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晶华 | 给日本文学研究者的一封信

谭晶华东亚评论

東亚

新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与教育

谭晶华 | 文

評論

建国后至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期间，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的安排下，中日两国的作家、学者教授间的交流已在进行，井上靖、野间宏、开高健、有吉佐和子等作家都率团访问过中国，不间断地与中国作家和日本文学研究者座谈交流。 “泉涓涓而始流，木欣欣以向荣”——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研究与教育，同样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与发展。

我们知道，日本文学研究可以说首先是从翻译、介绍起步的。中国最早的日本近代文学翻译介绍者可能要数清代的梁启超，他是在流亡日本的船上翻译了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刊于1902年的《清议报》），之后周宏达（周逵）又在1909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所翻译的《经国美谈》，在当时的政治小说中，曾大量使用了汉语词汇，据说译者只是照搬汉语，且对日语助词、助动词及接续词表示的含意做了翻译而已。但是他将日本文学介绍到我国的开拓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五·四”运动后，鲁迅、楼适夷、郭沫若、丰子恺、郁达夫、周作人等文坛巨匠，则分别译介了日本新思潮派、白桦派、唯美派或新写实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译作形式既有小说、戏剧，又有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译介的日本文学目录》中记载了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翻译的日本文学书籍共161册，其中既有长篇的单本书，也收录有十名以上作家创作的中短篇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间，日本文学的译介工作仍在继续，陆续有《日本狂言选》、《古事记》、《浮世风吕》等古典作品翻译问世，也有一些近、现代作家的翻译作品陆续问世——如二叶亭四迷、樋口一叶、德富芦花、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志贺直哉及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壶井荣、黑岛传治等，此外还有木下顺二的戏剧、新藤兼人的电影剧本及一些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书籍。在北京大学编写的前述目录中，记载了这三十年间出版的139部作品的名称。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取得了空前的业绩。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达千种以上。例如古典作品《源氏物语》、《万叶集》、《平家物语》、《古典俳句》、《枕草子》、《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狂言选》、《浮世理发馆》、《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等等。连同2008年的《新源氏物语》（为纪念世界最古老长篇小说诞生一千年而刚刚出版）在内，仅《源氏物语》已有丰子恺、郑民欣等翻译的六个版本。近、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与出版，也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范围更加广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夏目漱石、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太宰治等作家的“日本文学丛书”系列。川端康成的主要代表作品亦有多种译本问世，包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十卷集》（高慧勤主编）、人民文学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小说集》、《川端康成散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芥川龙之介全集》（五卷本、高慧勤、魏大海主编）；叶渭渠、唐月梅主持翻译的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叶渭渠、许金龙、杨伟等翻译的大江健三郎作品系列；金中翻译的石川达三作品系列、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系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反战文学系列；还有多种优秀的日本中、短篇小说译文集获得出版。

在近三十年中国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事业中，许多出版社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出版社之外尚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青岛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另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介绍、评论外国文学的月刊、季刊等文艺杂志也一直或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日本文学》、《译林》、《译海》、《外国小说》等。这些文艺刊物陆续翻译、发表了许多日本近、现代以来优秀的中短篇文学作品。

数十年来，参与日本文学译介工作的前辈、后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虽然风格有所不同却为日本文学汉译的多样性丰富性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应当说，总体质量是在竞争中稳步提高。日本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高慧勤先生，在日本文学翻译界及全国大专院校日语专业的师生中口碑颇佳，她曾强调说，作为一名译者，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维护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方面，翻译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翻译理当忠实原作。但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字语义的翻译，还包括原作风格、原文美感和诗意的转达，翻译中失去了这些就谈不上忠实。

作为译者，应时时站在作者和人物的立场上，以理解的态度去阅读作品。“翻译要离形得似”，“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整体上把原作风格到位、贴切、传神地表达出来的，就是好的译本，这也需要译者付出终生的努力。[1]换言之，倘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未能达到相应的程度，日本文学的评论、研究也会缺少相应的氛围或基础，高水准的活跃的研究活动也便难以为继。尽管当前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认识上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应肯定三十年来日本文学译者们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

1979年，我和莫邦富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秋高气爽的长春迎来了全国各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出版文化机构的几十位知名学者参加盛会，当年二十八岁的我，竟是与会者中最为年轻的代表之一。我首次见到了学生时代仅能通过文字仰望的老前辈教授学者王长新、雷石榆、谷学谦、李芒、吕元明、文洁若、金中、李德纯、卞立强、李正伦、吴其尧、孙立善、唐月梅等，一张保存至今的合影上留下了陈涛、周丰一、俞馥英、吕元明等几位前辈和蔼可亲的笑容（1979年9月26日）。

当初，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被国家民政部认定为中国的一级学术团体，会员共二百余人。首任会长是林林先生，名誉会长是夏衍、楼适夷先生，第二任会长由李芒先生担任，第三任会长由高慧勤先生担任，吕元明、李德纯、金中等陆续担任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前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是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第二届1982年在山东济南市的山东大学；第三届1985年在河南洛阳市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四届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华南师范大学；第五届在福建厦门大学；第六届在山东烟台大学。第七届起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2000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002年第八届在山东青岛海洋大学；2004年第九届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学院；2006年第十届在成都的四川大学；2008年第十一届在辽宁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2010年第十二届在吉林延边大学；2012年第十三届在甘肃兰州大学；2014年第十四届在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年第十五届预定在浙江杭州师范大学举办。每届年会都会确定一、两个学术研讨的主题——如“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传统”、“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学研究”、“国际性、学际性：学术互动中的日本文学研究”、“东北亚历史语境中的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历史的交汇与想象的空间”、“日本文学的想象力：从古典到现代——东京、上海、广州”、“都市年轮：风物与情感；专场讨论——芥川龙之介：中国的视角”等。

为了拓宽本会会员的学术视野，提升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水准，历届年会曾先后邀请了中西进、川本皓司、平冈敏夫、铃木贞美、盛宁、严绍璗、王晓平、李哲权、刘建辉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做大会讲演。依据每届年会的惯例，大会发言之后再分“古典文学组”、“近代文学组”、“当代文学组”、“文学翻译组”等进行热烈、自由的小组会学术发言并讨论。

记得在文革刚结束的第一届研讨会上，研讨内容多围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或左翼作家的创作，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政治氛围使不少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心有余悸，一位研究石川达三创作的前辈教授口袋里藏着有关石川达三的研究论文，宣读的却是研究小林多喜二的论文。笔者带去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的研究论文，竟受到前辈学者的好心告诫——研究、评价政治上“反动”的作家须慎之又慎，当心别犯错误。长年受极左思潮冲击和影响的老一代研究者，出现那样的反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好在这种局面很快有了转变，随着全民思想的不断解放，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日益活跃、深入的局面。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就出现了不少研究川端文学的论文。1985年前后，川端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不同观点还在会内会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反映了当时的文坛状况——有关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认识发展颇具意味。1979年下半年创刊的《译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英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次印刷了60万册仍旧脱销，大受读者的欢迎。但此举在当时，却受到外国文学界权威学者的严厉抨击或指责，甚至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和胡耀邦同志。通过争论，《译林》的办刊方针才获得肯定，研究界对纯文学、大众文学中优秀作品的不同价值也才有了新的认识。

简单回顾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似可大致分为三个十年或阶段。第一个十年是开拓的阶段，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受到一定的局限，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在重整旗鼓，年轻一代刚刚进入且正在学习的阶段；第二个十年是积累与升华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在于老一代学者打破了文革的思想禁锢，厚积薄发，开始将研究扩展到日本文学的多个领域且陆续推出了重要的、具有铺垫意义的研究成果，同时文革后的一代年轻学者基本完成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的开始在研究、教学、翻译或出版领域担当重任，有的则留学日本进一步深造；第三个十（五）年，即二十世纪末至今距离我们当今现状最为贴近的一段时期，毋宁说这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不断深化和全面发展的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日本文学的教授学者开始成为业务骨干，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国内外完成了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深造，毕业后或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任职求发展，或回到国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担当重要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这一批新生力量对于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深化和发展，发生或正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必须承认，这也是我们日本文学研究会获得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作为挂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属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其最为重要的功能或职责，正是团结全国各单位的日本文学学者，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包括各类学术讲演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达到交流信息、促进学术发展的目的。为此除了三年、两年一度的全国性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研究会还举行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讨会。

例如，与日本大众文学研究会（会长是曾任日本笔会会长的尾崎秀树）举办了两届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大众文学的定义、产生的背景、特定的作用及与纯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与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是长谷川泉、羽鸟彻哉）举行过三届学术研讨会，对作家川端及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探究与讨论，推动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与日本解释学会（联络者是该会前任副会长羽鸟彻哉教授）也联合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解释学会中的日本学者并不局限于日本文学研究，而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等，因而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拓宽视野、博采众长并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不无裨益。此外，研究会也曾邀请日本的著名作家或著名学者来华讲演，例如2008年12月下旬，曾邀请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铃木贞美教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地，连续做了近十场十分重要的学术讲演。所有这些学术活动皆与研究会的办会宗旨吻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文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优势与作用，积极促进中国日本文学的研究与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十五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不仅局限于作家、作品研究，也广泛涉及了文学史方面的研究（高慧勤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叶渭渠、唐月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和王向远编撰的《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等）、文艺思潮史（叶渭渠编写《日本文学思潮史》）、和歌俳句史（李芒先生的诸多相关著述、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和郑民钦的《日本和歌俳句史》）、日本现代文学样式研究（关于日本“私小说”的研究）、比较文化学或比较文学方面的诸多研究（如李征的“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研究《作为表象的上海》、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稿》《日本中国学述闻》、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和《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王中忱的《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论集》等等。总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渐入佳境地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值得一提的相关研究还有：安部公房研究、大江健三郎研究、三岛由纪夫研究、文化交流视野中日本女性文学研究、战争文学中的“笔部队”研究、殖民地时代东三省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学研究等等。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提出了一些例证。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值得一提。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机关刊物《外国文学评论》上刊出的部分文章为例——如李芒先生《美的创造——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论》、李德纯先生《独特文化背景下的青春嗟叹——岛崎藤村的『家』》、高慧勤先生《传统创新·别立新宗》和《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吕莉《“白雪”入歌源流考》（2008年“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一等奖）、王向远《中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政治小说”比较论》、《日本有“反战文学”吗》、何乃英的《大江健三郎创作意识论》、魏大海的《日本现代小说中的“自我”形态——关于“私小说”样式的一点考察》、高宁的《虚像与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孟庆枢的《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思考》、刘瑞芝的《论“狂言绮语”观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邱雅芬的《『上海游记』：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全球化与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等等。显然，在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中，不乏视野广阔、文学理论铺垫厚实、受过良好学术方法训练的优秀人才，尤其在近几届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全国年会上，学术研讨会一次比一次热烈而富有生气，学术含金量越来越高，受到会员、与会者的广泛好评。

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学者主要包括科研院所的研究者、各大专院校的教师、各大专院校所属语言文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各出版社等文化机构的编辑等。这些研究者各有所长、各具优势，三十年来通过日本文学研究会这个全国性、高品质、高追求的学术交流平台，很好地实现了信息交流、学问切磋、通力合作、共同提高的目标。其实，各大专院校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状况亦直接关系到我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关于中国高校日本文学课程建设的研究》课题组所做的调研，或许能说明目前我国高校日本文学教学之一端，故简单说明以供参考。

该项目研究组在2008年3月向全国各高校发出调查问卷共178份，至同年6月共回收了80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97.44%的高校专门开设了日本文学类课程；61.54%的学校开设文学类课程已达5年以上；开设古典文学史课的占55.13%，近代文学史的占79.49%；开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的占43.59%，近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的占79.49%，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课占29.49%；文学方向的教师占日语教师四分之一以下的达69.23%，占一半以下的有28.21%。该调研对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中遇到主要困难——如不同类型院校对日语语种的重视程度、教育资金的投入、非语言类大学开设外国文学课与其他课程的时间冲突、研究资料的购买、师资培养及学生学习热情的培养乃至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问题等均做了调查。

近些年来，中国高校主办的日本语言文学、日本学之类的研讨会日益增多，各校的教师、研究生皆可利用这个讲坛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听取同行专家的意见和指教。这些状况对于推动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对于准备日本文学研究力量的后备生力军，皆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或情况——在河南、东三省和上海等地区，近年来组织了一些地区性的文学研究会（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我们知道，上海地区开设日语语言专业的高校已达30余校，每年寒假之前，由各校轮流举办文学专题研讨会（至今已举办14届），让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做主题发表，与会者各抒己见，气氛极为活跃。迄今已举办了七届。讨论内容有作家论，有文学流派、文学倾向及方法论研究，也涉及日本文学课程的教学法。高校和校属研究所进行的日本文学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将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输送合格的后备人材。

高校的日本文学教育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变化，高等教育已从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扩招后的部分学生对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内容认识有偏差，认为只要学好日语，再学点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今后找个好工作就行。随着网络文学、动漫文学的流行，文学的种类、作者与读者都在发生变化。相对三十年前的学生来说，现在的学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脱离文学”的倾向，一些学生对文学不感兴趣，或认为文学太艰深，或认为文学无用、不实用。这不仅是我国大陆，港澳台甚至日本的文学教师也在为之苦恼。所以，高校的教师除了进一步深入进行教学改革，编好教材，丰富教学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端正专业思想，要用各种方法使学生明白，通过日本文学，我们可以学人生、习教养、长知识、阔眼界。在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处事方法、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语言风格等各方面，日本文学曾经影响过几代人，今后还必将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影响年轻的一代。

在世界加快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通过日本文学这扇窗，更多的了解日本文化，借鉴邻国的经验与精华，实在很有必要。正因为如此，日语专业的教学大纲把日本文学定为主干课程，通过学习，要求日语专业的本科生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与气质，同时还希望学生能初步掌握文艺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教育部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规范》中也规定必须开设日本文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时光荏苒。1979年中国日本研究会成立之时我还是一个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三十五年来，我目睹、见证了学会内外许多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言传身教，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教学、研究和出版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求实、严谨、谦和的作风，深深感染、影响并鼓舞着我们及下一代的年轻学者。他们是如雷贯耳，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名播四方的大家，在年轻一代眼中，他们始终是睿智、谦逊、敬业的长者，是令我们崇敬、心仪的楷模。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已谢世。

但是每当我们回眸三十多年来日本文学研究事业步步走来的历程时，许多令人难忘的人或事都会历历在目地浮现于眼前，令我们感怀不已。我想起文革后教育部批准的首位日本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的刘振瀛教授，学生时代便读他的《二叶亭四迷小说集》译本序及许多关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评论文章，是他把一个个青年学子领进了日本文学研究的殿堂；我想到慈父般可敬的长者李芒先生，他多年兢兢业业地主持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各项工作。1982年至1983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大平班学习期间曾数次造访，先生取出冰啤酒在四壁放满书橱的书斋里与小生谈论日本文学，他教会我们识别真伪，感悟人生的真谛。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2007年刚刚仙逝的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慧勤研究员，她在研究的同时主持翻译了近六百万字的日本文学作品——《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龙之介全集》等。其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及川端康成译著文体风格贴近原著，选词炼句精益求精，语言典雅优美堪称精品。高慧勤老师为人坦荡、正直，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记得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日本短篇小说选》（高慧勤主编）中我翻译了司马辽太郎的《二军师》，其中的武士对话皆为文语。高慧勤老师耐心地将我近二万字的译稿改得满篇通红，使我真正懂得了文学翻译绝不仅是外语理解的问题，对文语和现代语、文章语和口语的把握、对文学意境的传达有了深刻的理解。

▲高慧勤

我们还十分缅怀那些业已谢世的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做出过很多贡献的学者王长新教授、李正伦先生、吕元明先生、叶渭渠先生、仰文渊先生、李德纯先生等前辈们。前两年离我们而去金中教授是一位经历坎坷却热情、活泼的学者，这位60年前的解放军炮兵连长、曾率部队冲过上外大门口解放上海的功臣1979年早在长春时即与我结成忘年之交。金中教授的翻译作品顺达、流畅、文采飞扬，恰似他那美声的高歌。他曾书赠墨宝予我——“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寄托了老一辈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对后生晚辈的期冀。

还有更多的我们崇敬的老前辈依然健在，他们一直在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推介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像在特殊的日本文学研究领域赢得了中日两国学者极大尊敬、译风严谨并与萧乾先生共同翻译出版了天书般艰涩难懂的西方“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的文洁若老师。每次见到他们，一股崇敬之情总会油然而生。在出版领域，译林出版社的老社长李景端先生则是一位颇具眼光的文化人，他思维敏锐，不走老路，敢为人先。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小青年的稿件很难出版，李社长却唯才是举，大胆地企用后学，使年轻一代学者得以迅速成长。

回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日本文学的研究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我倍加珍惜与新、老同事并肩工作的所有时日，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更加感怀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与支持。当然，也为我们努力带来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教育事业的新气象而自豪。老一辈学者对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我坚信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教育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代代传承的事业。令人欣喜的是，更多有才华的青年学人已加入了我们的这个队伍，他们将接过老一辈学者的接力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耕耘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和教育今后一定会获得更加丰硕成果，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坚实的发展。

本期内容原载于《日本学刊》2011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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