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将日本平民裹挟进战争的？
编者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日本法西斯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伤害，也把日本带入了深渊。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对国民伦理思想的控制，意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了对国民伦理思想的统治；在其统治下，日本国民的伦理观呈现了怎样的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风潮中，以战后经济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复苏。但是与此同时，“大正赤心团”（1918年）、“大日本国粹会”（1919年）、“赤化防止团”（1922年）等团体纷纷建立，以“国粹高扬”、“防止赤化”为口号，开展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堪称日本法西斯教主的北一辉也与大川周明等人于1919年建立了犹存社，宣扬国内的改造。并于同年执笔写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民间法西斯主义者和青年将校视为圣典。1923年由于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对立，“犹存社”分裂为许多右派法西斯团体，大川周明与安冈正笃等人建立了“行地社”（1924年），赤尾敏和津久井龙雄等人建立了“建国会”（1926年），上杉慎吉与高畠素之等人建立了“经纶学盟”（1923年）。这些由知识分子倡导建立的民间团体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和井上日召的破坏主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的本质是在强力的国家集权下的国家社会主义。1906年其写作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在该书中对日本的国体和当时的社会主义流派展开了较为彻底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为他数年后撰写国家改造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北一辉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他的国家改造理论得以逐渐系统化，1919年执笔写成《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该书主张在日本实行政治、经济和行政等诸种改革以建立彻底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主张利用天皇的权力，停止宪法、解散两院，建立以天皇为国民总代表的彻底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机构。实行土地改革，都市的土地都归市有，大森林、大农场归国有经营；实行经济改革，日本每个家庭所有财产，限定为一百万日元，其余无偿献给国家。实行行政改革，设立银行省、矿业省、农林省、工业省和商业省等组织，增强行政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当论及日本的殖民地改造方针时，他提倡诉诸战争。
与北一辉运用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来阐释国家论相比，井上日召更加注重实际改造的效果，轻视理论。井上日召笃信日莲宗，在很早就注意运用宗教在农村中传播反政府思想,希望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起初他主张通过对群众的启蒙使几万人“包围东京，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包围东京市，推举谈判代表，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但是1930年来到东京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了尽快改变腐败的政治，使统治阶级觉醒，主张用暴力政变的形式改造国家。对于天皇的看法也是他与北一辉的重大分歧，北一辉由于贯彻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并没有囿于天皇的权威。而井上则对天皇神性深信不疑，他曾指出：“日莲圣人在法华经中说有师、主、亲三德。这三德三位一体。……天皇是一国的元首。也就是说，是主。我们敬仰天皇为大御亲，天皇把我们国民视为赤子而加以怜爱，也就是兼有亲与师之德，因而是三位一体。”运用一切手段排除天皇与臣民之间的联系，官僚、政党和财阀等就成了他眼中要改造的对象。
两人改造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在所领导的民间团体的行动上，北一辉领导的犹存社在它存在的时期内，没有采取直接改造国家的行动，主要进行的是宣传组织活动。而井上日召领导的血盟团不但前期实行集体袭击行动，而且在人数锐减和力量不足时也采取一人一杀的暴力行动，以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由此可见，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是关于行动目的和政治经济层面的理论，而井上日召则注重的是行动的方法。这两种理论虽然理念不同，但是却在不同的层面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1929年7月滨口雄幸内阁接替了因为炸死张作霖事件受到非难的田中内阁，滨口内阁反对露骨的军事侵略，主张实行对外协调和财政重建。同年11月滨口内阁断然实行金解禁政策，加重了10月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力度，造成许多企业倒闭，劳动者薪金下降，工人大量失业。工人的失业也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农副产品的价格大跌，农民负债累累，贫困到了极点。滨口内阁在伦敦军缩条约上的签字以及财阀优先的政策引起了军部和国民的极大不满，也成为军部和右翼团体抬头的重要原因。1930年9月陆军中佐桥本欣五郎等人结成了樱会，与民间右翼分子相勾结，发动了“袭击滨口雄幸”、“刺杀犬养毅事件”、“三月事件”、“五·一五”事件等多起暗杀和起义。军部趁着国内恐怖气氛的“掩护”，1931年9月发动了“满洲事变”，对政府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原本应当远离政治的军部反而成为主导政治的重要力量，开始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35年2月军部法西斯又通过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发起“国体明徽”运动控制了日本的思想界，使军部法西斯所信奉的“统帅权的、神权的天皇”思想成为官许的正统思想。
因天皇机关说事件而被禁止发行的《宪法撮要》，美浓部达吉著。
“二·二六事件”为以民间右翼团体和青年将校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激进法西斯运动划上了休止符。1938年4月发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从法律层面，新体制运动和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从政治层面标志着以军部为中心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在扩大侵略战争的同时，另一方面为了配合战争对思想舆论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对教育界也加强统治，实行军国主义教育。对思想舆论界，日本法西斯政权主要采取压制和引导两种手段。早在1934年日本政府就设置了思想检察官制度，同年文部省也设立思想局，加强对言论和思想界的控制，不但将矛头指向共产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的“温床”自由主义也作为打压的对象，从而引发了史上著名的“陇川事件”和“天皇机关说事件”。
陇川事件：1933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发生的思想弹压事件，也被叫做京大事件。起因为京大法学部的陇川幸辰教授的演讲内容被文部省及司法省认定涉及无政府主义而遭免除教职，遭到法学部全体教师的抗议，这一运动也波及到了东京大学及其他学校，但由于最终未能实现泷川的复职目的，京大法学部的教师也因此于7月22日分裂为辞职群和留任群两个部分，抗议运动因此败北。
作为“天皇机关说”的结果之一，政府颁布了“国体明徽声明”，从此确立了军部对思想界的统治。1937年政府又颁布“为实现国防之目的，最有效发挥举国之力而统治运用人及物的资源”的国家总动员法，进一步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军部对思想的直接控制。以此为指导，举国上下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将国民统一在“举国一致”、“尽忠报国”思想观念之下，将国民的意识引向战争。“‘仰尊圣敕’、‘护卫皇国’、‘工作、工作、为国’的口号只剩下贫困的精神主义的空虚。可是，据此对‘非国民’和‘国贼’的压制却获得了十二分的效果，对国民生活的规制也成为可能。” 这样民众不论从大的方面的“忠君爱国”，还是从经济上的道德准则，生活上的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道德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军部为了加强对国民思想的统治，加紧在国民中扶植势力，建立了众多的统治团体，以对社会思想舆论起到引导和制造声势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乡军人会。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义一是该会的积极倡导者。他在1914年访问德国时，看到德国的青年军事组织之后深受启发，回国后便着手把过去农村中自发形成的民间自治青年团体统一为中央集权领导下的修养团体。他的设想是：
第一，团员的年龄自义务教育结束至二十岁；
第二，该团体不是自治团体或事业团体，而是修养和被指导团体；
第三，与在乡军人会直接挂钩；
第四，磨练身心，尤其要锻炼体力；
第五，以统一或“诱导”青年思想为目的。
在乡军人会的总部和支部分别设在中央和团管区司令部，分会和联合分会分别设在各市镇村和各部。总部总裁由皇族担任，两名称为“会老”的陆军高级将官担任顾问。分会定期组织军事报告会，并对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这样，会员将会以天皇陛下的忠实士兵所具有的觉悟，以‘军人精神’‘在勤奋家业的同时为地方公共事业尽力’，站在‘一个乡党的模范和指导者应站的立场上。’”另外，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和新体制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对法西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了达到建立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大力加强了对教育界的控制。学校已经不是一片脱离政治的“静土”，被深深卷入到政治争斗的旋涡之中，学校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进行思想控制的主要阵地。
首先，加强对学生思想状况的监督。1927年，在东京大学等几所帝国大学设立了监督学生思想状况的专任书记官。1931年设置了以文部大臣为会长的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就学生中出现左倾化的原因和对策，进行反复调查审议。
其次，加强对教员思想状况的监督和控制。1930年日本政府解散了小学校教员联盟，1933年在长野县发动赤化教员检举活动，加强对教师思想的控制，对于有左倾倾向的教师立即予以逮捕或开除。据统计，类似“泷川事件”的事件从1926年到1933年共发生了210多件，被牵涉的教师达926人。
利用镇压只能说是“治标”式的手段，更重要是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通过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塑造，使他们成为天皇的忠顺臣民。1939年5月22日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赐给青少年学生的敕语》，鼓励青少年学生肩负起
“永世维持国家隆昌之气运”的重任，要求他们“尚气节，重廉耻，稽古今之史，鉴中外之事势，精其思索，长其识见”，“恪守本分，修文练武，振励质实刚健之气风”。
这一敕语与《教育敕语》相配合成为法西斯教育的指导理念。
1937年10月成立了教育审议会，为尽力培植“国本”，明征国体，灌输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着手全面审议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根据教育审议会的建议，政府于1941年3月1日公布了“国民学校令”。共有58条组成，其中第一条就明确地阐明了兴办国民学校的目的：“以基于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打好国民的基础为目的。”在第三条中对修身科教育施行规则作了详细的规定：
“基于教育敕语的宗旨，指导国民道德的实践，培养儿童的德性，使其自觉皇国道义之使命；
对于初等科，从平易的实践指导开始，涵养其道德性的情操，按照具体的事实使其领会国民道德之大要；
对于高等科，进一步扩大前一项的宗旨，并使其得到彻底贯彻。特别是通过职分之强调，以使其巩固奉公之觉悟；
对于女孩子，应特别注重培养妇道；
应当着力阐明祭祀之意义，养成其敬神之念；
应当使其领会我国政治、经济及国防渊源于国体之所以，
从而解明立宪政治之精神、产业和经济的国家意义及其国防之本义，培养其遵法、奉公之精神；
应当着力通过指导礼法之实践，使其领会礼之精神，与此同时通过对培养公共道德的适当的指导，提高其品位；
应当着力培养其重视教养趋向善良的习惯。”
“基于教育敕语的宗旨，指导国民道德的实践，培养儿童的德性，使其自觉皇国道义之使命；对于初等科，从平易的实践指导开始，涵养其道德性的情操，按照具体的事实使其领会国民道德之大要；对于高等科，进一步扩大前一项的宗旨，并使其得到彻底贯彻。特别是通过职分之强调，以使其巩固奉公之觉悟；对于女孩子，应特别注重培养妇道；应当着力阐明祭祀之意义，养成其敬神之念；应当使其领会我国政治、经济及国防渊源于国体之所以，从而解明立宪政治之精神、产业和经济的国家意义及其国防之本义，培养其遵法、奉公之精神；应当着力通过指导礼法之实践，使其领会礼之精神，与此同时通过对培养公共道德的适当的指导，提高其品位；应当着力培养其重视教养趋向善良的习惯。”
同年3月14日政府又公布了“国民学校令实行规则”，寻求军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化。该文件主张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军国主义教育的目标。一是通过强制学生背诵“教育敕语”等措施向小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另一个方法是实施武道教育，通过日常的军事训练，培养小学生的忠、义、武勇的军人品质。这样“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璧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
军国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很丰富，手段也极其多样。因篇幅所限，不能将其内容和手段一一列出，本文以两次国定修身书的比较为案例，通过分析两者的异同，来突显法西斯道德教育的特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体现法西斯道德教育的动态性。之所以选取第四次和第五次国定修身书作为分析对象，其原因在于：从纵向的时间上看，这两个修身书一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的昭和九年被使用，另一个在大战处于艰难状态的昭和十八年被使用的。因它们所处的国内外背景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所以具有可比性；从其在伦理教育史上的地位看，国定修身书是以国家名义出版印刷的，具有权威性，普及率高，影响范围广。另外，这两个修身书是战争结束前最后使用的两个修身书，作为战时修身教育理念的载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第四次和第五次国定修身书是因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两者表现了诸多的差别。首先，两者所处环境不同。第四次国定修身书的采用是在昭和九年。这一时期国际上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恐慌；苏联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国内，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波及到了日本，从农村到城市人们生活极端困苦，农村、城市中的起义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加紧镇压逐渐成长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对外则发动了满洲事变，战事不断扩大，但是还没有发展到世界大战的地步。因此第四次修身书的军国主义性质稍弱一点，而皇道主义得以强化。与此相对，第五次修身书的采用是在昭和十八年。这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在初期的战争优势正在发生逆转，昭和十七年美国第一次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使日本举国上下受到巨大震动。为了作垂死挣扎，日本法西斯以“一亿玉碎”为口号欺骗广大民众为政府卖命。在修身科教育上，也将重点由皇国主义转移到了军国主义的宣扬上。
其次，教育方法不同。第四次国定修身书采用儿童中心主义方法，在充分注重臣民教育的同时，尊重儿童个性，要求教师根据儿童的经历和感受选择教授内容和调整教授顺序。同时为了能够实现“儿童的自发意识活动”，在新增的《小学儿童参拜神社法案》中很少使用“命令形”和“禁止形”。而这种儿童中心主义方法在第五次国定修身书中表现的非常不明显。
再次，教育理念不同。前者似乎更加偏重于对国体观念的宣扬，如前者在《编撰宗旨书》中写道：“基于教育敕语之宗旨，教授忠良的日本臣民所应有的道德要领，以培养儿童的德性，指导其道德实践，特别要使其明征国体观念。并能使其体奉圣旨之所在，能使之领会敕语的语句及全文。” [7](P514)而后者却将道德实践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从内容上可以看到这一点，注重培养遵法、奉公之精神、社会道德和公众道德以及妇女道德。这是第四次国定修身书中没有体现的内容。
但是两者也有一致的地方，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法西斯主义教育的特征。其一，两者都是以《教育敕语》为理论根据。都是为了培养天皇的忠顺臣民，“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两者所提出的教育理想最终都归于“皇国的发展”、“培养对天皇的至诚之心”。其二，教育的强制性。全国都采用相同的国定教科书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制行为。另外，这两个国定修身书都借助天皇的权威，从心理层面统摄人们的信仰。这种手段相当有效，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基督徒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它所宣扬的弘扬国威之中。其三，方法的灵活性。在第四次国定修身书中采用“儿童中心主义”，而在第五次国定修身书中却没有提到。并且后者相对于前者增加了很多内容，更加适应了战争形势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四，两者都非常注重宗教的作用，前者特意制定了一项条例《小学儿童参拜神社法案》，宣扬对氏族神的崇拜。后者也要求小学生明确祭祀的意义，“培养敬神之念”。这就为崇拜神人一体的天皇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此外，对儒教的忠、孝、义都大加赞赏也是两者的共同之处。通过这些道德的教化使小学生明礼仪，进而形成“恭敬亲和之心”，以达到对天皇的至诚。
总之，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非常重视对国民伦理观念的控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控制国民思想奠定了制度基础。通过压制和引导两种手段，控制舆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从而达到他们改造国家，发动对外侵略的目的。
大正时代通过中间阶层塑造的文化主义的自我观念以及小家庭式的家庭伦理观，随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推行的思想统治而逐渐消散。代之成为伦理思想主流的是家族国家观、集团主义的社会伦理观以及天皇中心主义。
家族国家观是被蒙上家族外衣的狭隘的国家至上的国家伦理观，其被用于教化民众、维护天皇统治的同时，也被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作为侵略他国的理由和依据。日本法西斯政府相继发布《国体之本义》（1937年）、《臣民之道》（1941年）和《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1942年）向国民宣传绝对化的家族国家观，要求国民“以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以家庭为据点，家族国家观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唤起国民民族情绪与爱国热情的“毒品”。法西斯主义的家族国家观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家与国家的关系上看，法西斯主义的家族国家观认为国就是家，“尽管一碗食、一件衣也不单单是自己的，游玩之闲、睡眠之时也没有脱离国家的私人，都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国民应当勇于舍弃小家而壮大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家具有三大意义：
家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家是遵照祖孙一体之道，以家长为中心结合而成，以人之生活最自然的亲子关系为根本的，于情爱敬慕间培养人伦自然秩序的具体体现永续生命的生活场所。
家具有国家的意义，家是以皇室为宗家、作为国之家而生成发展的在历史和现实中基于忠孝一致之大道培养子女的道场。
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家是遵从亲子、夫妇、兄弟、姐妹和合团乐之序，各尽其分，扶老养幼，在亲和的生活里自他如一、物心如一、积极修炼，培养参与世界新秩序建设素质之场所。
由此可见，家族是国家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重要手段。在战争的条件下，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又相继颁布“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训令，要求每个家庭都成为培养忠君爱国臣民的基地。
家国统一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忠孝一致的观念，因家族国家观要求明确家族秩序，建立以亲子关系为主，以家长为中心，以孝为核心理念的家族伦理。法西斯主义的家族国家观批判大正时期所提倡的夫妇中心主义，主张重新恢复以亲子关系为主，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秩序。“家长和家族、父母和孩子、夫和妻、兄弟姐妹，各有各的职分，存在整然有序的秩序”。在文部省发布的《臣民之道》一文中明确指出这种秩序归根结底来源于家国一致的传统。“在我国，家是从古代的氏分化发展来的。我等的祖先以氏上为中心，常分担国家的职务，侍奉天皇。氏是与国相联系的，在家中延续着氏的传统精神。”因此在家中应当充分培养基于国体的信念，“正长幼之序，使其自觉各自的本分”。在此基础上家人应当“尽相互敬爱之情，不忘亲和之间的礼节，相互谦让，致力于协力奉公之实践，健全家的生活”。
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族秩序的重新确立，必然要重新定义妇女的地位问题。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家族国家观认为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妻子不仅仅是与丈夫婚姻层面上的定义，而是成为家的媳妇，同时迎娶妻子的家庭也要把她作为一个新成员来爱护和指导。尽管妇女的地位低下，但是其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并不是无能力者，而是肩负着战争后援，维持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重要使命。妇女有强健身体的义务、生儿育女的任务、教养子女的义务、辛勤劳动的义务。正因为妇女担负着如此多的战争后援义务所以《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中要求加强妇女妇道的修炼，“排除个人主义的思想，致力于日本夫人本来的顺从、温和、贞洁、娴淑、忍耐、奉公等美德的涵养磨练。”
国民道德的养成不但需要家族伦理的修炼，也需要社会伦理的塑造。公众道德作为家庭伦理的延长受到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文部省发布的《臣民之道》一文中承认：“在我国道德比较好地被保持，但是家之外的道德不能说足够。”因此，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企图通过邻保体制涵养尊重公物之念，使国民在公共生活的行动中形成合理的秩序。除了尊重公物外，遵守法律的精神也是公众道德的重要内容，“是作为皇国臣民体奉大御心，实现翼赞真心之所以。”
其次，职业伦理也为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所重视。其所宣扬的职业伦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注重生产，提倡勤劳。就如《臣民之道》中所说：“随着时世的推移，尽管职业的形态渐次变化，但是我国不主眼盈利，而重生产的职业本义在崇尚勤劳的风俗中保持了下来。”另外，注重各尽职分。同样在该文中指出，伴随欧美文化的传入，受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的影响，职业成为满足个人私欲，获得个人的物质享受的手段，人们已经忘却了职业的本义。面对这种弊害，“不管怎样，国民要勤励自己的职务，皆尽其分侍奉国家古今不变。”
这一时期，伦理学家们也苦苦思索着人与人的关系，并试图创立一套全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和辻哲郎的人学伦理。该理论突破了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绝对自我观，将人视为个人与全体的双重构造。在绝对的否定性的否定运动规律的制约下，通过全——个——全的辩证过程，自我价值被约定为放弃一切自我自由，投入到无限的全体之中的去私过程。和辻认为共同体有五个阶段：“家”——“家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国家。国家是超越了私的性格的其他共同体无可包摄的最大的共同体。所以个人的价值只有作为国家的成员，绝对的去私，达到对国家全体的复归，才能够达到自我人格的圆满。由此可见，人学伦理学也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为政府服务的御用哲学。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尊皇之道的伦理学”或“天皇之伦理学”。
昭和天皇及香淳皇后
祖先崇拜是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宣扬的核心伦理，它也是天皇权威、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成立的基础。“家生活中最先应强调就是敬神崇祖的精神。敬神崇祖是顺应我们生命的根源，是所以尊重家之根本。贯穿于敬神精神中的是，通过神归一、侍奉于天皇。”“忽视了敬神崇祖的家庭，不仅子弟的训育会失去灵魂，而且也完全不能期望在国民精神上的涵养。家庭生活常常建立在敬神崇祖的本来精神上而运营是必要的。”祖先崇拜与天皇权威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臣民尊奉天皇源于臣民对于天皇祖先的供奉。就如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发布的《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中所指出的：“敬神实际上是归一侍奉天皇之所以。崇祖是祭祀、崇敬侍奉天皇的祖先之所以。敬神和崇祖相一致，即显现了忠孝一本之大道。”
西田几多郎从宗教的角度对敬神崇祖思想作了诠释。其在儒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认为宗教是消除日常观念中的伪我，抛开欲望实现主客合一的最高境界。而“宗教的真意就是在获得神人合一的意义上。”但是，因为神是神秘的，所以对神的把握“只有通过爱或信的直觉才有可能。所以我不知神，我唯爱神或信仰神，我就是最能知神者。”据说这种思想在中日战争时期在青年军官中流传很广，甚至成为获得精神寄托的归宿。到了后来西田又将宗教作了极大的发挥，其在《场所的逻辑与宗教的世界观》中写道：“国家作为绝对者之自己形成的方式，种种的道德行为都应当是国家的。但国家不是我人心灵的救济者，真之国家从其根柢应当是宗教的”。这样自我就深深的隐藏在国家这一道德主体之中了，当国家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主体时，它就变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正如柳田谦十郎所说：“日本侵略主义最高涨的时期就是国家主义的全盛时期。那时只要有人说一声为了国家，你就必须绝对服从。”而皇室则是国体的精华，“皇室包括过去、未来。作为绝对现在的自我限定，一切都是以皇室为中心而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因此，西田哲学的研究专家刘及辰评价后期的西田哲学实质上是一个反动哲学，是天皇制的拥护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御用哲学。
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国民伦理思想的控制，无论是宣扬家族国家观、人学伦理，还是宣扬敬神崇祖思想都是在为国家主义找理论的支撑，为全体国民献身侵略战争找正义的合理性，民众受这种伦理浸淫，成为日本法西斯推行侵略政策的炮灰，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民众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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