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敏 | 吕元明先生与我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纪念专辑（之七）

从吕老的专著到我的“社科项目”

作者简介

于长敏，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地域文化系。曾任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日语专业带头人。

今年，我成功地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归国作家笔下的“满洲国”记忆研究》。研究对象是“二战”结束前后有过伪满洲国生活经历的作家们专门描写“满洲国”的作品。

眼下，对伪满洲国的研究似乎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有专家学者，也有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分别从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伪满洲国的文学、文化、社团等。然而，关于从“满洲国”回去的日本人是怎样回忆“满洲”及“满洲国”的，还少有涉足。

其实，学术的渊源有时也如人与人的缘分一样，会因为偶然的“因”而带来必然的“果”。1993年底，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的吕元明教授送我一本新作《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该书介绍和研究了鹿地亘、池田幸子、长谷川照子、秋山龙一等日本作家，以及他们于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发表的反战作品。这些日本人或是来华的日本共产党，或是被中国军队俘虏过来的，他们的言论还不能代表日本民众或知识分子。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日本人如何描写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加以关注。由于自己一直生活、工作在当年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新京），关注点自然会移到“满洲国”方面来。

当时，由于正在急于完成日本住友财团的资助项目《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尔后又做了一项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日本民间文学看日本民族文化》，忙东忙西，一晃进入了新世纪。这期间还多次拜见过吕老先生，也多次谈到相关话题。同时还不断地收集资料，陆续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最后终于在2017年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项目。

照片：吕元明  

近代日本文学关于“满洲国”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人，作品多为游记；第二类是在“满洲国”逗留期间发表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多为介绍性作品；第三类在日本称作“返迁文学”，作者在“满洲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战败回日本后以自身的“满洲国”体验为基础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发表时期均在言论比较自由的战后时代。本课题研究的是第三类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三木卓、木山捷平、宫尾登美子等人。

三木卓（1935~）小说家，诗人。1937年2岁时，全家跟随《满洲日日新闻》工作的父亲来到大连，尔后迁居“新京”。日本投降后，父亲在处理日侨善后工作期间染病身亡。1946年，11岁的三木才和母亲、哥哥一起回到日本。少年时期的殖民地生活体验以及受新闻工作者父亲的影响，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有《炮击之后》、《亡国之旅》、《遥远的街》、《裸足与贝壳》、《黄雀》等。其中《黄雀》（含《炮击之后》）荣获第69届（1973）芥川文学奖。2004年，年近七旬的他又推出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柴笛与地图》。

木山捷平1944年以“满洲农地开发公社”嘱托社员身份来到“新京”，1945年在“新京”服兵役，1946年回国。代表作有《长春五马路》、《大陆小道》等。宫尾登美子是作为“满蒙开拓团”的一员，随丈夫来到“满洲国”的，战后回日本先后发表了《朱夏》、《关于满洲的未来》等作品。

上述这些作家，既非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笔部队”，又非被中国军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才反省的作家。他们长期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地区，并在这里迎来了日本的“战败”和“满洲国”的垮台。他们是历史大转变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人，也是比较有良知的能够比较客观记述历史的一群人。

三位作家虽然对那场战争有反思，有批判，甚至也表示了反对，但缺少对中国民众苦难的观察与描写。同时，当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与人类的良知及正义感相一致时，他们的作品便表现出对不义战争的揭露和批评，当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无法超越个人与民族的限制，无法与受害国及人类普遍价值观相一致时，便出现了作品的局限性与暧昧性。这一点与战后日本的国家历史记忆基本上是不矛盾的。本课题要通过日本作家的“满洲国”记忆的研究，从殖民与被殖民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本质和被殖民人们的真实生活。

吕元明先生等老一批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学术研究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深入，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人生有涯，学问无涯。吕元明先生在他专著的“序言”中说：“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是日本人的创作，应该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日本人描写的“满洲国”文学，不但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还应浓墨重彩地写入日本文学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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