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授和诗人两者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哪一重身份？

中国日本研究会4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关于恩师黄瀛的回忆

作者简介

杨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其实，要用语言来准确描绘出一个身边的人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很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太过熟悉导致了能带给人审美冲动的所谓“陌生感”的缺如，以为只要自己一伸手，就能随时触摸到对方所有故事的细节，甚而包括那些细节被不经意掀开后升腾在空气中的尘埃。于是那些年，当黄老坐在他们家门前的藤椅上吧嗒着香烟，透过柔和的光线朝我微笑时，我已经习惯了他脸上的褶皱中所驻留的慈祥和对弟子的期待，并执拗地认定，只要我一回头，就能永远看见他身后那些绽放的美人蕉花，闻到他周围弥漫的悠远的纸烟味……

▲黄瀛（摄于1984年）

直到黄老于2005年7月30日突然病逝，我才惊觉自己对恩师所知太少，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也被夏日的噩耗凝固成了永远不能复原的一个个断片。我试图把那些断片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图案，搜索着能够准确描摹出黄老的所有线索，并希望把他变成一尊能与我随时展开对话的鲜活雕像。

▲『太宰治必携』（1980）

黄老过世后，我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本日文版的《太宰治必携》和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抽着烟，眼神中透着一种饱经沧桑的智者特有的淡定和坚毅。那是他1984年时隔半个世纪后重访日本时拍下的照片，回国后送给了我作为纪念。而《太宰治必携》则是我硕士论文初稿完成后作为祝贺送给我的。我还记得，自己捧着题为《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的论文第一稿，战战兢兢走进他书房，接受他“判决”的那一时刻。我坐在他书房的沙发上，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只好局促不安地呆望着他的书架。“那本书就送给你好了。”他一边抽烟，一边指着我视线停留的那本《太宰治必携》。然后，他继续说道：“论文写得还不错，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只要是自己的观点，就要加上‘我认为’。这种‘我认为’是越多越好。”我点点头，我知道，黄老强调的是一种自我思考的独创性，而不是人云亦云生搬硬套。无疑，独创性乃是包括学问在内的万事之本。多年后的某一天，当我翻译黄老那首为他赢得《日本诗人》新诗人桂冠的诗歌《清晨的展望》时，我深切地感受到，该诗的清新风格和富有独创性的诗歌语言乃是其在一千多名诗坛新秀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黄瀛の生涯』（2016）

正如诗人小野十三郎所言：“在我看来，黄君的诗歌魅力就在于那种同时代其他诗人作品中所没有的，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黄君写诗时那种语言的佶屈是我们所无法模仿的。”

作为先生的弟子，有些情景会固执地盘踞在我大脑的一隅。记得他给我们讲解宫泽贤治的《不怕风雨》一诗时，他那本来就有些缓慢的语速竟因为激动而变得有些口吃。我知道，在那个不怕风雨、特立独行的主人公“我”身上，寄托着黄老对我们这些弟子的殷切期望。而当他转而讲起自己与诗人宫泽贤治之间的交往时，顿时两眼放光，眼神悠远而淡定，恍如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为探望病中的贤治正匆匆行走在花卷的幽暗街道上。我知道，这时的黄老从年迈的教授变成了一个善感的年少诗人。

我一直想问黄老，在教授和诗人这两者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哪一重身份？抑或是享受着两种身份的和谐共存？还有，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重庆却是在东京度过了青春岁月并在日本诗坛上少年成名的中日混血诗人，他又是怎样来认同自己这种文化身份的多重性的？

▲《诗人黄瀛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2016）

今天，当我试图还原黄老的面貌时，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是一个如此丰饶的个体，既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恩师，也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先驱，更是一个自称为“诗痴” 的日语诗人。他早年就读于日本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回国官至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参，文革时期因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海外关系被囚禁长达11年，堪称中国近百年多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亦因在日本诗坛的广泛交友关系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当他站在川外校园的操场上眺望歌乐山的时候，也许他还同时看见了遥远的富士山；当他在初夏的阳光里对我慈祥地微笑时，那种微笑肯定也浸润着历经种种磨难后的超然和达观。他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他长寿的秘诀就在于从不间断地抽烟和喜欢远眺漂亮的女孩。不过，就算如他所言，烟雾下的沉思和对美的敏感构成了破解他性格的重要钥匙，但他身上依旧布满了我所解不开的秘密和斑驳依稀的历史痕迹。

黄老作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理事和顾问，曾多次出席学会的年会。1988年11月他参加完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回到重庆后，获悉终身诗友草野心平已于11月12日病逝的消息。他在《悼念诗友草野心平兄》一文中记录下了自己痛失挚友的惊愕与悲凉。“当草野心平兄仙游之日，我从11月3日到17日正巧在他大学时代的广州，出席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当然，我去到了市内，一边沿着珠江河畔信步而行，一边回忆着当时参与《铜锣》创刊号的那帮岭南大学的家伙们。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从这个世界上升天而去。”

▲黄瀛：第一排右数第五

是的，就像黄老踯躅在草野心平早年留学的广州街头，无法想象诗友的突然离世一样，当我们习惯了有黄老的校园风景时，也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会从这个世界上升天而去。即便在他真的已经离去的今天，我依旧会时常看到，他还坐在那个老地方吧嗒着香烟，一边露出谜一般深邃而慈祥的微笑。而正是透过他，我仿佛触摸到了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某些最为鲜活的章节。

下期预告

中国日本研究会40周年纪念文之二：

郑民钦|忆林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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