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二）

程巍东亚评论

東亚

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二）

程巍 | 文

評論

程巍

湖南岳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摘要

对鲁迅而言，1920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的“民族性”话语、“文明”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1905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因为“事后的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使得“幻灯片事件”成为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

三、"日谍"与"俄谍"

由于俄军在仓皇撤出奉天向北满撤退时将一车载有地图、秘密情报以及谍报人员名单的列车留在了那里，被日军截获，按照名单抓人，导致俄军整个东亚情报系统一度瘫痪，“有这么一个时期，数以百计的被派遣出去侦查的中国探子连同他们的身份卡一起消失了”[1]，而在日本活动的俄谍几乎全被俄国秘密召回[2]。到1905年夏，俄军情报工作才算恢复，并在远东的欧洲人中招募间谍[3]，将他们派往日本，但这些为钱卖命的人往往是双重间谍。至于满洲战场，俄军除了在欧洲人及俄军自己中招募间谍，让他们化妆成中国人（身穿中国衣衫），还在当地中国人中招募。但俄军情报工作还是捉襟见肘，让前方将军哀叹“既无纪律，又无熟练的情报官员或者间谍，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敌人的军事能力”[4]。1906年法国內格里尔将军出版的《日俄战争的教训》提供了一份1904年7月21日至8月2日之间俄军方面有关日军情报网的报告，但这份报告更多体现了俄军的嫉妒，因此他们情愿相信中国人是在日军刺刀威胁下为其充当间谍的:“在敌人前出的整个方向，散布着日军的一张由本地间谍构成的有效的情报网，他们的任务是跟踪俄国的任何动向。处死的惩罚不仅针对背叛，而且也针对不精确的情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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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漫画

在俄军军需总监奥兰诺夫斯基1905年7月3日发给手下军官的秘密电文中，他指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随从阿法那谢耶夫上尉从山海关派出一些中国人间谍，让他们穿过日军战地，在那里他们讲会被日军聘为挑夫、杂役等等，随其前往日军司令部。这些人的左边袖子的内衬缝有一个‘福’字，这样他们到达我们的前哨时就可以避免被误抓”，“在1905年的年中，派出的这类‘过路’间谍人数达到17名，用于他们的秘密使命的花销每月达到7千到9千卢布”[6]。不过，即便花钱，俄军也招募不到多少中国人愿意为俄军充当间谍。俄国情报官员在对中国人进行了一项心理调查后发现：

中国人，正如其他亚洲人，他们视白人种族的代表的态度犹如视下等人：他们认为每一个欧洲人都是野蛮人，因而他们虽渴望与欧洲人进行贸易接触，但却令人嫉妒地向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国人是平和的，正如人们从懦弱之人那里看到的平和，与此同时，他们总是心疑被人冒犯，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被冒犯时，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报仇，绝不退缩。然而，中国的礼节与礼貌远非那么热诚。另一方面，以温和的态度和开放的心对待中国人，他们又会成为忠诚的帮手……他们尽力从一切方面获利，也有这个能力，因而，他们大可接受贿赂。[7]

该图为当时俄军处死或抓获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人（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的宣传照片

这份调查还谈到中国人“狡猾、能干、贪婪、有观察力、某种程度的文雅、要求食物从不遮掩”，俄国情报官员根据“心理动机”将被招募的中国人间谍分为三类：“第一，‘志愿者’，第二，‘强征而来者’，第三，‘为钱受雇者’”[8]。俄国人显然错判了金钱的力量，因而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主动为日军通过帮助，而对于那些为俄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即便被中国人自己抓住，也一定会被作为卖国贼处死。1904年3月，《天津日日新闻》报道“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1]

该图为当时俄军处死或抓获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人（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的宣传照片

回到鲁迅的那张“幻灯片”。当鲁迅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说“幻灯片”中跪着的那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时，他实际“排错”了几方的关系，即一方是日本人（“幻灯片”上的日本军人和课间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方是中国人（“幻灯片”上的受刑的与围观的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而即便这张“幻灯片”在1905年的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过，其情形也是“幻灯片”上围观的中国人和“幻灯片”上及课堂里的日本人组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对一个充当俄军的军事间谍的“卖国贼”进行处决。

四、砍头与枪毙

鲁迅将“砍头”改写为“枪毙”，看似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反而会“颠覆”他有关这一同一张“幻灯片”的真实性。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写作者，而且受过注重考据的汉学的训练的学者，鲁迅似乎应该完全避免这种关于同一张“幻灯片”的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不过，一旦考虑到1920年代日益强化的“文明”话语以及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的不同动机，我们或许会获得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效果来说，枪毙远不如砍头。这也是鲁迅研究者为何通常选择《呐喊·自序》的“幻灯片”版本而不是《藤野先生》的“幻灯片”版本的原因：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性，就鲁迅而言，才足以构成一个改变人生轨迹（弃医从文、疗治国民精神）的创伤事件；就《呐喊·自序》的读者/中国人而言，也才足以感到震撼，尤其是当“砍头”与“麻木的表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正因为砍头具有强烈视觉刺激性，它才在19世纪西方的刑律改革中开始被视为一种不人道、不文明的处决方法，越来越被绞刑和枪决代替。

绞刑——尤其是避开公众的室内绞刑——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处决方式，因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按照西方轻刑原则改良死刑，废除“斩首”这种野蛮的“亚洲之法”，而代以绞刑。日本最初引进的是中国绞刑，但日本司法官员发现，“这种绞刑的价值颇成问题，而且在其实施的头一年，至少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三起报告说死囚在这种装置上‘处死’后又复活过来”，日本于是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靠受刑者自身的体重绞斯自己的死刑。一个司法官员“拿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所画的英式绞刑架的图样，让人仿制出模型，以备用于日本。1873年初，在经过几个月实验以确定其效率后，日本政府正式采用这种新式的绞刑架”[2]，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彻底废除斩首刑，代以英式绞刑，以向西方证明日本的“文明化”。

改用绞刑，被当时的西方认为是“日本进入文明世界”的标志，例如1882年英国人H.S.帕尔默在一篇题为《日本近来的进步》文章中就首先谈到日本的普及教育，然后谈到死刑，并认为死刑方式更能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日本近来走向文明的进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刑法系统的彻底改革……死刑一律改为绞刑，以取代传统的斩首。”[3]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被多家报刊转载，因为它展现了“西方文明标准”在东方的重大胜利。“死刑的文明化”也延伸到了作战中的军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在交战时期对军事间谍的判决几乎无一例外是死刑，“传统的处置方式是绞刑或枪决”[4],不久这两种方式又被国际法确立为通行之例，例如1886年出版的美国《军事法》规定：“依据国际法，犯有间谍罪的人处以死刑……这种死刑要么采取绞刑方式，要么采用枪决方式……文明的战争禁止使用间谍，但间谍本人通常是英雄人物”[1]。不过，无论是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还是其改进版1899年的海牙交战规则，都不对“军事间谍”提供保护，但海牙交战规则第2章就“间谍”的处置问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即便现场抓获的间谍，也必须在经过审判之后进行惩罚。”[2]在军队里面，在枪毙与绞刑之间，绞刑又被认为是一种“没有颜面的死法”，因为“对一个间谍来说，枪毙才是好的死法”[3]，这让被枪毙者有一种似乎死于战场的荣誉感，同时能够缓解执行者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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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漫画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正在施行新政的清廷已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以日本为楷模，主张废除中国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首与绞刑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虽废除了一些死刑方式，但保留了两种，即斩首刑与绞刑。次年又颁布《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仍保留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适用斩刑。到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一律改为枪决，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

废除斩首刑，与被处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无关，而与关于“身体完整性”的伦理观念及砍头仪式带给旁观者的心理震撼有关。正因如此，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砍头死刑野蛮的“文明之国”的八国联军在处决被捕的拳民（即战俘）时，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砍头，因为他们发现枪毙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美国一家电影公司为此还拍摄了一部名为《砍中国人的脑袋》的电影，其说明文字称：“我们的画面显示，一长溜倒霉鬼跪在地上，等待执行者的处决，尽管有一点恐怖，但它真实反映了这个偏鄙之国的处决方式。”[4]八国联军为自己使用斩首方式处决中国拳民辩护的理由，是这种野蛮的处决方式本来就是中国这个野蛮之国的处决方式，而且，按美国1876年美国国会就排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中国佬的脑容量在“黑鬼”与“黑猩猩”之间[5]，不能算作人，因而不配享有只有“人”才配享受的“文明”处决方式。

义和团运动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或西化的国家（1917年之后又被中国新文化派）指控为中国人愚昧、野蛮、不接受文明和进步的最新证据，并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推行“文明”。在一连串的外患之后以及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决定顺应“世界趋势”，重启因戊戍政变而中断的“新政”，而事关“文明”核心标准的刑律是其中一项。1905年，清廷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因中国新订刑律依然包含斩、绞两种死刑，认为不合“世界大势”，向清廷进言曰：“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6]冈田所谓“世界大势”，即日本仅采用“文明”的绞刑作为死刑唯一方式。然而，实际上，至少在美国，当时也是几种死刑方式并存。

日俄战争，从日本一方来说，是通过打败一个欧洲强国从而进入“文明世界”的一场战争，因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刻意向世界舆论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文明之国”严守日内瓦公约及其改进版海牙交战规则，如掩埋战场遗留的俄军尸体、向俄军尸体行礼、对多达9万的俄军俘虏进行善待（将其悉数迁至日本六地、对伤兵给予治疗、改善伙食、提供体面的卫生设施及娱乐）等，以赢得欧美强国的尊重。为此目的，日本报刊检查机构对涉及日本形象的一切报道和图片进行检查，正如莫里斯·露所说：“对有关日本皇家的报道的检查，是为了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自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本人正在变成一个‘文明’的民族。照片是这种强化的可视性的一个部分。”[1]一直密切关注日俄战争进程的辜鸿铭1904年底发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说“日本投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目标已然达到。甚至连俄军的克鲁帕特金将军都说：‘日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作战。’”[2]。

俄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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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同时是一场争夺“文明的代表”的文宣战争，双方都邀请了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随自己的部队行动。因而，并非偶然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可被转换为世界舆论的场合），双方都对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军事间谍甚至显示出一种人道乃至宽容，例如1904年《神户纪事报》报道一个替日军充当间谍而被俄国人处死的日本人的故事：

最近，俄国官方向已故的横川精三的家人提供了一张一家中国银行的500银元的汇票。横川是战争早期在哈尔滨被处死的两个间谍之一。横川先生当初是想将他的钱捐给俄国红十字会，但俄国官方拒绝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交给已故间谍的家人……俄国人猜测横川先生是日军的一个大佐，而他的同伴冲先生也是一位军人。但这是一个误会。横川先生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显然是一个具有非同一般的自我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已见报几次，但我们依然要提一下战争爆发几个月前他从日本到了北京。在上年1月，他突然离开北京的住所，与自己的妻子不辞而别，一走便音信了无，直到他作为一名军事间谍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日本。[3]

日本也是如此。日军1904年9月30日在烟台处死一名“化装成中国农民”的俄军间谍，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军。[4]1904年底，一个从上海一位俄军军官手里秘密领取500银元的奥地利人米亚津斯基为俄军充当间谍，但此人想以双面间谍赚钱，于是又与在上海的一位日本军官联系，被这位日军军官拒绝，当他绕道天津到达营口时，被那里的日军抓获，押送到辽阳日军军事法庭，被判以死刑，但死刑迟迟没有执行，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到战争结束，日本天皇特赦了他。[5]1905年，满洲两位地方官因派手下刺探日军情报并将情报转递给俄军而遭日军逮捕，中国政府闻讯立即与日本驻华使馆交涉，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国”地位，引渡两位官员，而此时，其中一位已被日本军事法庭判以死刑，中日谈判的结果，日军认为这位已判死刑的中国官员掌握了日军重要情报，可以免死，但必须扣押在日军监狱，而另一位则引渡给了中国官府，在中国监狱关押了一阵子。[6]奉天电讯局包括局长在内的16个中国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在1905年3月被日军逮捕，但次日便因日本天皇的特赦而被释放。[7]1905年7月，又有9个中国地方官员及其手下因间谍嫌疑相继被日军逮捕，经过审判，其中两个被无罪释放，一个被判入狱，一个被处死刑，此时中国政府迅速向日方提出抗议，称“中立国的官员，无论民事官员，还是军事官员，不论其行为如何，均应由其本国政府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审判”，不过，因为这些中国官员是在交战区从事有利于交战国一方的间谍活动，中国政府的这个抗议缺乏国际法基础，“但日本政府却采取了谨慎的步骤，知会其战争大臣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后，日本战争大臣向中国政府发来调查结果，说明“日方采取的步骤是公正的，合理的。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案子，日方也将公正地办理”[1]。这样的事例不少，究其原因，是双方都担心中国政府改变“中立国”立场，偏向对方；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向国际舆论显示自己恪守中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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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1904年3月《警中日报》上的漫画，讥讽清廷在俄国要“牵走”满洲时向列强祈求“局外中立”，而“国民”则昏睡于局外。

俄军抓获替日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无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抑或欧美人，一般以公开的绞刑处决，这也符合“文明”的标准以及当时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但日军抓获替俄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在日本国内则以绞刑处死，在满洲战场则几乎一律以斩首处死。对于斩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22年8月（也就是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前几个月）有过一番评论。并非偶然的是，他把斩首与中国人的“迟钝”联系起来，正如在《呐喊·自序》中将斩首与中国人的“麻木”联系起来。周作人谈到“长发时候”，“我”并没有离家逃走，院子里还有一个叫“得法”或“得寿”的也留了下来，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泰然处之。一日，终于走进来一个“长毛”，“却见得法（或得寿）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但“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入了。在他的迟钝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2]。

在1926年5月发表的《死法》中，周作人谈到各种处死方式：“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3]次年7月，正逢国民党右派“清党”，枪毙和斩首大量被抓获的共产党人。此时胡适却在上海发表“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的演讲，引起周作人的不满，他在《人力车与斩决》一文中讥讽说：

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吧，大家却都容许，甚至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常见北京报载妇人因贫拉洋车，附以慨叹，但对于妇女去卖淫并不觉得诧异，在替敝国维持礼教的日本《顺天时报》第五版上还天天登着什么“倾国倾城多情多义之红喜”等文字，可见卖淫又是与圣道相合——不，至少是不相冲突了。[4]

这里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周作人已离开新文化派视西方和日本为“文明国”而将中国贬为“野蛮国”的立场，接着，他由人力车谈到“清党”：

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即使斩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吧。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5]

周作人这两段文字相当重要，它们恰是1926年10月鲁迅写作《藤野先生》并将《呐喊·自序》中那张“幻灯片”的“砍头”改为“枪毙”的前后。由于不能将这一“改动”归因于鲁迅的“遗忘”，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改动：鲁迅四年前写作《呐喊·自序》，其隐含的读者是中国人，是为了单方面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藤野先生》不同，它的隐含作者还包括了日本人，因而，在沿袭《呐喊·自序》的写作动机的同时，他还要努力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可以效法的“文明”标杆——这就是日本人。正因如此，在《呐喊·自序》中，日本人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与中国人构成一种“民族性”对比，而《藤野先生》则不同，它把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镜像”建构起来。

五、“麻木”，或“中国人的劣根性”

把“砍头”改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砍头仪式带来的心理震撼力，也使日军（“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文明化”了。从《藤野先生》的写作动机来看，砍头的野蛮场面必须改写，以适合该文基调——“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对比。被用作日本国民性代表的不止是幻灯片上的日本兵，还有藤野（“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及因我受了冤枉而替我打抱不平的几个日本同学等等，而作为中国国民性代表的也不止是幻灯片上神情麻木的被处决者和围观者，还有东京成群的中国留学生（“我”是例外）——他们在樱花树下徜徉，头发“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当“我”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勤奋读书时，里面一个“烟尘斗乱”的房间总传出“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的步子声，“那是在学跳舞”。[1]把这几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速写与“幻灯片”并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鲁迅所期待的蒙太奇效果：“麻木”从被处决和围观的中国人脸上扩散到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内心，化作一种名曰“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黏稠之物，使“我”大受刺激：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

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真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是“麻木”的一群？其实，从1901年开始，“清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便是中国“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日本政府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拒俄运动也暗中加以鼓励。1903年3月一个夜里，中国留学生忽闻街上传来刺耳的摇铃声，原来日本人甫接密报，谓中俄密约将签，特摇铃相告。中国留学生们次日即召开大会。会上，演讲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闻者亦群情激越。日本学生同日召开“强硬青年大会”，并派代表来中国留学生大会演讲，鼓动中国人以强硬方式对付俄国，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才是”[3]，演说毕，邀几百中国学生去他们的会场听演说。

此图为日本描绘的俄军荼毒满洲的宣传画

留日学生拒俄义勇军迅速成立，决定赴东北作战，为此他们抓紧操练，学习射击。留日女学生也不让须眉，创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看护，并上书贝勒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絍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1]。尽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励中国留学生拒俄运动（东京警察面赞“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2]），但顾及“拒俄义勇军”之名及其军事训练惹起“国际”麻烦而禁止他们公开活动（义勇军遂大批返国，加入国内拒俄运动），但对“赤十字社”的活动“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3]。1903年《苏报》载文感慨留日学生精神可嘉，“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4]。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其时正是东京中国留学生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最活跃的是拒俄派和反满革命派，两派人员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鲁迅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常“听演讲”，但不久淡出，孤身前往“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仙台。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为建构以“麻木”为特征的“中国国民性”，就避而不谈东京广大中国留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因与“麻木”对不上号），只诉说自己无边的寂寞；在《藤野先生》中，无边寂寞依然是主调，但好歹安排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出场，却只是让他们充当他所判定的“精神麻木”的木偶。

问题是鲁迅在1920年代创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时，1917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话语的狂轰滥炸，已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毋宁说“创伤心态”——使中国人以这种创伤心态来阅读“幻灯片事件”，从而将1920年代的创伤心态投射到1905年。新文化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复活”了此前西方文学有关中国人的种族特征的叙事，然而这一叙事的真实性恰恰在日俄战争时遭遇了危机。随日军一起行动的英国军官伊安·汉密尔顿中将深到满洲的城镇，他发现：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其聪明和能干让我感到惊讶。四围的农民以他们的家人——妻子、女人以及孩子——以我的判断，也都令人极为尊敬。实际上，他们是令人震惊的证明，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此前的整个生活系统地被欧美对“未经文明开发的中国人”的模式化的描绘所操纵和误导。我想我一直以来对这个民族有着某种好奇心，我记得我曾向几个参与过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军队朋友询问过他们对中国人如何看。就我记忆所及，除了当初住在北京并一直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文森是个例外，其他人几乎都以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人打发了，说他们是“肮脏的恶魔”、“野蛮的猪猡”或者诸如此类……很难想象，这些有尊严的、聪明的而且常常长得相貌堂堂的男人以及这些敏感的、实在的和勤劳的女人是西方文学所描述的中国人形象的原型……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如此令人尊敬的品质，以致让我感到警醒，觉得我们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在我以前的整个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象过会有如此充满热情的一个民族，如此热情地专注于劳作。[5]

他从这种品德之中发现了一种伟大力量，以致担心白人的未来：“难道白人的命运就由此沉沦乃至消失？”他由此想到美国的排华法案，说该法案的种族主义处处以白种人优越感自居，实际源自对中国人的竞争力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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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

日俄战争于1905年9月结束。一个几乎不知名的东亚小国打败一个强大的西方大国，一改黄种人和亚洲人的孱弱形象，令世人肃然起敬，而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与日本人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也让西方看见了黄种人联合的可能。战火甫燃，各国就密切观察着这场“黄种对白种、亚洲对西方的战争”，而日本获胜在亚洲各国激起了一种革命性的联想。中国官民为日本获胜欢欣鼓舞。1840年来一直饱受西方凌辱而几乎丧失种族自信的中国人认识到此战的深远意义：它打破了西方由来已久的黄种人劣于白种人的成见。当1904年2月日军在旅顺港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说此战意义“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白人既居之不疑，而黄人遂妄自菲薄，以为此天实为之也。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1]。这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更充分的说服力，改革在1903年后骤然加速。几十年后（1941），在日军“炮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落下”的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忆及日俄战争对清末中国人的心理震撼，觉得历史没什么好回避的，他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了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2]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的革新事业从日俄战争之时就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道：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各种改革事业全面铺开，不出几年，又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过，这个“共和国”之下的国民却渐渐失去了自信。

该图为随日军行动的英美军事观察员所拍摄的照片，图上是日军士兵与中国平民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人利用“种族之战”动员“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支持日本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与西方列强达到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因而日本又必须消除“日俄之战”乃“种族之战”的观念。尤其战后，日本一定会与中国的单方面的中日联盟愿望划清界限。1906年1月6日《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愿望已在“日本引起不安”，担心被西方作为“黄祸”的证据，“在中国人中间，不少人设想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帝国生死相依，而就日本而言，为其自身生存的利益计，也势必与中国联手对付外国入侵”，但该评论指出，“在日本看来，种族区分纯为无稽之谈”，因为“利益共同体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理性的纽带”[3]，中国不要指望日本此后会纯以同文同种而对中国施以援手。

1905年9月，日俄在美国签订了和约，规定“日俄两国军队完全地、同时地撤出满洲……恢复中国对目前处在俄国或者日本军队占领或者控制之下的一切领土的完全行政管理”[4]。尽管和约将辽东半岛排除在外，但各国认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保护了中华帝国的独立以及领土完整”[5]。1906年1月，中国报纸登出东北在日俄战争中人员和财物的损失（死亡2万人，损失财产合计4千万圆），并试图向日俄提出赔偿，日本报纸讥讽说：“无法区分哪些为日军、哪些为俄军所造成，而对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无疑，考虑到中国自己没有放一枪便将恢复整个满洲的主权，那中国自己应该欣喜地承担这个损失……面对日本方面做出的如此巨大的慷慨之举，中国却试图与日本商谈其已恢复主权的那片国土上的公民的微不足道的损失的赔偿问题。”[6]和约传到日本，日本人普遍认为丧权辱国，群情激昂，到处发生示威和骚乱[7]。日本报刊丑诋中国人的言论开始流行，在“中日黄金十年”受到压制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叙事又泛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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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说1897到1907年的“中日黄金十年”塑造并一直延续着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及其“中日联合”的梦想，哪怕在1907年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破裂以致最终兵戎相见之时也不曾改变，并于1931年和1932年日军相继大规模进犯东北和上海之后，给当初来华救助上海的日本伤兵的“日本援助团”成员西村真雄写下“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那么，另一方面，“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叙事则大大影响了鲁迅以及与其几乎同时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和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之时有关“中国民族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