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晶华|日本文学作品到底该如何翻译？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纪念专辑（之五）

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

——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四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我国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为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而言，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的意义尤其重大。1978年以后，《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海》、《日本文学》等文艺杂志纷纷创刊或复刊。“泉涓涓而始流，木欣欣以向荣”，《外国文艺》最早刊出侍桁和刘振瀛翻译的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和《水月》，给当时的读者送上一份惊喜，充分反映了经过“文革”锁国之后我国读者对了解外国文化、希冀中国文艺繁荣的强烈渴望。

作为高校的一名日本文学教师和译者，我们正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重合与同行，我们亲历改革，也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好时代。今年是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四十周年，也是我日本文学从译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的四十年，回想起来，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地近在眼前。

一

1979年下半年，《译林》首期创刊号发行，创刊号上刊登了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为当时的读者送上了一份大餐，据说发行60万册仍供不应求。《译林》的办刊宗旨是值得称道的。记得深受文革之害的老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大都心有余悸，不敢译介和研究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作品，生怕再犯什么政治错误。记得1979年我和莫邦富代表上外参加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日本文学研讨会时，与我同住一室的山东大学金中老教授（新四军谭启龙的翻译，解放上海时的炮兵连长），因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特意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有关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一篇是他翻译了近三十部的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的研究论文，最终他在会上宣读的还是那篇小林多喜二论。

回想当时可以理解的情况，为数不多的知名外国文学期刊都将古典或纯文学的译介研究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陶醉在“阳春白雪”氛围中，而《译林》则以贴近大众的当代优秀通俗文学译介为办刊宗旨，优先选登能生动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优秀小说，在当时实属敢为人先的勇敢决策。后来得知《尼罗河上的惨案》刊出后竟引出一场大风波，有位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权威给中央领导写信，指责翻译、刊登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乃至惊动了中宣部和胡耀邦同志。但争论中《译林》的办刊宗旨还是得到了各方肯定，钱钟书、杨绛、萧乾、卞之琳、叶君健、冯亦代、王佐良、李芒等国内二十多位学者成为《译林》的第一届编委。

在一些发达国家，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壁垒早已被打破，纯文学虽有一种被孤立的焦躁感，但还是占着翻译文学的主流。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艺术表达上均显严整，具有十足的魅力。两种文学之间界线的消失，或许正是近代主义向未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转变在起作用，它意味着现今的读者识别装扮成作品的文学和文字装饰的作品的时代已经到来。总之，是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本身并不重要，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经典的文学才是重要的课题。

鼎盛时期的《译林》每期发行数十万册，即使在当今许多文学书籍为发行一万册发愁、众多从事外国文学教育的老师感慨当今的青年学生“脱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之时，《译林》每期的发行量仍达近十万册。这使不少人反思，我们的文学作家、评论家、翻译工作者不能总是认为那些“阳春白雪、和者寡也”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我们关注文学，关注原创力也应该换一种眼光。如此看来，改革开放后一些从事文学翻译介绍的出版社及文艺杂志确定的办刊宗旨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也对我国文坛汲取外国文学精华、发展我国当代文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年二十六、七岁的笔者，能够顺利发表译作并在译坛立足，全靠文艺出版社和杂志编辑的扶植，是他们使我们这些稚嫩的苗木长成了成荫的绿树。饮水思源，当年的出版人把办好刊物与培养翻译人才有机结合的做法令人永远难忘。

譬如《译林》的首任总编李景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很有眼光的文化人，他思维敏捷、不走老路、敢为人先。当年我们这些留校任教才二三年的小青年译者的稿件很难被期刊和出版社采用，但《译林》的编辑们却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不讲论资排辈，唯才是举，大胆启用优秀年轻译者的稿件。笔者是在1979年9月的长春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结识李景端先生，当时他谦称自己原本搞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外国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一再说明《译林》的办刊宗旨，希望所有老中青译者大力支持。我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感染，向他推荐了日本当代作家五木宽之的直木奖获奖作——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认为该作完全符合《译林》的宗旨和风格。李总编闻之大喜，很快拍板采用，并将该译作发表在1980年第1期的首篇。之后笔者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在《译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日本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果没有《译林》这位“伯乐”的扶持和培养，我想当时的年轻一代译者或许无法成长得那么快。除了李先生之外，后任的总编竺祖慈、章祖德、叶宗敏、王理行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芒、高慧勤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洁若、叶渭渠、唐月梅先生；北京大学的刘振瀛、潘金生先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于雷先生；金中、吕元明、李德纯、林少华等都成了我在日本文学译界坦诚的导师和挚友。如今每当我们看到那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译者茁壮成长起来，看到日本文学翻译界变得如此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总会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具有强烈责任感、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学者和出版家们，是他们以“翻译、传承、超越”的精神，精心浇灌、栽培并悉心呵护、守卫着文学翻译这片美好的园地。

四十年来，外国文学领域中的日本文学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发表出版的日本文学译作已达千余种。我国日本文学的研究在译介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光是古今作品的研究，还有文学史、文艺思潮史、俳句和歌史、作家评传、中日比较文学、散文诗歌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开展，积累了不少优秀的成果。1984年5月杭州的中青年译者座谈会、南京日本岛崎藤村文学研讨会、俳句和歌的专题研讨会、十多年来日本文学作品的有奖翻译比赛的盛况至今留在许多日本文学翻译家的美好记忆中。日本文学史、文艺思潮史的专著和译著，日本文学词典的出版，对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起到了可贵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各出版社及外国文学杂志与我同行的这四十年，虽然有过困惑，遇到过艰难，几十年不变的稿费税率（1980年每千字稿费6元时的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至今40年未变），不及钟点工的稿费收入（若一天从早到晚翻十五首五七五七七31音的日本和歌，译者至少要译出作者的心情和意境，可是按出版社现行的除去空格的电脑实际字数计算，却不满三百字，稿费约为25元），如同无偿奉献，但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精神世界饱满充实，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深感许多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及支持的重要。

二

我17岁在上海华东师大第一附中毕业后，去江西井冈山地区峡江县一个四县交界、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绣了六年地球后于1974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大三那年，翻译课老师老华侨张诚找来五木宽之的小说《黄金时代》让我们分组练习，最后又令我统稿，试图给译文出版社的《摘译》（《外国文艺》前身）投稿。我在老师指导下忠实地理解原文，兢兢业业翻译、校改、润色，虽然最终未能发表，但那是我第一篇文学翻译的习作。

《摘译》创刊号

1977年留校工作后，便一边教学一边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80年1月首篇中篇小说在《译林》成功刊出后，得到稿费200余元。当时大学生“赤膊”月薪是45元，译稿费每千字6元，这笔大约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稿费，居然成了我1982年新婚旅行福州、泉州、厦门、杭州的资金，相当难忘。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佳作，故这两家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在我们这些年轻译者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很具吸引力，尽管要闯进去并不容易。1984年我读了野坂昭如的“直木奖”获奖作《萤火虫之墓》，十分感动，很快将它译成中文，还试探着询问译文社的资深编辑能否刊登，他回答说该作家的作品大都较“黄”，恐怕不行。我又请教刊出的原则究竟是看作家还是作品，回答说是作品。我立刻将译作投给《外国文艺》，结果这篇描写日本战后流浪儿悲惨命运、感人至深的作品发表在1985年第四期的该刊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外国文艺》。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日本文学》是日本文学界钟爱的一块领地，我在上海图书馆分多次借阅许多日本杂志译成的第一篇万字评论文《日本各家论川端康成》就刊发在该杂志1983年第三期上。那时候，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本双月刊《外国文学报道》（后改名《环球文学》）除了刊登译文外，还发表文学评论译作。我在那本杂志上不仅经常发表一些日本文学的综述，还在1986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尾崎秀树的评论《我之大众文学观》，在次年的第五期上发表了《日本新进作家论六篇》（岛田雅彦论、增田子论、桐山袭论、川西兰论、泽桂论、桐山袭论）。

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译作是由四部组成的菊田一夫的畅销书《请问芳名》，由上外四位文学教师各译一部，全书六十五万字，我承担了第三部的翻译，1988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在1996年被台湾远景出版社购去版权，同年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发行。

第一部主编出版的中短篇小说译作是1989年出版的《日本战后小说选》，那是文革后国内出版的第三本中短篇小说集。当时出版社规定，已经译过的作品不能重译，所以1980-198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战后小说选》（1、2辑）最早，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高慧勤主编的《日本短篇小说选》质量最好。我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的小说集中译了大田洋子的中篇《半死的人》及五个短篇，还为该书做了序言。

《日本短篇小说选》（198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年，笔者翻译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影片《苏绣》，那是本人尝试的第一个中译日的译作。之后，在2008年又翻译世博会的宣传片《魅力上海》等中译外的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在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不时会遇到各种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我亲身经历了不少有趣体验。1983年读到日本集英社1979年出版的《纯爱小说名作选》中三浦哲郎的爱情小说《初夜》，我深受感染，将它译成了中文。交到译文出版社后，编辑评价“很动人，译得很有日本味”，却并未采用。适逢吉林人民出版社要出一本《外国爱情小说名作选》，于是赶紧寄去。责编的评价也很好，很快出了清样。可三个月后，该译稿又被退了回来，说是总编在最后审阅中，独独排斥了这一篇，没有任何理由。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难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结婚后就没有初夜么？甚至还想到，是否主人公家子女太多且大都不健康，有违背计划生育国策之嫌？译稿在我的抽屉里一睡几年后，上外外文所所长廖鸿钧教授受上海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一本《当代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问我要日本文学的译作。鉴于前几年的教训，我将《初夜》的题名改成《纯真的爱》，结果很快顺利地在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直到2015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三浦哲郎小说集《忍川》时，《初夜》才被正名后收入。

1985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名作系列作品，当时的资深编辑要我提供日本唯美派大家永井荷风的代表作。我立刻求教日本大学的荷风研究家平岩昭三教授，他热情地寄来了该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其中的《比手腕（腕比べ）》，佐藤春夫认为是日本描写艺妓生活最好的长篇小说。艺妓们勾心斗角，有的靠大款，有的傍权贵，善良老实者处于劣势，但结局却受到老天的眷顾，一点不吃亏。但是，该作品在八十年代中期因描写艺妓生活，被编辑毫不犹豫地否决，不能入选翻译。直到1999年，作家出版社才出版了它，取名为《较量》。笔者所译的这部作品取名为《各显神通》，于2012年出版。在五年合同期满在版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责编要我把标题改得“更香艳些”，意即把书名改得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后改成《争芳斗艳》，最终主编拍板定为《竞艳》。据说“较量”像是谍战内容，“各显神通”有武打小说之嫌，“争芳斗艳”又未免有点俗气，“竞艳”则与作品主题不尽相符。姑且不说哪个译名最好最合适，从不能翻译到要香艳吸引眼球，这个过程的本身不是很好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带来的观念及各方面的变化吗？

就这样，在我四十岁之前，我在上述各出版社及外国文学期刊还发表出版了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海与毒药》，中短篇译作有佐藤春夫的《女人自焚》、石川达三的《一个堕落女人的诗集》、黑岛传治的《崖下的人家》、石坂洋次郎的《雾中少女》、城山三郎的《事故董事》、山崎丰子的《陪嫁钱》、《遗物》、源氏鸡太的《随员》《流冰》、川端康成的《精通葬礼的名人》、永井龙男的《青梅雨》、山田智彦的《特殊休假》、八木义德的《风祭》、中上健次的《隆男与美津子》、田久保英夫的“芥川奖”获奖作《深深的河》等40种。不论是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的作品，都是精心挑选的优秀之作。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我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和提高。

四十岁后，我从日语系主任岗位调到校部担任科研研究生部主任、校长助理，1994年起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1990年起开始指导硕士生。教学和行政管理占据了不少时间，但在五十岁之前，只要一有机会，我仍然没有放弃日本文学的翻译。记得1993至1994年间，任溶溶老师临时担任《外国文艺》的责编，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不耻下问的谦逊态度令我这个后辈深受激励和鼓舞。我在此期间，连续在该刊发表边见庸的“芥川奖”获奖中篇《自动起床装置》、日野启三的《海峡这边的家》、黑井千次的《圣产业周》和《夜友》、上林晓的《四万十川河的幻想》及三岛由纪夫的《我的阅历时代》等译作。1996至1998年间，沈维藩调入《外国文艺》当执行主编，他又约我翻译了室井光广的中篇“芥川奖”获奖作《奥德鲁迪克》、奥泉光的中篇“芥川奖”获奖作《石头的来历》、辻原登的中篇《曼侬的肉体》等作品，这些具有开拓性技巧的作品在中国作家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据说上海作家蒋丽萍生前曾致信责编，谈到《曼侬的肉体》的创作时说，“真没想到当代的小说还能这样写”。这十年间翻译了各类小说有十五种。

九十年代，我翻译出版的长篇译作有五木宽之的《冻河》（译林社）、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重庆社）、川端康成的《山之声》（河北教育社）和中短篇小说集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及谷崎润一郎的中篇《盲瞽者谭》（均上海译文社）。此外这一时期还先后参加了陈德文、李芒、高慧勤、周平主编的《日本散文选》、《世界散文经典》、《日本散文经典》、《风流樱花雨》等的散文集翻译，共发表了17篇随笔名作的翻译。

2001至2011年间，由于担任博导，又承担了十五、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外文出版社的初中级翻译教程的总主编任务，另有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及上外教社的“走进经典”阅读系列的主编及多本词典的主编、编写工作，日本文学的翻译处于停滞状态，这十年间只有少量的随笔和中译日的译作发表。

2011年6月，在我年满六十岁时，不再担任上外常务副校长职务，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兼职工作之外，我又获得了自己钟爱的文学翻译的时间。2011年至今，我已经完成出版了长篇小说的翻译6部，它们是夏目漱石的《心》、永井荷风的《各显神通》、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安部公房的《密会》、小池真理子的《无花果森林》、樱木紫乃的《大爱无语》。

《痴人之爱》（20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另有中短篇小说集有岛武郎的《诞生的苦恼》（6篇）、三浦哲郎的《忍川》（7篇）、川端康成的《爱的人们》（9篇）。已经签约的日本文学名著的翻译合同另有十本。已经交稿的《永井荷风文集》（明治、大正、昭和三卷本）每册30余万字，共95万字。除已出版的旧译，该作家其他名作翻译《美国故事》、《法国故事》、《隅田川》、《欢乐》、《散柳窗的晚霞》、《晴天木屐》、《雨潇潇》、《焰火》、《五月细竹》、《出租屋的女人》、《紫阳花》、《避世隐忍的妾》、《舞女》、《有夫之妇》、《断肠亭日记》、《勋章》等作品悉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购得版权的五木宽之的中短篇小说集《看那灰色的马》（5篇）也即将出版。现在手上翻译的还有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明暗》和谷崎润一郎的《各有所好》等等。

三

以往的日本文学翻译实践，使我对文学翻译积累了一些心得，颇有感慨。

时光荏苒。四十年来，我目睹见证了许多老一辈日本文学的学者、翻译家的辛勤耕耘、言传身教，他们的求实、严谨、谦和的作风，感染影响着我们及下一代年轻的译者。他们都是如雷贯耳、学识渊博、译著等身、名播四方的大家，是我们崇敬、心仪的楷模，是他们让我们从稚嫩的苗木渐渐长成成荫的绿树。譬如萧乾、文洁若翻译的名作《尤利西斯》经历数载艰苦的翻译打磨，其精神对我们这些后辈有很大的感染和激励。2007年仙逝的高慧勤研究员曾主持600万字的《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龙之介全集》作品的翻译，其译著风格贴近原作，选词炼句精益求精，语言典雅优美，堪称逸品。记得1982年我译司马辽太郎的《二军师》，其武士对话均为文语，高老师认真地将我自以为得意的近2万字译稿改得满篇通红，从而使我懂得了文学翻译绝不仅仅是理解外语，对于文语与现代语、文章语与口语的区别和把握，对于文学意境的传达有了深刻的理解。译者要甘于清贫，坐得住板凳，恰似长距离的慢跑，在翻译实践中，语言和文学性的凸显是文学翻译必须关注的侧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使自己的才、学、识变得更加厚实、丰富。

近些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对于翻译的讨论十分广泛和深入。从大学学习时代的“直译”和“意译”，严复的“信达雅”的主张到林少华的“才子、学者、工匠”型译法；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到传统译论核心的“诚于译事、修辞立成、案本求信、以象达意、译以致用、文章正轨、以文行远”，同时有更多译者已注意到翻译与创作、翻译观与文学观的关系。我意识到作为一名译者，无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有一份沉甸甸责任，在维护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方面，翻译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高慧勤所说：翻译理应忠实原作，但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字语义上的翻译，还包括原作的风格、原文的美感和诗意的转达，翻译中失去了这些就谈不上忠实。作为译者，应时时站在作者和人物的立场上，以理解的态度去阅读作品。“翻译要离形得似”，“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罗新璋语），在整体上把原作的风格贴切、到位、传神地表达出来的，就是好的译本。这是需要译者付出终生努力，不易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我现在还正朝这个目标在迈进。

文学翻译的成果还能很好地促进研究。我始终认为，日本文学翻译不做到一定的程度，评论和研究就会缺少相应的氛围和基础，高水准的活跃的研究活动也难以为继。这是因为现在的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中，毕竟还有不少日语专业以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日两国间告别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蜜月期”，两国关系磕磕绊绊，不很正常。但是我国开设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已达500多所，招生的硕博士研究生也越来越多。经典的日本文学译作对于今后的莘莘学子的学习和研究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此外，比起生搬硬套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来做研究的流行做法而言，我更欣赏那些细读、精读文本，依据文本内涵来解读、研究作品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细读文本乃最佳的研究方法之一”的想法也并不为过。这也是我文学翻译做到今天的心得之一。

如今，在与那些和我一样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同行、老友的言谈之中，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在“花甲”至“古来稀”之时，虽无伏枥之志，倒也不想抱残守缺，聊以自喜，只要可能，总还希冀为推进我国的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事业身体力行，摇旗呐喊，再尽绵薄。

让我们以陈毅元帅“花甲花朝仍少年”的诗句来共勉吧。

上期回顾

中国日本研究会40周年纪念专辑之四：

下期预告

中国日本研究会40周年纪念专辑之六：

谭晶华|怀念前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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