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希|中日文化交流特辑：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
——试论遣明使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汉诗及其意义
摘要：
策彦周良是日本京都天龙寺高僧，中世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其博学多才，通晓汉诗文，明嘉靖年间作为日本遣明使两次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并将其入明期间所见所闻记录成《入明记》。这是日本中世十九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它对了解明朝的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等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入明记》全文约二十余万字，主要用汉文书写，其中包括数百首汉诗。这些汉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是明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缩影。
“遣明使”是指日本中世（1192-1603）室町幕府向明朝派遣的朝贡使节。明朝近三百年间，为了打击倭寇以及控制私人海上贸易，明朝廷与日本之间的往来是以勘和贸易形式进行的。
遣明船绘图
从1401年至1547年，日本室町幕府共向明朝派遣明使十九次，用于对明贸易的遣明船总计八十四艘，随员达万余人。明朝初期，“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并在《大明律》条款中以法律形式定为基本国策。“有勘合以来，使船之外绝无往来”，两国之间所有交流只能通过遣明船进行，遣明船成为明代中日两国交流的唯一通道。
日本镰仓时代后期，经幕府逐渐整顿，至足利义满时完成了五山官寺体制。这是对宗教政策和幕府财政的补充，也是高水平人才辈出的机构。被列入官寺的“五山十刹”为幕府控制禅宗丛林的枢纽，也成为幕府的外交和文化顾问机构。五山之上设有“僧录”一职，专门从事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文书，参与外务、内务等政治活动。除第一次送交明朝的国书由儒臣东坊成秀起草之外，其余均出自五山禅僧之手。在十九次遣明使中，除第一次外，其余十八次的正、副使也都是从五山禅僧中直接选拔任命的。这些才高识达，学概内外，骈俪尤长、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国情的五山禅僧被选拔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不断吸收先进文化，对当时日本社会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策彦周良，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后期临济宗高僧，日本中世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诗文，于1539至1547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与正使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
策彦文龟元年（1501）生于丹波，室町幕府管领细川氏家老井上宗信之三子。九岁入佛门师从天龙寺僧心翁等安。幼时聪慧好学，朝经夕梵，触耳能谙，过目能诵，天赋令其师称奇。十岁起誊写《三体诗》，并每日在其师面前背诵十首，“恰如屋上建瓴水。半字靡有停涩”。在师等安口授之下，策彦在修习佛法的同时，还兼学《郑氏箋》、《左氏传》、《古文真宝》、杜甫、苏轼、苏辙、黄庭坚等诗文集，并涉猎《论语》、《孝经》、《庄子》、《孟子》等儒家典籍。其动忘寝食，借萤光惜驹阴，多年苦读积淀的深厚汉学修养，使其初出茅庐就被五山禅林文学名家所关注，当时的著名学僧雪岭永瑾和月舟寿桂对其诗文赞不绝口。二十四岁时曾替雪岭代制过道旧疏，被誉为“大手笔”。品高德厚、博学多才，受到周防国（今日本山口县东南部）武士豪族大内义隆的赏识。1539年受大内义隆派遣，任遣明副使入明。因出色完成使命，回国时名声大振，“山中阖众，無長無少，迎郊候門，歓躍累日，賀賓上客，如無虚日。” 1547年被大内义隆任命为遣明正使再次入明。衣锦还乡后，受到甲斐国护国将军武田信玄的盛情款待，著名的战国武将织田信长曾多次召见策彦，听他介绍大明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等。策彦周良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外交使命，除了他“言不妄發，動必循禮，進退周旋中度，善辭令闇大理。”此外，还多得益于其“能詩善書”，具有中华“威儀文學”的修养。
策彦周良亲笔本《初渡集》、《再渡集》书影
策彦将其入明期间的见闻撰写成日记体的《入明记》（《策彦和尚初渡集》与《策彦和尚再渡集》），全书约二十余万字，主要使用汉文，其中掺夹少量的片假名与平假名。《入明记》是日本现存为数不多的遣明使记录，曾被日本明治政府列为国宝。这部写实记录中还有数百首汉诗，这些汉诗创作贯穿于策彦入明始终。其中有初渡明时的不安：“回首西東不看山。豈應南北有人闤。篷窓難結故郷夢。聲冷洪波浩渺間”。有入明后对明人厚待的感激：“感君携酒慰煩襟。交義未深恩渥深。預恐歸期惱離思。他郷亦有故人心。”在明期间，策彦周良以汉诗与诸多文人、官吏交往，也有与嘉靖帝和群臣的多首唱和，明人盛赞道“薀讀其文有班馬之餘風，誦其詩有二唐之遺響。”嘉靖帝赐诗褒美其“奇哉才業與淵深，佳作一章波瀾心。”诗中也有大量描写中华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的内容，如赞太湖七十二桥：“跨湖有物爲誰容，著意看時不是龍。浸影橋々何所似，洞庭七十二諸峯。”为伍子胥庙题诗：“香火是晨灯火霄，祭如在幾百年祧。忠臣豈於君移怒，欲沒越山身後潮。”亲眼目睹了“四海九州來會同，土宜献納各旌功。”再现了明嘉靖年间的对外关系和周边诸国朝贡贸易的真实情景。
《入明记》中的汉诗内容涵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宗教、风俗礼仪、时令行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这些诗不但反映了遣明使策彦周良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汉文学修养，还对当时两国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宁波自唐代中期起至宋元时期,一直是中国与日本海上往来的重要港口。明太祖朱元璋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城,并具体规定“宁波通日本”。由此,宁波便成为明朝法定的专通日本的唯一港口。
据策彦在明所记《驿程录》记载，从宁波至北京沿线有七十处驿站，全程四千五百七十五里，其中大运河是最重要的路线。自古以来，大运河就是多位皇帝南巡、朝廷命官往来、各国使节朝贡觐见皇帝的必经之路。由于往来于大运河的多为达官贵人、外国使节，驿站选址多位于风景名胜的集中区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中心地带，因此，《入明记》中关于沿途风景名胜的诗篇过半。策彦描写自然景观的诗，以景成诗、写景如画；而人文景观的诗借景抒情、怀古咏史。诗中对中国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了然于心、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汉诗技巧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十七日之晩。駐轎于浙江驛。土人云。明日十八。當縣候潮之辰也。因幸之一宿于茲。翌日齋後。將日衆而赴。觀潮塘。坡老詩“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句。今日熟于目者也。
雪作山耶雲作花。崔嵬白浪及天涯。
勢風沙矣聲雷霆。腸斷錢塘十里家。
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的生日，故潮峰最高。南宋朝廷曾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成习，遂成为观潮节。嘉靖十八年八月十七日策彦周良一行到浙江驿时，得知十八日可观钱塘潮。其自幼熟读苏轼诗词，想必对“坡老詩”中的“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句印象极为深刻，当日观潮，不但印证了东坡诗中钱塘潮的雄伟气势，而且这位遣明使笔下钱塘潮涌的形、声、势的壮观景色与苏轼的“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之诗句可谓异曲同工。
餘杭門外日將晡。多景朦朧一景無。
參得雨奇晴好句。暗中模索識西湖。
《晩過西湖》是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策彦游西湖时的即兴之作。
日茲暮矣興何佳。暗度西湖湖水涯。
眼似老年看不見。六橋風景霧中花。
由于策彦一行到达时已日暮西山，西湖美景多笼罩在黄昏中，著名的六桥风景好似雾中花，昏暗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幸得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策彦作为遣明正使再渡明时，为了却先年之憾，重游旧地，白昼渡西湖，先上湧金門楼，将西湖美景尽收眼底。
湖在西餘杭在東。一門兩面道相通。
樓頭直得不勞歩。萬境佳奇一覽中。
“遶西湖六橋。湖之中外有十景名勝矣”。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由于“其澗出諸澗泉，山川秀發。四时畫舫遨游，歌鼓之聲不絶。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暁、斷橋殘雪、雷锋落照、南屏晚锺、麯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闻鶯、三潭印月、两峰插雲。”西湖十景，美不胜收，不但历代文人墨客都为她留下过无数赞美诗篇，来自东瀛的使者也情不自禁地为之挥毫：
六橋昨日夕陽斜。征神怱々無興加。
不憶元暉眞水墨。今新見錦様鶯花。
湖水眞爲天下眉。重來全解雪堂詩。
吟遊ー刻貴於玉。十景變千多若絲。
山態雖孤徳不孤。回頭四面是西湖。
秋宜月也冬宜雪。地主眼中皆畫圖。
夕阳下的六桥、湖水宛如米友仁的水墨画，千变万化不可名神奇之趣。孤山上俯视西湖，秋月冬雪,四季皆如画。
这一系列有关西湖景物的描写，出典颇多。其中有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有孟郊的“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有出自于《元明事类钞》的“湖眉”等等。作者写景切合时令，运用贴切的比喻和生动的描绘，咏物采用虚实相间之手法，使人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有美不胜收之感。
运河两岸不但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还有诸多脍炙人口的人文景观，是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学士怀古追缅往事、吊古伤今、吟诗赋词、命笔泼墨的雅集之地，也留下了这位东瀛世人的足迹和诗篇。
嘉靖十九年正月十四日“辰刻。撥船。巳刻。著泗亭駅。舟行十五里。同刻上岸。到歌風臺。臺門横掲「歌風臺」三大字。臺中中央安牌。牌書以「漢高祖皇帝位」六字。臺前有瑠璃井。井畔有牌文。又高祖手勅大字書鐫于石。余偶作歌風臺并瑠璃井詩。”
苛法已蠲民氣和。昇平樂入大風歌。
歌臺遺響猶盈耳。豊沛雪消春漲多。
湯沐邑荒無主人。苔封古井幾回春。
豈知一滴瑠璃碧。曾洗五年兵馬塵。
刘邦称帝后不久颁布的“复故爵田宅令”，实行了一系列的免除赋税徭役安抚民心的政策；汉高帝十二年，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回归故里，置酒沛宫，邀家乡父老欢宴，把酒话旧，感慨万千酒酣兴起。这位马上归来的开国皇帝、布衣英雄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奋发有为之志，悲壮豪放，建功立业之心，气势磅礴，“遺響猶盈耳”。“古井”指“琉璃井”，《江南通志卷三十三》记载“琉璃井在沛县里许深不可测，其味甘冽，世传汉高帝所凿”。“五年兵馬塵”指高祖历经五年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的楚汉相争。作者睹物开怀,将自己对古人往事的感叹见解与景物溶为一体。
嘉靖十九年正月四日“天半陰。卯刻。解纜。巳刻。著下邳驛。舟行四十里。即刻。携三英·宗桂上岸。訪圮橋遺趾。東去驛門二里許而有圮橋。授書房亦在此。房裡中央按黄石公像。右側有二童。左方按張子房像。右側有ー童捧書。有授書山房記。鐫于石。予偶作小詩記遺事云。”
蹶項顛贏天下分。運籌帷幄樹元勳。
黄公一授素書后。更使圮橋高似雲。
作者将蹙秦未成，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圯下取履、得《太公兵法》，辅佐汉高帝灭项羽的史实与传说巧妙联系在一起，由衷地赞叹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文韬武略的谋略家。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策彦一行游寒山寺。“北行一里而有楓橋。石橋也。橋畔有門。以雑木造之。白板額。横掲「楓橋」之二大字。…余偶作小詩記張継故事云”。
楓橋未断僅存蹤。人物難逢境易逢。
張繼去來無宿客。舊時山塔鶴時鐘。
千年前，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情景已无法再现，唯有通过未断的枫桥、旧時的山塔和鹤时的钟声来体味诗中清幽寂远的意境。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该诗咏出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一幅凄清的秋夜羁旅图，让人感到时空的永恒和寂寞，产生对人生与历史的无边遐想。
《枫桥夜泊》诗图
日本中世社会流行禅林学术，以内外典兼通为尚的理念，“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蔚然成风。五山禅僧崇尚中国文化，涉猎广泛，醉心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研读。像策彦周良这样的禅僧，以其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修养，为出使明朝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明代，中国的传统宗教儒、释、道都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宗教对民间世俗生活的影响充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策彦的汉诗中有为数不少的篇幅描写沿途参拜的数十座寺庙、祠堂、道观。诗中如实地反映了明嘉靖年间的佛教、道教、儒教及三教融合的实态以及明代中日宗教交流的一端。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策彦一行参拜陀洛寺。“寺僧十數輩出迎而禮。於觀音像前各消拜者三。獻香資者拾緡。寺之稱長老者。供香資並願文者再三。同音唱大士寶號。”八月四日游南關禪寺时，“二僧出迎。一咲如十年之故。對榻細陳。遂設茶飯。一僧名萬汾。號心泉。稱柳亭院。年四十八歲。一僧名德性。號梅江。原境清寺寺僧”。八月二十日原“境清寺僧梅江作詩寄余。即和之。求交友之親者也”。
祗道水邊林下身。詩禪文熟本清眞。
才名千古以誰比。越徹杭標是此人。
境清寺僧梅江久闻东瀛使僧策彦大名，作诗以求交友。诗中的“越徹杭標”为会稽云门寺的灵澈、杭州灵隐山的道标。《宋高僧传》卷第十五中记载“当时吴興有畫，会稽有靈澈，相與詶唱，逓作笙簧。故人谚云：‘霅之畫，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韵，竹夕花时，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楽府常采其聲诗。” 策彦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笔来褒美对方，可谓构思巧妙。
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気佳喧。齋罷。同三英上岸散歩。驛門掲「皇華亭」三大字。入門少許而有漂母廟。廟門横鐫「漂母祠」三大字。廟裡有漂母像。像前供香火。白髪滿簪。左右有侍女像。壁間詩版多々。生亦作詩”。
漂母身亡心未灰。女中有此丈夫才。
曾將脱粟半炊飯。分與無雙國士來。
作者将漂母赐饭救韩信的历史典故结合起来，表现了漂母的仁慈善良的传统美德。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詣項羽廟。廟在岡上。岡外有一小門。横掲「靈應行祠」四大字。入此門則有石橋。過則有廟門。横掲「楚王祠」三大字。廟簷貼纸。掲「西楚項王」四大字。中央壇上按項羽塑像”。
執鋭被堅亡暴秦。豈圖天下屬寛仁。
廟司休掃廟前草。又有春風生美人。
诗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项羽及其霸业的存亡兴衰、项羽人物性格的宽厚仁义，引出历史教训后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表达作者对这一英雄人物的深切同情，也体现了其纯熟自如、得心应手地驾驭中国史料的能力。
嘉靖十九年五月廿六游“老子廟。在魚儕縣乾寧驛。廟門掲三清殿三字”。
低頭金色大龜氏。西釋袈裟東道冠。
易地易時多救衆。慈恩太重幾千般。
西释东道，佛教的大慈大悲、普救众生与道教的齐同慈爱、济世度人的教义竟如此相像，明代释与道的融合尽现诗中。
焦山寺中有祠，而祠中祭祀的是仁者焦光，此乃明代三教融合的典范。明代宗教日渐融合并步入民间的世俗生活。佛教为难懂的教义赋予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世俗解释，道教因其超脱的宗教信仰以及与民间信仰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各种民间神的信仰得以发展，从而拓展了道教的信仰范围。而祠堂、庙宇中所祭祀的鸿儒、名宿、忠臣、孝子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可以发挥“显忠良,仰眷德,维风教”的社会教化作用。从策彦的诗中可以充分了解到明代儒、佛、道三教如何自然地与民间百姓生活融为一体的。
由于倭寇的骚扰，明朝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明太祖起，明初的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颁赐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中世的日本由于连年的战争，国库已极度空虚，勘和贸易成为幕府、寺社和商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中世后期由于幕府的政权逐渐削弱，具有实力的地方武土豪族和富裕商人将之看作一种营利之机，为争取入明朝贡进行了激烈竞争。嘉靖二年（1523），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派遣的勘和贸易船在宁波上演了一场“争贡之役”，这使本已岌岌可危的明日关系变得更为紧张。策彦周良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的。
由于“争贡之役”的影响，明朝礼部限制进京朝贡人数，策彦与宁波府几经交涉，遂如愿以偿。于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书执事张大人并和诗以表谢意。
嘉靖十八年八月廿九日謹呈。前日拜謁于海道老大人行旆下。特煩貴牌。新傳明詔。生等北上已決矣。旨勝喜懼之至。……代矢備與張習齋書簡並和詩。本韻 志願酬·識荊州·萬戶侯。日之昨累領芳酒並華篇。弗勝欣慰之至。官冗私冗。弗裁即答。怠々慢々。他時必當企造拜。罄謝詞。恐懼不宣。張大人執事下。謹攀尊韻者一絕。泄卑臆云。
交盟繾綣以詩酬。親則他州勝故州。
遮莫西東語音異。良媒幸有管城侯。
诗中感叹：虽然语音相异，幸好有“管城侯”（笔）为媒，可以在外交事务方面进行沟通，进而增进感情，加深彼此的友谊。由于策彦通汉文，文笔颇佳，在外交场合或与明人的各种直接交往中，笔谈与汉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月十九日访梅崖。梅崖雲冠大人手親寫墨竹一兩莖添有聲畫。以贈焉。其畫取英明清三字爲軸子。即時和章而謝之。
是翁筆力萬人英。鐵畫銀鈎冠大明。
猶有鄭虔三絶在。畫圖詩句備員清。
诗中所赞梅崖系宁波人，《鄞县志》中记载：“方仕，字伯行，号梅崖，善书能画，有称于时。诗中的“鐵畫銀鈎”出自唐欧阳洵的《用笔论》，“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而郑虔系唐代画家，于开元中为广文馆学士,曾进献诗篇及书画,玄宗题“郑虔三绝”。遣明使与文人的交流，多求明人的诗、书、画。方梅崖与策彦情谊甚笃，其墨迹通过遣明使流传至日本。
於浙江驛时。詣南禺外史豊存叔。叔相見予。講禮後請歸。叔挽留前導以引于遊宴之堂。……叔於船中復宴飲。出豫北之竹葉酒。淡而如水。叔云。不可累觴。酔三五日也。故以小盃酌之。仍乞筆賦卽事云。
池磨菱鏡絶纖塵。桂棹蘭舟常載賓。
學海淵源吾始見。文瀾浩渺孰相論。
才賢親垂渭濱釣。仁惠頻遷合浦蠙。
天下李膺翁繼踵。龍門登陟屬斯津。
豊存叔卽和云
上人衣鉢淨離塵。今日偶然迎上賓。
吐句周詩聲入律。揮毫晋法帖難論。
釋而儒墨共該服。席上珎璋不納蠙
歸便得波濤遠穩。布帆無恙海東津。
丰存叔系丰坊，《明诗综》卷四十四中记载“丰坊鄞县人，嘉靖癸未进士，除礼部主事以吏议免，”“以书法名，人称‘丰考功’，亦称‘南禺外史’”。著有《鲁诗世学》、《春秋世学》、《易辨》、《南禺集》等，是嘉靖时期宁波一流文士。策彦对丰坊十分景仰，诗中赞叹其学识渊博、文澜浩渺。渭滨垂钓被天子慧眼识贤。施行仁政如东汉仁惠，孟尝去珠复还。赞其如继李膺之踵，为自己能与对方交往为荣。该诗结构严谨，多用典故，喻示切实，语言典丽精炼，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丰坊对这位“诗声入律、挥毫晋法”、通释儒的使僧也大加赞赏。尤其值得一提的策彦请丰坊为其《城西联句》作序，回国后策彦将此书献于宫中，这为后来联句在日本中世的兴盛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遣明使入宫，能觐见皇帝者不多，能与皇帝唱和者则少之又少。迄今为止在关于明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先行研究中，只涉及到明太祖与绝海中津“熊野古祠”的唱和。而策彦两次入明，均与嘉靖帝有过唱和之事却鲜为人知。
嘉靖十八年三月，策彦一行“入燕京。收贡物参内。應制即席賦詩云。”
萬里使星朝奉天，五雲捧上玉樓前。
献君唯以無彊壽，我是日東蓬島仙。
帝乃賜御詩
東夷有禮信眞緇，遠越潮溟明國彜。
入貢從今應待汝，歸來勿忘朕敦儀。
應制於御前渉筆和云
入貢古今無磷緇。我邦久仰大明彜。
三千禮樂珠簾捲。紫鳳翩々舞羽儀。
从嘉靖帝皇恩浩荡、恩泽四表的诗中看出当时明的大国地位。策彦在诗中使用华丽的词藻对嘉靖帝歌功颂德，“仙人祝寿”，赞美大明宫“三千禮樂珠簾捲，紫鳳翩々舞羽儀”，如天宫般的富丽堂皇，表现了朝贡国对明仰视、恭顺的态度。
在中国，自古以来“诗”是君子修养的最佳文化体现。浸染了“礼”之文化品质的诗歌，已成为士人阶层的一种行为标志，并在“礼以别异”的等级社会中积淀为彬彬君子的文化身份。在当时的东亚国际社会中，这种儒家文化已经影响到邻国日本和朝鲜。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入北京寓嘉宾堂收贡物。二十四日。参内朝拜献诗。
熟路洋中船翼輕。天書早召驗吾誠。
禁池再浴恩波水。弊垢袈裟影猶清。
帝賜御和云
氏姓聲名倶不輕。曰謙曰策盡其誠。
前來錫杖今杯渡。戒律再三如水清。
奇哉才業與淵深。佳作一章波瀾心。
賢衲所栖春色永。禪林花發又詩林。
策彦两次入明进京朝贡，均受到嘉靖帝召见，可见嘉靖帝对日关系的重视。皇帝赞一外国使僧“奇哉才业与渊深”，称其“佳作一章波澜心”。这种评价，在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本贡使获得皇帝的赞赏，消息立即传遍宫内外，因此遣明使策彦归路有“萬戸三武官奉宸諭前導。至諸寺則寺長著法衣率。撃鼓鳴跋。門外迎接。”归国时，“時與馬騶呼填咽衢道，百官庶職相揖而送。俊賢髦士相與交者，亦揚觶往餞于江濱”，“両地官人或有絵衣錦栄帰図，作送行之詩，或絵誌別之図餞之，又寄詩箋壮行”，风光无限。最后遣明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在归国船上策彦赋诗：“回首西南是白雲，摩睫東北近郷枌，棹夫莫倦歸舟重，載大唐來獻我君”。表现了其顺利完成朝贡任务和外交使命，满载而归的喜悦。
诗歌是文人之间的应酬、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场合使用的一种手段，遣明使策彦周良的汉诗对其完成外交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四世纪中叶，由于日本自身文化还未成熟，其社会仍渴望继续汲取和掌握中国先进文化。当时五山的诗文僧除佛学之外，还潜心钻研多方面的学问，具有极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作为遣明使，他们直接体验到曾经只能在诗文中憧憬的大陆风情，借助中世遣明使这个传播的途径，一方面将已经吸收、消化的中国文化在实际中应用，在与明各阶层的交流中，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汉学修养以诗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诗文真实地记录了遣明使入明期间的所见所闻，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全貌，体现了诗歌的文化交流功能。遣明使起到了吸收和嫁接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而汉诗便是最好的载体，从遣明使策彦周良的《入明记》可窥其一斑。
本期内容为张晓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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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
——试论遣明使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汉诗及其意义
02：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日本的五山禅僧
03：与谢芜村的俳句、绘画艺术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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