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萍| 骄傲还是野蛮——太阳旗下的彩虹桥

台湾“雾社事件”的日本文学书写

——战后至今的文本研究

本文为作者2015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关于侵华战争的文学书写及多元史观研究”阶段性成果。

“雾社事件”是指1930年10月27日发生在台湾雾社地区的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在台湾总督府的强大军事反攻下，雾社起义很快被镇压，雾社地区参与起义的六社（马赫坡社、塔罗湾社、荷戈社、罗多夫社、斯库社、波阿伦社）伤亡惨重，人口数量锐减，族群几近灭绝。

早在二战结束前，此起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矛盾的事件已引起一些日本作家的关注，以“雾社事件”为题材的文学文本相继出现。而战后，这一事件仍一再被日本作家提起和重述。讲述“雾社事件”的文学文本群意义重大，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以1945年8月15日为契机，认识到‘终战’的日本人不再关注他们曾经在东亚发动的对外战争，他们在享受战争‘特需’的同时，将战中日本殖民地主义行使暴力的记忆淹没在忘却的深渊。……战后发表的关于雾社事件的作品和专著是对日本国家规模的‘忘却与隐蔽’的反抗。”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文本并非是对史实的单纯复制或模写，包括一些在前言或后记中的申明很大程度参照了史料的文本在内，都是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架构与阐释。本文选取关于“雾社事件”较为典型的文学文本，从多个视角对此类文本进行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呈现战后70年日本社会在对台殖民侵略历史认知上的复杂情态。

一、 殖民地空间的想象

笔者认为任何文本都无法全面客观地再现“雾社”这一特定殖民地空间的历史状况，即便是作为史料的历史文本，如新历史主义所指摘“并不是客观而被动地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的选择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这个过程受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并非随意的”。相较而言，指涉历史的文学文本则有更大的主观性。关于“雾社”空间的文学描述实际上是作者对殖民地空间所实施的想象与架构，是作者表达历史认知的重要侧面。

    战后日本出现的第一部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文本《蕃歌》发表于1951年。作者西川满称赞雾社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是“全台湾最受文化恩典的蕃地，其教育、卫生、帮扶贫困者就业等各项设施都使台湾总督府和（本土）游客引以为豪。”它强调殖民者对殖民地文化及经济做出的贡献，体现了一种殖民主义遗绪。

而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文本《马赫坡社日志——台湾雾社蕃事件秘录》中，作者宫村坚弥以大幅笔墨着重叙述“雾社”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发生了怎样“文明化蜕变”：日本“理蕃”当局“以德教化”，成功废除了雾社少数民族“猎人头”的恶习，实现了“世界殖民史上的光辉伟业”，“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全岛的蕃地已基本灭绝了蕃害，局面稳定。台湾的蕃地堪称天下的乐园……世上的乌托邦”。作者统计了截止事件发生前的1928年，日本当局在台湾殖民地所建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作为“国语”的日语普及率及诊所数量等，宣称这是所谓“恩威并行”的理蕃政策带来的成果，断言日本山地警察对台湾少数民族“已经毫无征服者、被征服者的感情，而是作为兄弟去指导，这恐怕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绝无仅有”。作者所架构的完全是一个“昭和圣代”的“世外桃源”，而对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财富上的洗劫、肉体上的奴役、精神上的屈辱、文化上的断裂和扭曲，以及历史主体的换位毫无触及。可以说这样的架构不过是殖民者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是一种将殖民侵略正当化的言语操作。

在20世纪70年代《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讲谈社，1975）中，“雾社”空间的“制作”发生了很大改变。作者稻垣真美将“雾社”描述成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压迫与反抗斗争的场域，通过日本某大学现代史教师谷村的台湾之行，对“雾社事件”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小说中穿插了日据时期日本学者对雾社的描述：“受到王化恩泽的蕃山现在高高飘扬着太阳旗，从各处朗朗传来纯真的蕃童合唱君之代的声音”，“在恩威并行的日本政府统治下，冥顽不灵的高砂族最终也化作了纯民”；另一方面通过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解构了上述殖民主义话语。亲历者日本人井上尤里的口述，日据期间日本警官不仅掌握着台湾少数民族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有生杀予夺的统治权；台湾少数民族在教育上遭受歧视，偶有当地人从蕃童教育所进入日本人小学校的，也受尽侮辱和欺凌。“雾社”空间架构对以往在多次历史重述中形成并强化的殖民地认识起到一种颠覆作用。

由“雾社事件”改编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颠覆殖民主义话语的操作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太阳已落山》中却未见进展，而架构了一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面临风化解体的“雾社”。一方面，日本警察热心传授家畜家禽饲养技术，使雾社原有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雾社总头目莫那因养牛而成为屈指可数的资本家。同时他作为总头目的权威地位也被日本的行政统治所取代。另一方面，雾社的许多少数民族女性与日本人通婚，这使少数民族部落面临衰败。虽未见作者西村望对这一现象予以褒贬，但因作者对雾社少数民族的形象塑造带有很多歪曲，因此无法认定此部作品在殖民主义批判上有所进步。

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雾社事件”题材的纪实小说《雾与炎》中的“雾社”不仅是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压迫与反抗的场域，还是殖民者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相克的场域。作者在文本中明确指出，因日本统治者不断强制当地少数民族出劳役，因此“山地原住民无暇顾及赖以生存的狩猎和农业，生活陷入悲惨境地，如果想要反抗就会遭到无理的暴力压制”。雾社原本是自然资源丰饶的山区，有日本学者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张山地开发，而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树木是“神体”，因此开发森林不仅是对财富的掠夺，更是“无异于断其手足、践踏污辱其灵魂”的行为，日本殖民者带来的“更加文明的生活”最终只会使他们的族群灭绝。作者还将“雾社”定义为两种价值体系和不同文化间对立的场域，而非“单纯的优越入侵民族和原始居民间”的冲突场域。这样的阐释赋予了殖民地文化与本土文化平等的地位，体现了作者对殖民主义文化偏见的反思。

二、  殖民地“他者”形象的塑造

对殖民地“他者”形象的塑造是“雾社事件”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侧面。作家通过塑造殖民地“他者”形象实现了对殖民关系与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重新阐释。从战后第一部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文本到晚近出现的该题材文本，这一形象在反复重塑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

首先，西川满在《蕃歌》中塑造的雾社少数民族最突出的形象表征为“嗜血”和“鲁莽”。小说开头描写人们在年轻人的婚礼庆典上因屠宰水牛的血腥场面而感到兴奋和激动，大头目莫那鲁道的长子甚至即兴高歌：“登上高台遥思祖先，大地永远鲜血横流的快乐往昔，啊！何时才能再被允许，我们雾社蕃英勇的猎人头祭”，“生而为人，最大的快乐就是——猎人头”，这是作者西川满为雾社少数民族所下的定义。另外，西川笔下的莫那鲁道头脑简单，低估日本军队的山地作战能力，盲目起义最终失败。

此后，在1965年出版的《马赫坡社日志——台湾雾社蕃事件秘录》中，作者宫村坚弥塑造了在日本“理蕃政策”下，正在从“愚昧”、“落后”向“文明”、“进步”转变的殖民地人民群像：当地少数民族女性希望用“内地语”和“内地人”谈恋爱，而且“最大的愿望是做驻在所巡查的夫人，可以一跃而至统治者的地位”；雾社总头目莫那的长女玛弘与人私通，经日本警察的教训之后彻底悔改；分别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埔里小学校高等科，并由台中州理蕃课长为之取名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更是“理蕃政策的明星”、“未开化的番界的先觉者”；莫那被擅长柔道的日本警察驯服，此后与之交好并对其顺从，但由于头脑简单，受到“不良蕃丁”的蛊惑而盲目起义，失败后竟对日本警察流下忏悔的眼泪，最终吞弹自尽。可见，20世纪5、60年代出现的这两部文本都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

艾勒克·博埃默(英) 著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正如英国后殖民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阐释的那样，在殖民者眼中，殖民地人民“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这种对殖民地“他者”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强化殖民者优越感，将殖民统治正当化的言语操作。

殖民地“他者”的形象在前文所述1975年出版的小说《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塑，改变最大的当属起义发起者、雾社总头目莫那鲁道的形象。在作者稻垣笔下，莫那不仅英勇彪悍，而且有理性，民族责任感强烈。文本中多次强调他在雾社及周边地区堪称首富，而且两次赴日本“内地”观摩，“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不惜消耗兵力征服山区，因为背后有大量的军队和强有力的军工业做后盾。无论山地人怎样熟悉自己土地的地理，如何擅长在原生林中跳跃攀爬，如果被日本官方以强大的兵力和炮火围攻，很快就会抵挡不住。对那些鲁莽地与讨伐队作战的部落头目，莫那感到一丝怜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莫那依然率领了起义，原因在于他洞察到“理蕃政策”将会使族人丧失生存空间。文本虚构了莫那之女玛弘的证言：“雾社蕃”11社尽知起义计划，但都守口如瓶。莫那为保全“雾社蕃”，未让11社全部追随，而是选择了自己的“蕃社”和几个原本打算起义的“蕃社”，“承担了一场‘必败的战争”。尽管也描述了起义即将失败时莫那逼迫家族所有成员自缢的冷酷与残忍，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英雄硬汉”形象。在“理智”这一点上，此文本塑造的莫那形象更是全新的、史无前例的。

莫那鲁道（中）（1880-1930）

台湾赛德克人马赫坡社的首领、雾社起义的领导者

应当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作为殖民主义批判急先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尚未在日本学界普及，后殖民主义理论传入日本并开始在日本学界流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标志性的事件是1993年由日本学者今泽纪子译介的萨义德《东方学》日文版由日本平凡社出版。而《赛德克·达雅的叛乱》中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则与上世纪60年代日本签署“日美新安保条约”、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日本政府为美国提供政治、军事支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相关。加之作者稻垣真美本身具有反战倾向，曾创作出版《拒绝兵役的日本人 灯台社的战时下抵抗》（东京：岩波书店，1972）、《天皇的战争与庶民》（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旧制一高的非战之歌·反战系谱》（东京：昭和出版，1994）等多部反战文学作品，这些因素促成了文本《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的诞生，但文本中的殖民主义批判并未形成一种趋势或潮流。

西村望 小说《太阳已落山》

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太阳已落山》中，雾社少数民族仍被塑造为“淫乱”、“无伦理”、“反人性”和“野蛮”的群体。文本开头马赫坡驻在所的巡查夫人高桥广子抱怨“蕃社的人们都无事可做，男女之间的淫乱好像家常便饭，我丈夫一年到头都在解决这些事情”，充实显示了殖民者的优越感。而文本中也描述了当地居民的多起通奸事件：万大社女性拉哈诺伊婚后与人通奸被判20天劳役；此事件发生的几年前，拉哈的丈夫涅保的堂兄因妻子与人通奸，一气之下杀死自己10岁的儿子，并“出草”砍下几名村民的人头；荷戈社青年西坎因童年遭遇不幸而性格扭曲，成年后一直未娶，因勾引村里的有夫之妇而臭名昭著。此外，文本中还不止一次地制造了少数民族女性裸露下体的淫舞场面。

因笔者目力所及的史料中均未见关于台湾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类似描述。相反，根据日本传教士井上伊之助的《生蕃记》，台湾少数民族“在男女关系上非常严格”，“视贞操为最可贵的东西”。

入台原住民地区 医疗传教士井上伊之助 墓志铭

由于作者西村望没有在殖民地台湾生活过的经历，不可能亲眼目睹上述场面，而此类描述在史料中又无参证互证，因此可以断定作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完全是凭空捏造，客观上起到了将殖民地“他者”丑陋化、妖魔化的效果。笔者认为此种书写策略与作者的写作身份不无关系。作为通俗小说作家，西村望曾3次获日本直木文学奖提名（分别为1980年第84回、1981年第86回、1988年第99回）。不难想象，满足读者猎奇心理以确保畅销是通俗小说得以流通的有利条件。本书腰封上赫然写着“作者详实地挖掘了事件背景，并以自己独特的观点写下了被压迫民族的悲苦与杀戮的惨剧”，文中多处出现对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歪曲，这一方面暴露了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缺乏反省，另一方面也对台湾少数民族构成二次伤害，其结果可能误导读者，造成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偏见。

及至上世纪90年代，在纪实小说《雾与炎》中作者郡楠昭呈现了雾社少数民族的多种表情：大多数女性向往日本，认为“山里人生活落后”，而日本是“真正想使我们文明化”的。作为最典型的例子，荷戈社头目的女儿欧彬（即花冈二郎的妻子），不愿继续保持赛德克人的身份，而宁愿改用日本名“高山初子”；被日本殖民者树立为榜样的花冈一郎和二郎很大程度接受了日本殖民文化，感激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但同时他们心里清楚，“对征服者、殖民地统治者日本当局来说，他们只是被培养的走狗”。由于心地纯洁，他们无法斩断所有“恩情”束缚。他们既不会抗日，也不会背叛为民族而战的同胞。他们“曾经相信可以在日本统治者和本民族二者之间架筑彩虹桥”，最终却只能“和彩虹一道消失”。

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遗书 联名手书

此外，文本中还布设了尽管学业优秀却由于各种原因招致日本警察反感而受到压制的青少年群像，他们在殖民文化中看不到前途，即便顺从殖民者也得不到任何回报，只好反过头来信靠本族文化，决心与本民族共命运。作者通过刻画雾社少数民族的多种表情阐释了殖民地人民在对日本殖民文化认同上存在的多元性、复杂性、游移性、暧昧性和矛盾性，对日本殖民主义话语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解构。

三、  历史事件的重构

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文本并非对事件的单纯记述，作者以特定的历史视域和叙事规模赋予历史事件以一定的因果关联，将其缀述成文的过程即是一种重新建构历史、阐释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行为。事实上，“雾社事件”的历史在文学文本中被一再重述和改写。

在西川满发表于1951年的《蕃歌》中，作者将莫那的儿子与日本巡查之间发生的争执描述为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同时文本也描述了雾社少数民族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正如莫那的长子塔达欧所说：“我们是因为日本人才受不必要的苦”，“修建驻在所、迁徙、修建、补修道路和桥梁，不停地地出劳役，没有一天可以安心地生活。”另外，作为事件爆发的背景，文本还叙述了莫那的妹妹与日本警察近藤结婚后遭抛弃、日本警察压低拖欠劳役工酬等情节，可以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控诉和反省了日本殖民政策的恶行。

台湾真理大学文学资料馆 西川满作品展

不可否认，作者西川满在台湾居住了30年之久，他的人生最佳时段都留在台湾，因此对台湾抱有眷恋。另一方面，一个曾在台湾积极协助推进“皇民化运动”、并以诗集（《一个决意》.台北：文艺台湾社，1943）的形式鼓吹日本侵略战争的作家，他的历史认知恐怕难以随着日本不彻底的“战败”发生根本改变，他的反省和批判针对的只是“理蕃政策”的技术层面，而并非日本殖民侵略行为的本质。另外，由于日本殖民当局报复性制造“第二次雾社事件”的内幕直至1970年江川博通的《雾社血樱》（东京：森永印刷，1970）出版才得以披露，因此文本中未涉及此次事件，应知文献史料匮乏也是导致作者历史视域和叙事规模受到局限的客观原因之一。

    同样，1965年出版的《马赫坡社日志——台湾雾社蕃事件秘录》仍然缺乏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反省。文本作者宫村坚弥将事件起因描述为雾社头目莫那因儿子与日本巡查发生纠纷，担心儿子受罚，又被仇视日本人的“不良蕃丁”蛊惑，因而引发暴动。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此次事件是因世事无常，总头目莫那受自暴自弃的不良蕃丁怂恿，与之共赴黄泉，完全是一起偶发事件”。作者将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演绎成一起孤立的意外事件，显然是将事件性质“矮小化”的操作。笔者认为这样的书写策略与作者的身份密切相关。作者宫村亲历过日本对台的殖民历史，亲自见证了“理蕃”的“成就”，正如他本人在小说扉页上所写的，这部小说是他“自己青春灵魂的纪念塔”。可见，战后他仍以“身为一个旧时代台湾统治者、关系者为荣。”另外，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以高速成长、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日本人恢复了自信，肯定性的日本人论高涨”。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也纵容了日本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无罪意识。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央公论，1963年9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笔者认为，宫村坚弥的《马赫坡日志》在历史认识上与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同出一辙，都是战后日本对侵略历史没有清算，加害者责任意识暧昧衍生出来的产物。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雾社事件”的历史认识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小说《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中得到很大改观。首先，文本勾勒了从云林起义（1895年）、北浦事件（1907年）、苗栗事件（1913年）到六甲事件（1914年）、西来庵事件（1913~1915年）等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历史脉络，指出在1895~1915年的14次武力反抗运动中台湾殉难者高达12万人，对于不服从日本殖民当局统治的台湾少数民族，台湾总督府往往派出大量军力以强火力和烧杀战略进行全面扫荡，并破坏田地、缴收枪支、强制迁徙，使无数人丧生。作者对台湾抗日历史的梳理使“雾社事件”具有了历史语境，不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其次，作者在叙述“云林屠杀”的场面时，对比了“南京大屠杀”和1968年美军在越南制造的“美莱村惨案”，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雾社事件”的发生给予重新定位，为历史叙述提供了宏大视角。

“美莱村惨案”是文本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符码。1964年美国悍然对越南北部发动军事进攻，日本民众通过媒体目睹了战争的惨烈。1965年小田实、开高健、鹤见俊辅等进步知识人倡导并组建了“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合”（简称“越平联”），在日本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认为，作者之所以将“美莱村惨案”这一符码植入文本，意在提醒读者日本几十年前以武力强权欺压弱小民族的惨剧仍在上演，然而日本不但没有反省历史，还为制造“美莱村惨案”的美军提供支持，成为战争的协力者和间接的参战者，这正是作者的创作动机及文本的生成条件。

同样，1992年出版的小说《雾与炎》也从日本殖民统治史的角度对“雾社事件”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郡楠昭在文本中回顾了1902年日本当局在台湾中部策划实施了镇压汉族人抗日运动的“斗六事件”，并指出在斗六归顺仪式会场将与会者60人全部杀害；1903年10月日本当局密谋“姐妹原事件”，惨杀了雾社150名精锐，致使雾社元气大伤最终“归顺”日本政府。文本提到的“斗六事件”、“姐妹原事件”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对毫无提防的人进行的杀戮，这一点与“雾社事件”十分相似，因此可以认为对“斗六事件”和“姐妹原事件”的回顾旨在暗示读者，“雾社事件”是对先行者的一次仿效。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另外，作者还在文本中指出，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至1905年“日军攻打太鲁阁地区之前台湾已有10万山地人惨遭杀害”，而在雾社起义被镇压后，日本殖民当局又报复性制造了“第二次雾社事件”，事后强制幸存者迁居至川中岛，这“可与臭名昭著的1839年3月26日美国印第安人强制迁徙的‘眼泪之路’相匹敌”。借“第二次雾社事件”的执行者之一日本警察小岛源治之口说出：“日本是无慈悲的霸权国家，台湾被当成了牺牲品。日本将其与欧美相比的劣等感直接转化成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优越感，这是多么粗鲁的行为”。通过重新架构“雾社事件”的历史语境，作者对日本的殖民侵略历史进行了批判。

余 论

战后日本“雾社事件”题材文学文本大多并非经典名著，未被写进“日本文学史”，因而未能受到关注。如英国后殖民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所说：“关于殖民活动的文字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它揭示了那个世界体系如何把其他民族的沦落视为当然，视为该民族与生俱来的堕落而野蛮的状态的一部分”。战后70年，我们更有必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日本关于殖民侵略历史的文学书写进行回顾和探究。

事实上，战后日本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从未间断。笔者注意到2000年以后仍有日本作家关注这一历史事件。例如2008年由小说家津岛佑子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过于野蛮的》虽然没有正面描述“雾社事件”，但它讲述了事件发生一年以后，随丈夫移居台湾的日本女性美世对事件的关心和思考。文本中的美世由于长期受男权主义压迫，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和话语权，因而产生对“雾社事件”发起者莫那鲁道的向往，甚至希望死后一半变成白骨，一半变成木乃伊的莫那鲁道能接纳作为“日本人”的自己。笔者认为，作者将男权主义话语下“过于野蛮的”女性形象和殖民主义话语下“过于野蛮的”殖民地人民形象相交叠，通过暗指隐喻等修辞表现，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控诉了日本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压迫和伤害。

▲《过于野蛮的》

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都体现了较强的文本间性，特别是历史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例如早期出现的小说《蕃歌》、《马赫坡社日志——台湾雾社蕃事件秘录》主要参照了台湾总督府的史料《雾社事件之始末》，因此在对事件的根本解释上与总督府论调一致，仍持续殖民主义色彩。而1975年出版的《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除在后记中列举了井上伊之助的《生蕃记》（1926）、宫村坚弥的《马赫坡日志》等参考书目外，文本中还引用了1933年的《台湾民主党革命运动宣言》的相关内容。此后，1992年出版的小说《雾与炎》除在参考文献中列入了宫村坚弥的《马赫坡日志》、稻垣真美的《赛德克·达雅的叛乱（雾社事件）》、西村望的《太阳已落山》等先期出现的文学文本，还列入了台湾学者戴国辉编著的《台湾雾社蜂起事件》（东京：社会思想社，1981年）、台湾漫画家邱若龙的漫画丛书《雾社事件》（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事件亲历者赛德克族人阿威赫拔哈的《证言雾社事件》（许介鳞译，东京：草风堂，1985年）等资料。而2008年出版的小说《过于野蛮的》在参考文献中列入了台湾学者洪郁如著《近代台湾女性史 日本的殖民统治与“新女性”的诞生》（东京：劲草书房，2001年）、台湾作家、民间学者邓相扬著《史实系列1 抗日雾社事件的历史 日本人大惨杀何以发生》（大阪：日本机关纸出版中心，2000年）等。总之，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都体现了文本间的相互听取、回应、借鉴和采纳，对日本的殖民主义话语构成了维护或修正、解构或颠覆。

文学以言行事，文学以言取效。关于“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实则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认知、架构与解读。从战后日本对台殖民侵略的历史认知来看，这些文学书写呈现出从单一的殖民主义价值判断走向多元的后殖民主义价值判断，从封闭的独语走向对话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凭借作为历史主体的曾经殖民地人民的发言，凭借越来越多的台湾及大陆研究者和作家们的参与，日本还会不断涌现出关于殖民侵略历史的书写，关于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对话仍将持续下去。

本期内容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总第238期).

东亚评论经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援引及参考文献详见原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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