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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省三|日本人是如何研究鲁迅的

东亚评论 2019-04-02


日本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藤井省三教授访谈纪要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教授是海外著名的汉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电影、文化,尤其聚焦于鲁迅研究,是蜚声海内外的鲁迅研究专家。日本鲁迅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赡。考据研究是日本学界鲁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除外,还有重要的方法之一的比较文学方法。日本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且成绩突出的代表性学者就是藤井省三。他翻译且研究鲁迅作品,对鲁迅《故乡》在中国的阅读史、鲁迅与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太宰治、松本清张、村上春树等之间关系也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然而,国内外鲜有关于藤井省三或日本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论著,个别论著或访谈虽有提及,但是比较零碎。本文为首次记录、整理了藤井省三教授关于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的方法的一次专题访谈,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鲁迅乃至日本汉学研究。

 2018年1月28日,藤井省三教授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邀请,参加了该院举办的“东亚鲁迅研究”座谈会。会上,中日韩三国学者以访谈的形式,主要围绕日本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方法,与藤井省三教授展开了对话。


访谈者:

藤井先生好!您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尤其是鲁迅研究的著名专家。我们知道日本学界鲁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是考据研究,而您的鲁迅研究里有许多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如您在2015年出版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选集里,发表了鲁迅与夏目簌石、芥川龙之介、太宰治、松本清张、村上春树等之间关系的文章。此次座谈,您能否结合您的研究,给我们谈谈日本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藤井省三  著《鲁迅与日本文学》

藤井:

好的!非常感谢贵院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广州是鲁迅先生曾游之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广州时代在鲁迅文学里面是富有划时代性意义的时期。在这里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师生们交流,一定能让我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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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领域是从鲁迅到莫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展开研究。首先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一个方法是翻译,即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对鲁迅作品一字一句地翻译。在阅读鲁迅作品时,中日两国国读者的阅读方式有所不同(中国人阅读鲁迅的作品和我们日本读者阅读鲁迅的作品相当不一样)。中国读者不太会关注的细枝末节会成为我们翻译时的关注点,举个例子说,鲁迅的作品《故乡》里叙述者的“我”被称作“迅哥儿”,听起来很像鲁迅本人。叙述者的“我”重新见到闰土的时候,闰土变化很大,他将自己的儿子水生带上前来,叙述者的“我”一见到水生,就说他像二十年以前,即廿年前的闰土。主人公“我”是在十岁左右见到闰土,然后于二十岁左右离开故乡,二十年后才回到故乡。所以从十岁到二十岁,还有从二十岁到四十岁,这样算起来,鲁迅这里的二十年应是三十年,但为什么鲁迅没有写水生像“三十年”以前的闰土,而是写像“二十年”以前的闰土?一般中国读者想必不会格外关注这样的小问题,但是我们外国人翻译的时候,会关注这样的小问题。我认为鲁迅特别让叙述者的“我”说水生就像“二十年”前的闰土是因为当年叙述者的“我”和闰土分别后,“我”常常怀念闰土哥,想见到他,想起和他一起玩耍的时光……,然而,“我”二十岁左右离开故乡以后忘掉闰土了,直到二十年后才回到故乡重见闰土。从十岁到二十岁虽然没见过闰土,可是此间“我”因心里常惦念着闰土,所以,“我”第一次见到闰土和他儿子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好像时光只流逝了“二十年”。作者这样写应该是为了强调叙述者的“我”对闰土的十年的怀念以及二十年的忘却吧。


 鲁迅及作品《故乡》


因此,我们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研究鲁迅的不同之处是,我们会探讨这样的小问题。再例如,鲁迅《故乡》中还有一个问题:叙述者的“我”称闰土为“闰土哥”,闰土和杨二嫂都称“我”为“迅哥儿”。那么,“闰土哥”的“哥”和“迅哥儿”的“哥儿”的区别是什么?即“哥”与“哥儿”有什么区别?竹内好先生认为都是“哥哥”的意思,即“闰土哥”与“迅哥儿”一样。可是,鲁迅把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题目译成《哥儿》,由此可见,对于鲁迅来说,“哥”与“哥儿”不一样。叙述者的“我”把闰土叫“闰土哥”,是因为闰土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而闰土叫叙述者的“我”“迅哥儿”是因为“我”是地主少爷。所以出于尊重之意而叫“迅哥儿”。这里的“哥儿”与“少爷”的意思一样。这是我们外国人做翻译工作时会想到的问题,一般中国读者不太会关注这样小小的问题。但于我而言,这样小的问题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个细节,鲁迅把叙述者的“我”故意描写成一个糊涂人。直到中年以后,他才了解到他与闰土、杨二嫂这样的老百姓之间的阶级差别。因为时过多年见面后闰土叫他“老爷”。而闰土和杨二嫂其实早已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一直叫他“迅哥儿”。


语文课本中《少年闰土》插图

一般来说,中国和日本读者认为叙述者的“我”就是鲁迅本人,可是,这个细节说明,他们不能等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鲁迅想借此进行自我批评,即批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阶级”的叙述者“我”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不够深刻,太理想化。《故乡》一方面描写了上个世纪中国社会农村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批评。所以,从很小的问题出发,两国学者对鲁迅作品《故乡》的理解就可能不一样。关于《故乡》,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还发现一个小细节:叙述者“我”启程时,闰土没有带男孩子水生,而是带了五岁女儿管船只。日本学者认为闰土故意没有把水生带过来。因为水生与闰土和叙述者“我”当年年龄相仿。闰土看似麻木,可内心也有创伤。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重复自己的经验,30年后面对社会现实,也即地主儿子与佃户儿子之间的距离,所以,故意没有把水生带来,却是把小女孩子带来。这是田中实教授的看法。这也说明我们外国研究者研究鲁迅的方法与中国学者不太一样。我们通过不一样的角度,找到另外一种解释方法。

   另外,从比较文学观点来说,日本鲁迅研究更关注鲁迅自己的读书经验。鲁迅回国以后,与日本作家有很多交流,阅读了大量的作品。他做了很多日本文学翻译工作。鲁迅作品受到许多日本作家的影响,如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龙之介等,他们对鲁迅影响很大。除《狂人日记》外,《孔乙己》就算是鲁迅最早代表作。1918年5月左右,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引起中外关注,日本学者青木正児是最早公开评论鲁迅小说的学者。可是,此后,鲁迅没有马上写第二部小说,他有差不多一年的小说空白期。这一年他研究了好多外国小说,特别是芥川龙之介。他买了好几本芥川龙之介文学作品集。其中,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鲁迅很可能读了两次,第一次是读了日本文艺杂志《新潮》上的刊载,第二次是读了芥川的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该篇小说。这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孔乙己》与《毛利先生》在故事结构、人物描写等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鲁迅一面模仿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一面创造自己的世界。所以,模仿和创造,这是我们做比较文学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孔乙己》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鲁迅作品的译作越来越多,日本文艺界注意到鲁迅作品受到日本文学影响。


① 芥川短篇小说集

   ② 太宰治《惜别》


可是,30年代后,鲁迅开始对日本作者产生影响,如太宰治、松本清张、大江健三郎、寺山修司和村上春树等等。太宰治是第一位受鲁迅影响的日本现代文学代表作家。太宰治以青年鲁迅为主人公来写小说《惜别》。从这样的观点来阅读太宰治于日本战败以后的作品,会发现好多“阿Q的孩子们”。村上春树也是受鲁迅影响的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且听风吟》的第一行,即“不存在所谓完美无缺的文章,就像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绝望”,就是模仿鲁迅《野草》里的一句话,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间关系,关于日本作家受鲁迅影响问题在此就不具体展开了。概言之,影响关系是两方面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鲁迅受日本作家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作家受鲁迅影响。


 藤井省三 著《现代中国的轮廓》 単行本  1993年

  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从外国人观点来比较中国作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课本就收录很多鲁迅作品。所有中国人都看过鲁迅好几篇作品,大多数的当代中国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因此研究鲁迅与当代作家之间的影响关系的时候,如果画一种辅助线的话,我们可以让影响关系浮现出来。我的做法就是找到托尔斯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鲁迅很喜欢托尔斯泰,在作品《藤野先生》等作品里提到过托尔斯泰。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给他写信,要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他表示反对,建议这个年轻人翻译小托尔斯泰的作品。鲁迅反对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可他本人却买过俄国《安娜·卡列尼娜》的插画集。为什么鲁迅一面反对翻译《安娜·卡列尼娜》,一面又买该书籍和插画集呢?我认为从感情上说他对该小说有矛盾的看法。莫言也对《安娜·卡列尼娜》感兴趣,在作品中两三次引用《安娜·卡列尼娜》。我对鲁迅、莫言、托尔斯泰三者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此现象曾给莫言先生写信确认他引用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哪个中文译本,莫言先生的答复是他没有看过《安娜·卡列尼娜》,只是曾听老师讲课时提到,所以记住了。只有天才作家可以“闻一知十”,我们一般学者只能“读十知十”。我在研究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影响关系时,用安娜·卡列尼娜作为辅助线。鲁迅与莫言早期小说《白狗秋千架》《怀抱鲜花的女人》等作品里面主人公之间有相通之处。而莫言不满意鲁迅的《故乡》等小说,可能是他主要描写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地深入刻画农民形象,只写了农民形象外面的麻木,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心里。其实,农民看起来麻木,但他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时间关系,具体我就不再展开了。

  访谈者:

非常感谢藤井先生!听了您关于日本鲁迅研究的介绍,我想谈一下我对您刚才发言的理解。


藤井省三 鲁迅研究相关著作


以上您结合自己研究的实践经验,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强调了比较文学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主观方面,您谈到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即一个他者,当面对中国文学的时候,自然是持比较文学态度。藤井先生以上三个方面,我觉得谈的都是这一点。例如,谈翻译时提到“哥”与“哥儿”之别。这么微小之处,虽然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细读文本,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往往熟视无睹。我们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只有像您这样,作为外国人的他者,当逐字逐句翻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进行跨语言的活动过程中,才能发现这些问题,这就是比较。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现象,我们也许不会注意到,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而且您们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如您谈到的外国人对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这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他们的比较与我们的也不同。如您对鲁迅与莫言的比较研究,与我们完全不同。您会借助于另一个视点或媒介,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从而发现一些我们不容易发现却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之,从主观也即作为比较者的他者身份方面,在您看来,日本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自然是一种比较。这也就是说您们对鲁迅所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客观方面,您提到但没有展开,他认为上世纪30年代之前鲁迅作品受到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日本作家的影响,而30年代之后,日本作家又受到鲁迅影响,如太宰治、村上春树。因此,中日近现代文学存在着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即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否由于这个历史事实的存在,您认为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必要的?

藤井:

是的,您的理解非常精彩。



访谈者:

谢谢!藤井先生,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您曾在2010年发表的“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一文中,提到了三种:一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二是由于读书经验的影响关系;三是由于留学、亡命的外地经验。这里,您能不能结合自己鲁迅研究实践经验,解释一下它们的具体运用。


藤井:

鲁迅日本留学和国内流亡对他文学创作影响很大。1926年大革命之后到1927年两年间,由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军阀混战,鲁迅到过好多地方,如厦门、广州、上海。这算是一种流亡。在这样的流亡生活中,鲁迅见到好多中国朋友,还有外国人,他们对他思想创作产生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其为公费留学生,所以相比于其他普通学生,他的生活条件较为宽裕。回国以后,在北京跟他弟弟周作人一起过上了知识阶级的生活,他经常通过东京的书店买日本书和欧美书。通过阅读外国书籍,学习各种思想。因为鲁迅主要管古典书,周作人主要管现代书,所以为了了解鲁迅购买什么外文书,我们必须看鲁迅以及周作人的日记。周作人日记记载了当时向东京书店订购了什么书。如果根据周作人和鲁迅他们兄弟买过的书单,重新阅读这些书的话,可以体验鲁迅文学或鲁迅的读书人生。我自己读博士期间,做过一点这方面的工作。鲁迅所看过的有关现代文学、思想方面的书我基本上都读过。这样,通过书籍的影响发现鲁迅受外国作品影响。利用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方法论分析,可推断出鲁迅受外国作家影响,外国作家也受到鲁迅影响。

访谈者

这三种比较文学的方法里,您使用较多的是哪一种?

藤井

都采用。

访谈者

您的著作“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总体采用的是这种比较文学的方法吗?

藤井

是的。


《鲁迅<故乡>的读书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

藤井省三  著

访谈者

藤井先生,您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除鲁迅外,您还翻译了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从您上面所举例子看,似乎您认为翻译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领域,为什么?

藤井

我们外国人做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翻译,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往往与不做翻译的不一样。日语翻译各种各样,懂中文的日本人对同一个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解释不一定都一样,他们所做的自然是比较文学的思考。


访谈者

鲁迅能成为中日乃至东亚各国都研究的经典作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日本鲁迅研究成就很大,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大家。请问藤井先生,您认为日本研究鲁迅的动因是什么?从研究者个人角度,中国鲁迅研究众多学者中,以钱理群为代表的比较有现实的生命体验,他们把个人生命体验与鲁迅研究结合起来,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


藤井

感谢您对日本鲁迅研究的评价。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看鲁迅的《故乡》,上大学的时候就认同鲁迅笔下的人物。后来一面研究一面了解到鲁迅生活和他所写的情节故事,与我们外国人相当不一样。1979年我参加东大中文系学生访中团,访问北大中文系的期间,见到钱理群老师的时候,他说:“阿Q就是我”。听到此言,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对阿Q没有怀有那样的亲密的认同感。可是,我自己有对于阿Q的另外一种认同感,这就是一半是畏惧和亲近以及永远不能进到阿Q心里的绝望混合在一起的认同感。这可能是太宰治写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小说《惜别》的原因吧。这种间接认同可能是我们外国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处吧。我想非但日本学者而且太宰治、大江、村上春树等作家都很可能为了阐明鲁迅这种永远的秘密,一代一代继续阅读鲁迅。




■ ■■■■


访谈者

藤井先生好!我研读了您的许多论文,发现在采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鲁迅时,您通常将鲁迅与日本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如您的论著“鲁迅《伤逝》中的留白匠意——《伤逝》与森鸥外《舞姬》的比较研究”、“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村上春树《1Q84》中的《阿Q正传》的亡灵们”、“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等,从这些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鲁迅在前;后两个鲁迅在后。这是否意味着在具体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您会以被比较的某一方为主,即用鲁迅解释日本作家或以日本作家解释鲁迅?


藤井

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是对鲁迅产生影响 (给予一方),故而将二人名字后置;而松本清张、村上春树是受到鲁迅的影响(接受一方),所以将其名字前置。比较研究是探讨接受影响的一方是如何模仿如何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对给予影响的一方来说,也萌生出新的解释。拙著关于鲁迅与芥川龙之介、松本清张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


访谈者

谢谢!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您认为比较者对被比较的双方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藤井

个别的作品和作家研究,以接受影响的一方为中心。另一方面,像《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后半部分一样,许多学者关于接受影响的研究累积增多,展开了“日本是如何接受鲁迅的”这样的接受研究。



访谈者

谢谢藤井先生精辟的回答!从您强调翻译、阅读体验,我觉得谈及比较方法,您很强调比较研究者的他者身份、强调他者阅读或研究的差异性,为什么?

藤井

为了了解鲁迅和中国以及世界文学。对我而言,研究鲁迅文学是联结我跟世界之缘的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

访谈者

非常感谢藤井先生!以上藤井先生立足自己的研究实践,从研究侧重翻译、聚焦文本中的细枝末节、作者自己的读书经验,以及从他者视域比较等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日本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作家所持的态度和目的。这一切都加深了我们对比较文学本质的理解。



冯斯我 、陈多友  | 录音记录、整理

藤井省三 | 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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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巍 |辜鸿铭:受辱的身体与受辱的国土(一)(二)

张晓希|中日文化交流特辑: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谭晶华|给日本文学研究者的一封信


下期预告:

王晓平|戊戌序跋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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