱的理想要严峻得多。

为了不使这一近乎谎言的完美爱情趋于破灭，德富芦花精心地布置了两个巧妙的装置：一个是结核，另一个就是武男的帝国军人的身份。而这两者紧紧地勾连在一起，及时地阻止了这场爱情可能会出现的破绽，也使他自己体面地全身而退。

女主人公浪子所不幸患上的结核病，被一代代的读者指认成了这场爱情的伤心事而被无限地放大，使其悖论般地担承起了将一场爱情扼杀和圣化的道具。读者阅读《不如归》时，一方面对结核病心生恐惧，同时又隐隐地怀有一丝钦羡。因为那被视为是高雅气质和高贵身份的象征，也是一场浪漫爱情不可或缺的因素。结核作为一种疾病，自然不是自《不如归》的时代起，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5年）时代。非常巧合的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日本，结核这一疾病都被人为地缠绕上了一层隐喻的薄膜，而作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结核的病理却遭到了压抑。柄谷行人根据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作过如下的概括：

许多人已经指出浪漫派与结核的联系，而据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作为隐喻的病》一书，在西欧十八世纪中叶，结核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结核神话得到广泛传播时，对于俗人和暴发户来说，结核正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患有结核的雪莱对同样有此病的济慈写到：“这个肺病是更喜欢像你这样写一手好诗的人”。（中略）拜伦说“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大仲马则试图假装患有肺病状。[12]

在日本，至少在江户时代里就已有了关于结核的病理的记载。在那个时代的浮世草子和川柳等通俗文学中就出现了结核患者，这些患者清一色的都是些躲在深闺中锦衣玉食的年轻女子或是勤勉苦读的青年才子。在当时，不仅文学作品，就连医学书籍也持同样说法。比如，在儒医宫川春晖的《杂病纪闻》（1805年）中就认为：“此病为杂病中第一大病，和汉古今医者难以治愈。就中，此病于老人、愚人、下贱人中鲜有患者，患者多为年轻人、富贵人、有才智者”。[13]就是到了明治时代的后期，医界关于结核并的偏见依旧根深蒂固。出版于明治白根清四郎的《肺病保养法》（1906年）就认为：“（结核）于日本上流社会中多见，下流社会中则罕见。这是因为上流社会人士的体质单薄，容易生出羸弱的后代之故”。[14]

对结核病的病理学带来重大突破的是德国的科赫。科赫于1882年发现了结核菌，并由此证实了结核病菌是通过唾液、呼吸等来传染这一事实。曾师从于科赫的北里柴三郎于明治1892年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日本后，大力向日本民众宣传结核的知识。但是，关于结核的病理知识虽然建立了起来，但后续的有效治疗手段并没有及时地跟上，使得关于结核的知识话语处于空转状态，反而加深了世人的恐怖。虽然在1890年，由于卡介苗的发现给结核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其治疗效果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结核病只要不能被有效地治愈，那么缠绕其上的隐喻也就会继续发挥着效用。

也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指出来的那样“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15]不用说，德富芦花非常清楚弥漫在明治时代里的关于结核的隐喻的潜能，不过，他并不想把谜底揭穿，他要继续让结核病患者那近乎透明的苍白的形象招摇在文学神话的天空，以期赚取爆炸性的人气。

事实上，现实中的结核病实在是谈不上有任何的浪漫性可言，由于咯血和肺部的腐坏，往往会有难闻的气息呼出。这样的事实，对于德富芦花来说同样是不陌生的。前面提到过的他曾热恋爱过的久荣就在1893年因患肺病死去，与德富兄弟关系非同寻常的同志社大学的创始人新岛襄也是常年备受肺病的折磨，最后凄惨地死去。

当然，德富芦花更是知道明治文学大家，年仅35岁死于肺结核的正冈子规的事迹。子规在其随笔《病床六尺》中，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结核患者所经历的痛苦：“六尺病床，这就是我的世界。（中略）病魔缠身我只能稍微伸出手来触摸到榻榻米，而无法把脚伸到被褥之外使身体略微舒坦一下。有时甚至为极端的痛苦所折磨，身体一点儿也不能动弹。痛苦、烦闷、哭泣、麻醉剂，不过是在死路一条中寻求仅有的生路，于无可期待中贪得一点儿安乐”。[16]像这样，德富芦花无视现实中结核疾病的痛苦，将传统的对于结核病的隐喻推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在她笔下的浪子的身上就体现了作为结核病患者的特有的病态美：

皮肤雪白，细长的脸蛋，眉间紧锁，脸庞瘦削。如果非要说这是缺陷的话，也算是缺陷，但是，这是一个清瘦苗条的而又恬静贞淑的人。这不像是能够在北风中傲寒的一枝梅花，也不是在春霞中化作蝴蝶纷飞的樱花，而是一株可以评定为是在夏天的傍晚的微光中幽幽地发出香味的含羞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如归》中男主人公武男的军人身份。如前所述，武男的原型三岛弥太郎是留学美国的精英官僚，与军人无涉。那么，为什么德富芦花要如此来设定武男的身份呢？这同样涉及到对《不如归》写作策略的追问。《不如归》“发表时的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政府要求国民卧薪尝胆。小孩子们都相信长大后当兵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像这样，日本已变成了向着军国主义直线迈进的国家”。[17]

显然，在军国主义日渐抬头的时代氛围中，一个恪守伦理、英勇善战而又多情善良的“高大全”式的军人是极大地迎合了读者的口味。此外，也因为武男是个军人，常常会离家在外。关山阻隔不仅为两人的爱情的碰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的可能性，同时也因为其在家族制度中的缺场，使之在一场以悲剧收场的爱情中免于被追问。也就是说，就因为他是帝国的军人，他所有的行为都被正当化了。他的母亲代替他成了一场悲剧婚姻的元凶站在了被告席上，接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审判。她的母亲在介入儿子离婚这件事时，所依据的理论是这样的：

结核这个病痊愈的人一个也没有，连医生都是这么说的。即便浪子暂时不会死，但可以保证的是，她的病总有一天会恶化的。而且，在这期间还会传染别人。对吧，武男？传染给你，孩子生出来后，又传染给孩子，这可不只是浪子一人的事啊！重要的作为一家之主的你和亲身孩子都会患上肺病死去。这样的话，川岛家族就彻底完蛋了。

不用说，武男的母亲是在为川岛一族的命运着想。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川岛家族后代的身体素质是与明治政权所推动的现代性的命运是紧密地关联着的。也就是说，浪子不仅扮演着川岛家族血脉再生产者的角色，她同时还被赋予了为近代民族国家孕育健康后代的责任。正如论者所言：“国家对女性的第一要求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女子被期待着要支持直接承担着富国强兵的丈夫的工作，要健康地培养成为继承者的男儿”。[18]也就是说，武男母亲的这一番说辞在不经意中完全契合了明治帝国主义的潜在逻辑。

像这样，一场原本会出现破绽的纯粹爱情以结核病的名义被及时地处决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悲剧婚姻的男女当事人都无伤全身而退。因为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为离婚这一形式而告终结。不仅如此，作为作者的德富芦花也成功地从这场爱情游戏中抽身出来，因为他通过处死的方法，凸显了这场爱情的悲剧性和浪漫性，得以继续赚取更多的人气。在这里，结核病被送上了十字架，是它扮演了被审判者和救赎者的双重角色。但是，结核病终究不过是个装置而已，在背后操纵这一装置的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作者本人了。

二

膨胀的帝国主义话语

如果单从故事层面上来看，结核病贯穿着《不如归》这一文本的始终，具有自足性。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大量地穿插着与整体故事情节没有太大关联的甲午战争的场面描写，显得十分的不自然。德富芦花创作《不如归》是在1898年，此时离甲午战争的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正好处在日本上下“卧薪尝胆”要与老牌帝国俄罗斯决一雌雄的前夜。由此，不难看出作家为何要过剩般地穿插进关于甲午战争的描写，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小说中会出现诸如片冈毅中将、川岛武男海军少尉以及千千岩陆军中尉等众多的军人形象了。

《不如归》1898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日本全国上下还在咀嚼甲午战争胜利的滋味，同时又在展开新一轮狂热的战争幻想。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让国人重温甲午战争胜利的荣光，再次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这对于《不如归》的作者来讲，显然是一个高明的举动了。也就是说，德富芦花在小说《不如归》中植入甲午战事的描写绝非是偶然的，这同样是与他那惯常使用的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制定了“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国策，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而同处东亚的中国被日本视作其现代性过程中需要超越的他者。18世纪之后，日本的“国学”运动勃兴，民族主义情绪日渐抬头，国学者们高唱神国日本的优越性。日本的自我意识的膨胀是与对中国的蔑视纠合在一起的，而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正是这两种能量引发的结果。甲午战争甫一爆发，就有不少日本知识精英跳到前台来，公然为这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比如，福泽俞吉、内村鉴三等都美化战争的“正当性”，为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铺垫了理论预设。明治文坛的既成作家诸如正冈子规、森鸥外、国木田独步等甚至亲临战争前线，以其超人气的威望来为战争的走向作引导性的报道。

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成立后发动的第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媒体的传播方式。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报社都立即行动起来。在战争的初期，报社、杂志社大量招揽作家或画家来创作与战争相关的小说或漫画，以此来提升销售量。比如，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当年10月，《读卖新闻》就开始连载知名作家泉镜花的《预备兵》。该小说的主人公野川清澄是个少尉军医，作者虚构了他临死也不愿意放弃军刀的勇武精神。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属于“砚友社”同人的江见水荫因为在《中央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而名声大振，一跃成了大众小说的白眉，赚足了财富与人气。

德富芦花于1894年9月11日至14日在《国民新闻》上连载了《日清战争梦物语》。在这一时期里，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将此前用于登载杀人、通奸、和歌、汉诗等的娱乐栏目全部砍掉，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战争的报道。除了文字报道之外，所有的报纸也都活用了漫画这一简洁、直观的书写样式来促进销路。这一时期的漫画清一色地歌颂日本兵的勇猛，嘲笑清国士兵的怯懦。

随着战况的推进，日本大众已不能满足文学虚构的文字了，更期待能够读到来自战争前线的记实报道。此外，军人的家属也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前方的消息。于是，各报社、出版社、杂志社都争先恐后地往前线派遣战地通讯员，力争以最快的速度获取讯息。博文馆从1894年9月份就推出了旬刊《日清战争实记》，春阳堂紧接着又创刊了《日清交战录》等。

甲午战争不仅促进了现代传媒业的飞快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锦绘”和演剧等艺术样式的隆兴。所谓的“锦绘”是指一种彩色版画。据美国学者唐纳德·金的介绍“在前后不足一年的日清战争期间，就卖出了三千种以上的锦绘。”其中，“据说每一种都卖到了十万部左右”。[19]当时风光一时的“锦绘”师有小林清亲、右田年英、足达吟香等人。这些“锦绘”不仅印刷粗糙，内容也乏善可陈，完全变成了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肆意夸大日军的战绩和日本军人的勇猛，而对中国人竭尽嘲笑能事。

▲锦绘

事实上，在《不如归》这篇爱情小说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这样的逻辑是与上述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氛围相呼应的。比如，男主人公武男在得知母亲背着自己将浪子赶出家门后非常生气，和母亲大吵了一场，眼看着事情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甲午海战爆发了，武男随部队参战，家庭内部的矛盾在国家利益面前被无限地延宕、搁置了。这从小说中如下一段内容就能发现端的：

在这三个月期间，他的身心是如何的度过了多样的境界啊：为韩山的风云而心潮澎湃；为在佐世保湾头所唱的“此时此刻，为了国家我们万里出征”的离别之歌而断肠；为宣战的大诏而扼腕欢呼；在威海卫的炮战中平生第一次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惊心动魄的事情是一个连着一个，使他几乎无暇去思考。万幸，因为这样的缘故武男才来不及去思考几乎要吞噬他灵魂的事情，藉此他才得以勉强自持。值此国家大事，这些都不过是浩渺的沧海中的一粟了，我川岛武男一身之生死沉浮，又何足挂齿？他像这样一边在责问自己，掩饰好自己的伤痛，来尽自己的职业本分，他拿出绝望般的勇气踏上征战之路。（中略）话虽这么说，那件无法消融的恨事深深地藏在了他的心底。每天夜里，他躺在吊床上做着北洋舰队被歼灭和自己战死的梦，伴随在这梦乡的就是那个穿着雪白披肩的病人的面容了。

像这样，作家巧妙地用国恨置换了家仇，在帝国主义话语的强力诉求下，个人被最大限度地压抑成了那个模糊而苍白的“病人的面容了”。男主人公武男不仅参加了甲午海战、威海卫攻击战，还随舰队到了澎湖列岛，参与该岛屿的占领活动。战争结束后，武男又去了台湾，彻头彻尾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急先锋。该小说还精心杜撰了一则武男勇敢地搭救差点被中国人暗杀的前岳父片冈毅中将的故事。在小说的故事结尾处，武男偶然地在浪子的墓前邂逅了前来扫墓的片冈中将，两人握手言和。像这样，两人间虽然横亘着私仇，但是，在同为帝国效力的这一平面上找到了和解的可能性。由此，作者将《不如归》中的帝国主义情结推到了高潮。

最后，再回头检视甲午战争与日本近代演剧运动的关系。比较起平面媒体来，演剧显然更具直观性、生动性，也因而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川上音二郎等所经营的剧团举步维艰。但是，战争为其带来了好运。甲午战争后不久的8月31日，川上在浅草剧场率先演出了《壮绝快绝日清战争》这一出帝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新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此为肇始，在其他城市也开始了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戏剧演出。福井茂兵卫在开战后的9月7日，在京都上演了《日清战争大和魂》，旋即，角藤定宪又在横滨演出了《日清激战》。其中，川上音二郎并不满足演戏所带来的巨大成功，他还亲自于1894年的10月22日出发前往朝鲜、“满洲”等地，要亲自去战争的前线获取材料，取材归来后，他又于12月3日在东京演出了《战地见闻实记》，该剧同样获得了成功。

有意思的是，《不如归》出版后不久就被迅速地搬上了舞台，同样在日本近代新剧演出史上书写了一个神话。《不如归》的第一次演出是在1901年2月，地点是在大阪的朝日座，在东京的初次演出是在1903年4月的本乡座。而1904年光是在京阪两地就各演了3场。不用说，其背景乃是在该年2月日俄战争的爆发了。无数的日本国民在观看这出大戏时，一边追忆着甲午战争的辉煌，一边又在憧憬着日俄战争的胜利。像这样，《不如归》成了连接两次大战的一个上好的媒介。在由最先进的光、声、电等技术所营造出来的热烈气氛中，甲午战争时日本帝国军队所向披靡的场面被置换成了对日俄战争的胜利想象。

▲甲午海战

众所周之，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中朝军队在陆地上也和日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在《不如归》中出现的片冈中将就是以当时日本陆军最高司令长官大山严为原型塑造的。1894年10月24日，日本侵略军正是在大山严的指挥下在辽宁庄河花园口登陆，相继占领貔子窝、金州城、大连湾等地。11月17日，日军从金州进犯攻陷旅顺。旅顺陷落后，在11月21日至25期间，日军对旅顺地区的平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屠杀2万多中国人。

这些事实德富芦花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不如归》中丝毫也看不到他一贯标榜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影子，有的只是他对于那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美化。这才是《不如归》在日本风靡半个多世纪不衰的真正原因所在了。至于说《不如归》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风行一时，这或许是与读者未能从一则爱情悲剧中，识透其中包裹着的帝国主义话语策略有关了。

战后，因为卡介苗接种预防措施的推广以及链霉素这一特效药的成功开发，结核病在日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患者寥寥。自然而然地，此前围绕着结核病所生成的诸多隐喻也日渐风化。与结核病的隐喻被剥离一道，战后的日本在新一轮民主主义的浪潮中，一个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寿终正寝。所以，曾经大红大紫的《不如归》在战后也完成了其流行的使命，被遗忘到了历史的角落，没有也不可能会经得住岁月的考验而成为永恒的经典。今天，重提《不如归》，它的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警示作用了。

本期内容原载于《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2年第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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