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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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一）

程巍 | 文

                評                論

程巍

湖南岳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摘  要

  对鲁迅而言，1920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的“民族性”话语、“文明”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1905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因为“事后的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使得“幻灯片事件”成为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多年后在《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中对他1905年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在微生物课课间遭遇的一个“创伤事件”的“回忆”。尽管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者以若干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质疑其历史真实性，但没有一个堪称“铁证”。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者依然遵从鲁迅本人的叙事，直接将“回忆”当作“本事”。本文的目标不是从“物证学”角度继续考证“幻灯片事件”的真假，因为这一叙事出现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而作为“文学作品”，即便日俄战争期间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时事幻灯片中没有鲁迅提到的那张，《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也完全可以把他在别处或事后看到的类似照片——如营口的日本照相师三船秋香1912年出版的他在日俄战争时期拍摄的写真集《满山辽水》中的那张“露谍の斩首”[1]——“插入”日俄战争之时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些幻灯片之间，以实现他“回忆”之时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叙事目标。写作动机可以改变回忆的细节与结构，乃至创造“回忆”。鲁迅通过《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将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有关“种族性”和“文明”的话语“往前”投射到了1905年，从而将“幻灯片事件”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

该照片为日本人三船秋香在营口开设的三船写真馆（三船本人是照相师）在日俄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之一，1912年以《满山辽水》的写真集出版，其中这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为“露谍の斩首”。一、两个文本的错位

      在鲁迅“事后的回忆”中，1905年的“幻灯片事件”具有如此强烈的心理震撼效果，足以构成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创伤事件”，以致多年后鲁迅对这个事件的几乎所有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他在1922年12月3日为《呐喊》写序，第一次提到这次事件：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中忽然会见我那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盛举的人们。[1]

       但1926年10月12日，当他写作《藤野先生》并再次提到这张“幻灯片”时，细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连“画面结构”都不得不随之改变：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映几片时事的

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2]

多肉の季节

        此前的“砍头”在这里被改写成了“枪毙”。这并非鲁迅的疏忽，随后的文字提供了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但“砍头”变成“枪毙”，势必导致整个行刑场面的空间结构——也即“幻灯片”的画面空间结构——的变化：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围观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而须站在后方稍远地方，以免子弹误伤。正因如此，1914年当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由砍头改为枪决时，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几里外天桥以南先农坛二道门外[1]，那里是一块空旷之地。这给照相机镜头带来一个难题，不能像拍摄砍头场面一样，将处在中心的被枪毙者和执行枪决者与呈弧状远远站在后方的围观者们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同时保证所有人的脸部表情的可辨性。此外，在枪毙现场，摄影师也不可能站立在被枪毙者的正前方，即子弹打来的方向，进行拍摄，只能从侧面或后方。鲁迅显然对摄影颇为敏感，既然把砍头改为枪毙，就得相应调整整个场景的角度、景深和人物排列，于是不再有《呐喊·自序》中的“站在左右”一说，不再提“麻木的神情”。在《藤野先生》中，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因为角度或距离问题，不能看见或看清他们的脸部表情），而是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让他感到悲哀。

该图为当时俄军处死或抓获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人（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的宣传照片

       然而，这张“幻灯片”的观众（鲁迅及其日本同学）不也构成那个行刑场面的围观者/看客，甚至发出“万岁”的呼喊，为何在鲁迅的叙事中，“看客”行为却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围观死刑，一度是“寰宇通例”，正如弗里德所说：“死刑倾向于产生威慑和示范的效果，似乎死刑犯的身体是一个告示牌，呈现对他的犯罪的审判。”[1]被中国新文化派所讴歌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发明了断头台，还将处决现场变成一种盛大的观看仪式。只不过，随着电刑椅在美国发明出来，死刑才逐渐从公开处决变为室内处决，但直到1930年代，电刑椅也并没有成为西方死刑主流，例如谈到美国——中国新文化派的理想国——肯塔基州的死刑史，凯瑟琳·欧希尔写道：“尽管1911年肯塔基州艾迪维尔安装了电刑椅，但直到1936年，依然有1万5千人围拢在肯塔基州欧文斯勃洛的绞刑架四周，观看最后一起绞刑。”[1] 

二、被俄国人占领的满洲

       作为中国人“麻木”、“愚弱”的证据之一，是卷入了日俄战争，但问题不仅在于“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更在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鲁迅会从那个间谍是中国人这一身份联想到自己，而在一大堆观看同一张“幻灯片”的日本同学面前感到难堪、孤立。如果虚掉“课堂”这个空间，那么，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们（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观看者们（中国人），就构成一个“对阵”，而中间则跪着那个充当俄军间谍的中国人，他身边站着正要砍去他的头颅或枪毙他的日本兵。在鲁迅看来，这个对阵就是文明与愚弱、意识与麻木的对阵，而“我”暂时处在文明和意识的一方，并将以文明和意识来改变另一方，即作为“他们”的中国人。

然而，如果将这张“幻灯片”里的角色调整一下，变为“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替日本人做侦探，被俄国军捕获，要枪毙了”，是否会瓦解这个对阵？毕竟，作为有史以来间谍活动最为频繁的一场战争，日俄战争期间双方捕获或处死的对方间谍人数不少，不仅有替俄国人或日本人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还有替俄国人充当间谍的日本人、替日本人充当间谍的俄国人以及替日本人或俄国人充当间谍乃至双重间谍的欧美人等。这些同样都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和西方的报刊上得到大量的甚至更多的报道，并且常配以照片或宣传画。鲁迅在“回忆”中为何单单抽出一张“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而不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换言之，“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或“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的画面，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俄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意味着什么？

该图为当时俄军处死或抓获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人（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的宣传画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夹在里面”，也不在于是否替“外国人”充当间谍，而在于“替俄国人充当间谍”，这在日俄战争时期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认为是“卖国的”，是“麻木”的，是“该死”的。但如果将幻灯片改为“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行刑者（日军）和观看者（中国人）将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与“我”一同观看的日本同学一定会将那个因充当日本人的间谍而被俄国兵处死的中国人视为自己人，不仅不会大喊“万岁”，还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并将这种油然而生的手足之情转移到课堂中唯一的中国人“我”身上，而在“幻灯片”上的那群人与课间观看这张幻灯片的那群人中，唯有那个跪着受刑的“俄谍”是孤独的一个。

事实上，日俄战争期间鲁迅在仙台受到的“优待”，绝不是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到浙江，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2]鲁迅受到优待，恰恰因为他是中国人——那时，在满洲，有无数中国人不仅“偏夹在里面”替日本人充当间谍，还组成众多游击队，在日本军官带领下神出鬼没地向俄军交通线和侧翼发起袭扰。这被认为是日军屡屡获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三方围绕东北亚的博弈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中日之间构成一种“隐性同盟”关系，共同对付满洲的占领者俄国人，因此，中日双方政府和人民以及报刊都尽力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以致出现1898-1907年间“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中日黄金十年”[1]的顶峰。本来，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及赔款告终，使中国人一度对日本产生仇恨，但反思自己的失败之因后，却开始以日本为师，对日亲近的态度让国际舆论大吃一惊。另一方面，已割让给日本的中国辽东半岛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以“赎还”方式归还中国，让日本感到奇耻大辱，对俄国顿生仇恨。俄国并非出自公义而压迫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而是担心日本据有辽东半岛，则俄国自身对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的企图就受到阻碍。但甲午战争还历历在目，中国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判断日本对中国威胁更大，依然执行联俄拒日的策略，与俄国签订密约，使其取得在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权利，中国指望直达大连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修通能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更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俄。1898年，俄国又向中国强租大连与旅顺，证明联俄拒日策略只是引虎入室。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派兵镇压，联军之一的俄国趁势占据东北，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

面对共同的敌人，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敌意。近卫写道：“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在心。”[2]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正一撰文指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3]中日之间军事和政治的交往由此迅速升温。但能制造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和民间交往。日本不断抛出对中国人极具诱惑力的“同文同种”说辞，使中国人产生“黄种人共同对付白种人”的东亚一体幻觉。1898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在次年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的中国官员热情洋溢地致辞，谓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4]。《中外日报》遂提议：“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5]日本驻华公使谷野鼓励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承诺日本将承担几百中国学生在日学习费用（鲁迅的“不收学费”大概受惠于此），但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谷野道出此举的深远动机：“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中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以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6]

俄国加快步伐，欲强迫清政府签订密约，承认俄国据有满洲的事实。中国众多有识之士立即看出密约的连锁反应。刑部吴君遂在一篇演讲中说，“俄约既成，各国援例而起，利益均沾，则瓜分之局立成……既不敢言战，或可以乞援各国。各国利害相关，必有仗义执言出而干预者；言之济济，必有代为之战者。合力以图俄，约不难废也。”[7]1901年3月《中外日报》载文曰：“东三省曾为日本所得，俄出阻扰，使还中国，今乘间取之，日人必不甘心。度以近日时势，日本尚足拒俄，我之力虽不足拒俄，我之财尚足助日以拒俄。”[8]5月，清政府拒绝与俄签约。一位满族贵族遂投书《中外日报》，称“今朝廷已一力拒绝，亟宜与英、日速订防俄密约，许以利益，以保东亚永远太平之居。一则唇齿之谊，一则商务所关，当必乐于从事”[9]。当时此类奏章和文章颇多，权衡利弊，多倾向于联日拒俄。在华日本人也暗中促成其事。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又有可能画押，请假归国，准备对俄作战，法律教习岩谷临别以沉痛语煽大学堂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1]。大学堂学生立即“鸣钟上堂”，群情激昂，向各校拍发电报，联合运动，又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

    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2]

鄂省学生在接读大学堂学生电文后，也“鸣钟上堂”，并上书两湖总督，谓“岩谷先生之言可三思”，“请正告政府，弭患未燃，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联合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隐痛，一雪我四万万人同胞之大耻，虽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而不怕也”。拒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各地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铁血会”一类组织，连寓美华商亦电告中国政府“若肯出兵，联了日本，去打俄国，一切兵费，寓美的华商情愿代筹”。[3]

该图为日俄战争前或中，俄国的宣传画（俄国被描述为正义和弱者的守护者）

中国人绝不是因为“愚弱”和“麻木”而“夹在里面”，而是一种主动而理性的选择，事后看来，这完全达到了预定目标。作为日俄战争的陆上战场的东北亚（满洲与朝鲜）牵涉到当时国际政治的变局，它类似于欧洲的巴尔干，是大国的全球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之一。“均势”是当时列强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而在除俄国之外的东西列强看来，在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唯独俄国没有从其占领的满洲撤军，已破坏“均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英美对于日俄战争极端关切，派出不少军官作为观察员随日军行动，甚至一些美国人打算前往东北亚战场加入日军，“尽管日本政府宣布不希望外国军队卷入”[4]。大战伊始，俄国就意识到，这表面是一场俄国与日本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战争，实际还是俄国与好几个不露面的国家的战争。

列强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不利于贫弱的中国，但中国也有机会利用“国际法”来为自己谋取一些权益。作为“国际法”，它以列强之间的相互制衡作为基础，至少对列强自己的行动起到部分牵制作用。这一点在日俄战争期间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日俄战争或许是除了俄国之外的世界大国都乐见的一场战争：对日本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俄国对满洲的占领直接威胁到日本自身安全；对其他列强来说，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强国与一个庞大的对西欧形成威胁的亚欧大国兵戎相见，彼此消耗，从而回归1900年之前的“世界均势”，何乐而不为？对中国来说，借日本之力赶走满洲的俄国军队，同时又消耗日本国力，等于自己不出一卒而一举改变国土东北方向面临东西两强威胁的格局。

当战争已不可避免之时，美国总统约翰·海伊同时指示美国在彼得堡、东京和中国的外交人员“务必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表达美国政府的最为严肃的关切，即在日俄军事行动之时，中国及其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的中立地位应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交战区应尽可能固定于一地并受到限制，以避免中国人民由此产生的激愤与不安，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世界的贸易以及和平交往造成的损失”[5]。照会立即获得包括俄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赞同。但照会有关“中国”的定义却模糊不清，例如战后从“国际法”角度对日俄战争进行研究的美国法学家赫尔希就给“中国及其可以实现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添了一个注释：“‘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是模糊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它一定是指中国官员实际管理或者统治的中华帝国的那一部分国土的行政完整性，它至少包括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西藏东部以及可能还包括蒙古。满洲和朝鲜当然排除在外，正如列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界。”[1]

该图为日俄战争前或中，俄国的宣传画（俄国被描述为正义和弱者的守护者）

这恰好说明列强并不视满洲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主权待定”：“满洲的地位在主权上具有双重性或者模糊性，类似于外国军事占领或者双重管辖之下的土地。”[2]正因为“国际法”将满洲等同于“租界”，俄国才表示自己在“中国中立地位不延伸到满洲”[3]的前提下接受照会,等于宣布自己占领的满洲不属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排满革命者也将满洲视为非“中国之地”。为了不让被俄国占领的满洲从中国脱离出去，中国政府就必须尽快对俄一战，或暗中支持、推动日本对俄军发起战争。既然日本向俄国开启战端的动机本来就是将俄国势力赶出满洲，消除自己面临的威胁，那它不仅立即赞同美国照会，还做出战后要将满洲主权归还中国的政治与道义的高姿态。日本这一战略具有现实性，它的国力和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挑战“均势”，“三国干涉还辽”是其前车之鉴，它只希望此战胜利至少获得列强对日本强行将朝鲜纳入自己的“保护”的承认。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与俄军开始血战于东北。中国政府“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中立”。根据中立条约赋予的权限，中国立即向辽河以西与日俄交战区毗邻的“中立区”派出了1万8千人的军队。但“国际法”规定，“中立国的公民有权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这是国际法中认可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必为此担负责任”[4]。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十分普遍，主要充当日军间谍或与日军一起行动的游击队。实际上，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大多立即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对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义勇军绝不手软，一旦捕获则残酷处死。

日俄战争被后世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当作清朝政府愚昧的一个耻辱：眼见两个国家以自己的东北领土作为交战场地，却宣布中立，让东北的中国人饱受战火摧残。这种论点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满洲在1900年之后已为俄军占领、中国已失去对满洲的主权的事实，而在俄军的残暴占领与统治之下，满洲的中国人已然像殖民地人一样遭到屠杀、饱受欺凌。此外，俄军对满洲占领既久，各种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就有可能使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日本赶走俄军之后可能鸠占鹊巢，但既然日本已向世界宣布此战是为了替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还有列强的均势外交牵制日本，同时日本希望在国际上树立遵守国际条约的“文明”形象，那么，就可以期望日本将会把满洲从俄国手里交还中国。

中国组建的1万8千人的军队部署在作为交战区与非交战区的分界线的辽河西岸，而辽河以东恰是俄军右翼及其交通线，这等于让俄军右翼及交通线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这支军队主要由满洲“马贼”匪帮组成，被西方称为“红胡子”[5]。在匪帮头子张作霖（被任命为“将军”）领导下，这些匪帮居然团结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并经常分散成几十或几百人的游击队，由日本军官率领，神出鬼没袭扰俄军。在他们之外，还有大量的“抗俄义勇军”，而为日军充当军事间谍的满洲及其他地方的无数无名无姓的中国人使俄军陷入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中日之间的“隐性同盟”关系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1]。中日战后可能联盟的景象在西方产生“黄祸”临头的幻觉，遂有离间中日之策。为驳斥西人挑拨中日关系，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1906年1月发表谈话，谓“当日俄未战以前，[满洲]居民损失不赀，及战端既开，转以无恙，其对于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难解决”[2]

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间，都流行着一种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东方对西方”的一场“种族大战”的观念。这一点，给战争期间随日军深入东北进行报道的英国人道格拉斯·斯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日军在满洲招募中国人从事针对俄军的间谍活动要比俄国人招募中国人容易得多：

    在日军战线沿途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服务于日本人。我们越是深入这个国家，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体验越多，就越是亲日本人。他们对俄国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对他们的女性家属的欺凌。现在对俄国人来说，与中国人交朋友已为时太晚。第一批仇恨的种子已在俄国人对义和团的残暴中种下——我曾见过他们的孩子被俄国人冷酷地砸碎脑袋——现在到了收获之时，不仅为了义和团，也为了满州在被俄国人占领的这些岁月满洲每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惧。[3]

斯托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战争。”[4]1905年伦敦《真相周刊》发表一篇对斯托里调查的评论，同样指出日本人之所以屡屡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史无前例地将野蛮人的勇敢与对文明之科学和算计狂热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日本人还拥有一个全面覆盖的情报系统,有着数不胜数的侦查员和间谍。满州的每个中国人，部分因为其反感白种人，尤其反感俄国人，部分因为其同情他们的黄种人兄弟，都是一个自愿服务于日本的侦查员或者间谍”，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令人尊敬的，是讨人喜欢的”,“现在看一看中国人与他们的日本亲戚之间的普遍的热情的合作吧，这在道格拉斯·斯托里先生看来，是将来白种人与黄种人、西方与东方的战争的一个毫无疑问的预示”。[5]

此图为日军处死替俄军充当间谍的人（有中国人、非中国人）的宣传画

由于从报纸读到新民屯的“红胡子”经常袭击过往的俄军的报道，美国退役军官刘易斯·希曼与其好友博义德上校冒险从牛庄前往该地一探究竟，结果发现位于俄军与日军的战线的西边的新民屯盘踞着大约1万人左右的“红胡子”，以游击队的方式袭扰俄军，迫使俄军不得不抽出哥萨克骑兵前往该地保护俄军的供给线以及俄侨撤离的必经之路：

    其中一些日本军官化装成中国人，非常得力。这些游击战行动给库罗帕特金将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麻烦，他们抢劫俄军运输列车，迫使俄军在交通线沿线不得不布置双重警戒线，并强化其右翼及后方的防卫……我们到达前两天，距新民屯七英里远，一队俄军被这里大约2百人的匪帮袭击，俄军五人被击毙，另四人被枭首，他们的脑袋被插在枪刺上带回营地。这同一支匪帮还消灭了一支护送着1千头马和牛去俄军方向的哥萨克骑兵，缴获了全部马和牛。为报复他们，1千哥萨克骑兵袭击了距该地不足十英里的一个地区，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是徒劳的。[6]

  希曼还谈到了中国人为何与日本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人：

    中国佬不能忘怀自俄国占领满洲以来俄国人带给他们的可怕遭遇。他们对海兰泡惨案记忆犹新，将近8千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孩子被俄国人用刺刀赶进了黑龙江的狂涛中……这些惨剧以及其他甚至更为可怕的灾难，为当地人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是时候报复俄国人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十分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尤其是当日本人还付给他们钱的时候。据信，有超过1万人的匪徒，他们被分成2百到3百不等的小队，由日本军官率领，并由日本支付费用。[1]

西德尼·泰勒在1905年出版的《日俄战争》中写道：“俄军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漫长供给线实际上经常被红胡子切断，这些匪帮为本地的凶狠的马贼，他们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被证明是日军的颇有价值的辅助。他们的行动，在许多情形下由日本军官组织和指导，迫使库鲁帕特金将军不得不护卫自己后方每一英里的铁路，尤其是每一座桥梁与涵洞,这种以大量军队维护交通线安全的必要分散了俄军战场的有生力量。”[2]泰勒还详细描述了东京报纸有关这些游击队的报道：“东京的报纸引用一位日军军官的话，说满州的‘正义之师’是大有希望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中国正规军要优越，而且忠心耿耿。它们的指挥官以及下属以极为友好的方式看待日本人。”[3]当然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但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够将个人的小恩怨放在一边”[4]

该图为日俄战争前或中，俄国的宣传画（俄国被描述为正义和弱者的守护者）

中国报纸一直追踪着日俄战争的进程，对东北抗俄义勇军报道颇多，例如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办的《大陆》1904年8月报道，“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又报“爱国马贼”人数已“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满洲居民皆与之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报道还称义勇军“均有新式之枪械”，但未说明提供者。但据190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约知其来源：“两天前，我接到一份报告，说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报告又说，他们已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以二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和弹药、四十八门野战炮、十二门速射山炮和弹药供给中国军队。”[5]由于俄国欺压犹太人，移居或流亡东北的犹太人也组成了秘密组织，据1904年3月《矿工拒俄》报道：“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号召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两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6]

本期内容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06期。

东亚评论经作者授权转载此文。

援引及参考文献详见原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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