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圣 | 不忘掘井人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纪念专辑（之九）

        作者介绍吴念圣，旅日学者，早稻田大学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原同大学副教授。

在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2010年译林出版社）上，我发表了一篇回忆文《从我家的唐三彩马谈起》。尔后大海先生希望我再写一些类似文章，并曾邀我参加某丛书的翻译，均未应承。今春以来，他数次发来电子邮件，叮嘱一定要为迎庆研究会四十周年写一篇回忆文章。这次实是君命难违了。且自思来年第十六届年会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也该为我们的研究会最后做一点贡献。

想来，我跟日本文学研究会还真有点缘分。她诞生于1979年9月中旬，我是同年8月28日到日本的，我在日本的岁数与她差不了几天。当然，我并非第一届年会的参加者。说实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首次参会是1985年6月。那是在洛阳外院召开的第三届。不过从1980年秋起，我就跟研究会的几位创始者、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的先辈有幸结缘且多有交往，多受教诲和恩典。第三届以后，我参加了第四届、第七届以及第十届以后的各届年会，共计九次。每次会上发言，会下交谊，会外与不少会员有过交流合作。可以说，这种缘分、这份情义就是靠日本文学研究会牵的线搭的桥。

为撰写此文，我翻纸箱倒书柜，寻出各届年会的资料和笔记（可惜还有没找到的），读了我这数十年的“条头糕”日记，看着时时沉浸于甜蜜的回忆之中忘了动笔。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写：一是着重追念三位先辈，二是整理我所参加的九次年会的资料、笔记与记忆，三是谈几件会外的交流合作。

01

三先辈

这三人按年龄顺序来排，是李芒、李德纯、卞立强。

1. 李芒老师鼓励我选读日本文学专业

       1980年10月11日，在早稻田大学，我第一次见到李芒老师。怎么会见到他的呢？这里还真有一段故事。

我是用早稻田大学的“假入学许可书”申请签证到日本的。这里的“假”是日语，含暂定之意。本人属“老三届”高中，本应1967年毕业。因文革影响，1969年到黑龙江省插队落户，1978年才回上海。回上海后 ，找出了家母为我保留下来的成绩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又去母校领到高中毕业证书（补发第1号），一并通过我在日本的姑妈提交大学申请留学。起先我对此事能否成功毫无信心，却没想到很快获准，拿到了这份“假入学许可书”。1979年秋到日本后，先在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补习日语，同时准备应考。因为我尚属假入学，要通过考试，才能真入学。

在日语班，我认识了菱沼透老师。他刚从中国回日本，中文讲得不错，对我很好。1980年3月我考上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同月底 ，他因工作到上海，还抽空去我家当面向我父母报喜。4月初，菱沼老师给来日访问的巴金当翻译。他知道我家跟巴金的关系，就从中联络，促使我和姑妈4月4日晚见到了巴金。入学后，我因日语尚不过关，就继续跟菱沼老师学习日语。9月16日，下半学期的第一堂课后，菱沼老师告诉我李芒老师来早大做研究。因为我听家父说过，1964年5月他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到北京去约稿时，见过李芒、卞立强、刘振瀛等人，所以就托菱沼老师转告我求见之意。10月5日，菱沼老师来电话说已约定周六即10月11日见面。就这样，我见到了李芒老师。

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很多。那段时间，我正为选择专业而苦恼。当时早大第一文学部一年级上基础课，二年级才进专业。本来我喜欢文学，进了早大文学部，自然想专攻日本文学。可我的日语很差，来日之前自学了一年。入学后老师讲的课我只能听懂三分之一。课余，我不得不向同学借笔记本重新学习，并阅读有关书籍来熟悉上课的内容。日本的大学学费昂贵，经济上全靠姑妈支助。对此已过31岁的我非常介意。所以尽可能打一点工，但仅可聊补。更要命的是，我近十年从事体力劳动，突然转向脑力劳动，身体还来不及转型，健康极不佳。4月24日入学体检时的体重才95斤。三天两头胃疼。当然，后两条我没怎么跟李芒老师说。

照片人物：李芒

李芒老师给我谈讲了他的一些经历，说他虽非科班出身，但自以为选择搞日本文学是对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他是辽宁人，生于1920年，现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是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通过李芒老师我才知道我国成立了这么一个学会。他说，这次是拿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到早稻田大学来的，专门研究日本古典作品的翻译问题，可以待到12月中旬。他鼓励支持我学习日本文学。几天后，我就提交了选择日本文学专业的申请书。

李芒老师住在大学附近，我去过好几次。一个大概6帖大的榻榻米房间，一个月2万4千日元，厕所和煤气灶公用，没有电话。他说他耳朵不好，听电话听不清楚反而误事。所以联系都用信函。

李芒老师在早大接触最多的是研究和歌的上野理老师和桥本不美男老师。后来，两位老师都对我多有眷顾。桥本老师是我当时国语课的老师，用的教科书是“变体假名”古文。当时的我，连现代日语尚且不过关，更何况“变体”，所以上半学期成绩很差。下半学期，我明显感到他对我亲切多了。听李芒老师说，桥本老师原先以为我是在日华侨，当知道我是留学生，基础不好，就对我格外精心指导。11月14日，桥本老师课后对我说，李芒老师要去共立女子大学讲演。下课以后，我马上去李芒老师住处，得到了一份“和歌、俳句汉译问题”的讲演稿。第二天，我去共立女子大学参加日本和歌研究会，听了他的讲演。11月22日，我又去东京西郊的相模女子大学听了李老师“关于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之现状”的讲演。做翻译是菱沼老师。结束后，我随二人至新宿御苑附近的随园别馆吃晚饭，之后还喝了咖啡。11月28日，相模女子大学矢作武老师在高田马场附近的“矶滨”（近畿料理）设晚宴，招待李芒、菱沼二人，也让我当了陪客。矢作老师毕业于早大教育学部，与上野老师同学，也在早大兼课。巧得很，12月6日，我又赴随园别馆赴宴，那次是海江田万里夫妇请客，同席的还有周爱莲、阿辻哲次。席间，我听阿辻说李芒老师去京都时是他做的翻译。那时阿辻哲次还在读研，现在是京都大学教授，日本屈指的中国文字专家了。12月10日我去看李老师，他不在家。12月22日李老师来信，说他24日晨回国。

      1984年5月，李芒老师来日时，我们也见过面。以后有信函往来。关于第四届年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消息，是李芒老师1988年1月7日函告于我的。当他知道我有了儿子后，还来信道贺“弄璋之喜”。2000年9月，我到上海外大参加第七届年会，李芒老师没有来，仅发了贺信。没想到不久他便逝世了。

2.李德纯老师让我给他翻译

  今年9月23日，大海兄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两天前李德纯老师去世了。李德纯老师生于1926年，与李芒老师同为辽宁人。他1944年留学日本一高。这在日本是很可引以为荣的。他也从不掩饰这段经历。他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英国文学系。好像年轻时还跟一个白俄老太太学过俄语。解放后先在外交部工作，后来才转到社科院外文所的。

1982年11月26日，我去霞山会馆听李德纯老师讲演。他是用日语讲的，讲得有声有色，蛮吸引人的。因内容跟“白桦派”有关，这个词用得特别多。不过他老是把“桦”说成“かっぱ”，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这或许跟他的东北口音有关吧。会后，我主动上前跟他说了几句话。后来，在1985年、1988年的会上又见过面。但我们真正交往频繁起来的是1990年秋以后。那年10月9日，我跟李老师在早大的大隈会馆教员餐厅喝咖啡。他跟我说，他有些论文经日本朋友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了，但他不甚满意。因为译者对他的中文深意理解不足。他希望我帮他翻译。

这样1991年，我帮他翻译了司马辽太郎论，发表在《历史读本》9月号；翻译了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开高健论，发表在《すばる》10月号。1992年，又翻译了他的井上靖论，发表在《すばる》4月号；翻译了关于日本无赖派文学的评论，发表在《すばる》11月号。

       1992年4月李老师回国后，仍常来信，言及翻译问题。因为论稿涉及山崎丰子，1993年7月10日我还收到山崎丰子的明信片。1994年11月27日，李老师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将来日一年。同年圣诞节，我请李德纯老师、菱沼透老师来我家吃饭。那天，李老师看到我家给儿子上小学新买的书桌赞不绝口，还说我就住你家吧，白天可以用这个桌子。

 1995年，我又翻译了他的石川达三、山崎丰子论，发表在《すばる》2月号上；翻译了关于安部公房的评论，发表在《新潮》5月号上。

《すばる》、《新潮》属日本四大纯文学杂志。一般来说，在这上面发表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较短期间内多次发表。李德纯老师曾就读一高，又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再加上本人总是主动出击，日本人好像挺买他的账。发表之处都是他联系的。他的稿子，基本上是已在国内发表过的，在这基础上再做一些修改补充交给我。对我的译稿，他基本上是满意的。只不过有时怪我怎么把他的好几个形容词缩减成一个，说多几个字不是可以多拿一点稿费嘛。哈哈。李老师性情中人。译稿提交发表部门以后的工作，包括文章表现的调整和校正，基本上由我做。稿费各不相关，发表部门直接支付给各人。

尽管李老师让我翻译有些不容分说的架势，但我敬他是一位日本文学研究的先辈，他的文章能供日本读者欣赏，扩大影响，绝对是一件好事。所以，尽管是被动的，实际上还是做了一次又一次。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译稿提交后，责任编辑，有时是主编来帮我修改。他们告诉我，适当地用汉字很重要，汉字不仅可提升文章品位，也便于读者准确把握含义；但汉字不能用得太多，要间以假名，才不会让读者读得太累。

有一次，我打开收到的新刊杂志一看，我翻译的文章前后没有我的名字，只有著者李德纯的名字。我很生气。尽管我还是无名之辈，但这不合规矩啊。经抗议之后，杂志社专门为我印了十本印有我的名字的杂志，并在下一期上了出告示订正道歉。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李老师。他大概不知道吧。

照片人物：李德纯

因为翻译了有关开高健的评论（还有其他杂志转载），1992年3月31日，开高健夫人（开高健已故）、诗人牧羊子带她的女儿，在御茶之水站前的一家高级中国餐馆设宴，招待李德纯老师、我还有杂志社编辑。记得那天饭后，厨师出来与大家见面，原来是从北京仿膳来的特级厨师。以后几年，春天举行开高健文学奖授奖派对（最后一次大概是1998年4月20日，以后中止），都给我发请帖。

2000年初，李德纯老师又来日本，让我翻译他的关于大江健三郎的和村上春树的评论（根据他的《躁动与倾斜——城市文学》改写），5月16日将译稿交给了他，但至今尚未问世。2002年7月17日李老师来信，附两篇国内已发的论文，一篇关于原田康子的《挽歌》，一篇关于日本挫折文学，均做了大量修改，要我译成日文，并要我找长谷川泉想办法发表。8月25日他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问询此事。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李德纯老师个性强，直率，自信。他说某处给的稿费低他不干。开大会时有人在下面说话，他会不留情面地去制止。年过花甲的他，头戴一顶贝雷帽，还好几次跟我津津乐道他的风流史。当年社科院评研究员卡得太严，到退休，李老师才是个副研究员。退休后，总算给了一个研究员，不过加上了“特约”二字。记得有位老师好大年纪还是助理研究员。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德纯老师大概是2008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上。那年他已经82岁了。

3.卞立强老师引领我参加学会活动

      卞立强老师从1979年末到1983年，到早稻田大学做过三次研究，每次逗留数月。因此他自称“稻门子弟”。我们可谓同门。

1980年4月我入学后，我选修了政治经济学部安藤彦太郎老师的“现代中国论”。由此结识老师和他的夫人岸阳子老师。后来，他们要我给他们儿子润一郎当家庭教师，每周教一次中文。我1988年4月到法学部工作也是岸老师推荐的。卞老师到早大做研究，多与安藤老师有关。安藤彦太郎老师给过我一本他的著作的中译本《日本研究方法论》（1982年吉林人民出版社）。译者就是卞立强老师。

1983年春，我跟卞老师商量，想组织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本文学研究会（我们见面可能要更早），他很赞成。5月7日，我借早大文学部的教室搞了第一次。那天先请刚进早大读研的叶红发表，然后请卞老师讲国内当时的日本文学翻译、研究、教学与出版情况。他根据他在在第二届日本文学研究会上的发言稿给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参加的还有林芳老师等，一共10个人。6月11日，又在早大文学部举行了第二次研究会，我发表，参加者有林芳老师、大使馆教育处的张连芳老师、刘岸伟等12人。这时卞老师大概已经回国了。7月13日，借中国研究所附属中国语研修学校的教室举行第三次，还请早大上野理老师来讲日本文学研究法，但只有5人参加。以后这个研究会没有继续下去。要是卞老师在的话，可能还能坚持一段。

1985年3月13日，我收到卞老师的信，知道6月在洛阳召开第三届日本文学研讨会。之后，书信来往数次。5月4日卞老师来信，说与李芒老师、洛阳外院卞铁坚副院长商量，欢迎我参会并附函寄来了邀请信。他还写道：“我是三十多年前见过您父亲，当时他似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到北京来约我译一部分稿子，这部稿子后因文革及其他各种周折，甚至至今才问世。每当我看到这部书，我眼前总是呈现出您父亲的面影，不知他老人家近况如何？”5月17日来信又写道：“因会期已定，不会有改变，我就不给您上海的家中去信了，请向您父亲朗西先生问好，他也许还记得我。”

这里说的“见过您父亲”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5月，家父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到北京约稿的那次。不是三十多年前，而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卞立强老师是安徽人，1932年生，1951年考进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1955年毕业留校。他在《卞立强文集——一个翻译家的轨迹》（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以下引用皆据此书）的“写在前面”里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那是自谦。1960年代初，卞老师便有译著问世，如《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周启明合译，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惊雷集——日本人民反美斗争诗集》（与楼适夷、李芒等合译、1962年作家出版社）、《小林多喜二传》（1963年作家出版社）。家父一定是看到这些实绩才找上门去的。

5月17日的信中，卞老师还托我复制一点日本新歌，说他爱人是东方歌舞团的女高音独唱演员，正在学唱日本歌曲。

但在《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十年》（2001年1月22日写于东京创价大学）里他却说：“我因无家无室，节假日都到研究室工作。”卞老师较大的人生波折始于1988年末。在此文中他写道“1988年底，我接受梅原猛先生邀请，到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当了半年客座教授。期满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回国。”

他儿子英年早逝一定叫他最伤心了。在岸阳子老师召集的一个小型茶会上，我见过他儿子。大家一边喝茶，一边欣赏一位从中国来的音乐家演奏二胡。我跟卞老师的儿子坐一桌，知道了他在早大理工学部读书。一个很聪明的人，性格也挺开朗的。没想到过了不多久竟会撒手人世。1994年10月23日卞老师在京都写的《池田大作〈人生箴言〉中译本后记》中，提到他的这个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长子卞正，并写道:“这部译作的问世也算是对亡儿的纪念，同时也是代替亡儿回报以池田先生为首的创价学会的各位先生施予他的恩德。”

       2000年春，卞老师从京都到东京创价大学任教。6月13日他给我打电话，说9月在上海召开第七届年会，他说他去，问我去不去。我回答说去啊。1988年以后，我也因忙于生儿育女，与研究会久违了。7月7日，收到他的来信，内附邀请函。就这样，卞老师又引领我参加了第七届年会。在那届年会上，卞老师被聘为顾问。第三届理事会的决议说不设顾问，这恐怕是个特例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卞老师是2003年9月11日，在上海。那天，他赠予我上面提到的《卞立强文集》。卞老师说他一生翻译了60多本书，根本没赚钱。有的没稿费，而仅有的一点稿费也大多用在回报编者上面了。那时他在上海外大还做一些工作。听说他晚年患了帕金森病。2012年底回到他读书做学问的起点北京，逝于2014年。

我始终觉得，卞立强老师是个好人，对人真诚，做事认真。他的性格与李德纯老师正相反。他身上既有中国老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迂”，又有建国初期大学生的那种“愚”。有一个老师在跟我谈到卞老师时说，卞老师太老实了。说有几次看到卞老师想找某日本专家，可见此人正在跟别人说话，就远远地等着，有时甚至在门外等。按他的身份，完全不必如此啊！

4.不忘掘井人

从我的第三届年会（1985年6月）笔记可知，当时的理事即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是林林（会长）、黄源、楼适夷、雷石榆、叶渭渠、刘和民、林焕平、陈涛、任钧、胡雷、李德纯、吴元坎、吕元明、孙利人、李正伦、倪玉、吴代尧、卞立强、文洁若、陈德文、孙维善、金中、仰文渊、李芒（第六届起为第二任会长）、刘振瀛、沈策（已故），共27人。

根据吕元明副会长工作报告，原定增补理事10人：于雷、王长新、卞铁坚、申非、李明非、唐月梅、麻贵宾、高慧勤（第七届起为第三任会长）、黄瀛、谭晶华（第十届起为第四任会长至今）；但会议期间理事会中又有人提出候补6人，结果再增补了3人：赵乐甡、罗兴典、郭来舜。第三届的39个理事中，按我所了解的32人的年龄来分段的话，70岁以上的9人，60至69岁的8人，50至59的13人，余下2人，郭来舜40岁，谭晶华34岁。

这届理事，高龄者多。看看第十届（2006年8月14日）理事会名单，59个理事中，只有谭晶华、罗兴典、郭来舜是第三届的理事。加上4个非理事的名誉会长林林，副会长吕元明、金中、李德纯。根据第十届理事会决定：“理事中，多年不参加本会活动、年逾75岁者，不再担当本会理事。”那么，第三届的39个理事，只剩下了7个。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鉴于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的形势，这些高龄理事林林、黄源、楼适夷等既是文化名流，又是领导干部；其他如雷石榆、林焕平、任钧、吴元坎、李芒、刘振瀛、王长新、申非、黄瀛等人，皆为文教界元老；较为年轻的叶渭渠、文洁若、唐月梅等人亦在出版界身居要职。他们出任理事，是时代所需。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对创建研究会的功绩。

在这里，我想说说黄源先生。黄源先生跟家父是老朋友。1928年他到日本游学之际，有半年挤住在家父那里。1972年夏，我到杭州旅行之际，在葛岭13号黄源先生的家住了好几天。他把自己的卧室（一个堆满了书的房间）让给我住，还陪我游西湖、下馆子。那时我还在黑龙江插队。他鼓励我——在农村好好干，并说了很多他自己在新四军时的艰苦奋斗的故事。我听了很感动，但总觉得参加新四军和我上山下乡好像不是一回事。那时他虽然还靠边，但桌子上放的大参考依然显示了他的地位。

吕元明老师在他的《日本文学研究会建立时日的回想》（载《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里说，筹备召开第一次日本文学研究会之际“杭州的黄源先生早早接受了邀请”。那年初黄源先生名誉回复，6月恢复工作，刚被选为省作协主席。黄源先生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已雌伏20多年了。“早早”这两个字正表现出他的积极。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黄源纪念集》（2006年中国福利会出版社）里的“黄源年表”（蔡敏整理，乔丽华校）记：

9月9日，与艾青夫妇同乘车到长春，萧军来接，蒋锡金、秦牧、艾喧同去黑龙江。应黑龙江作协之邀，作报告“在鲁迅身边”。参观镜泊湖等四个城市。赴吉林长春参加日本文学研究会。

日本文学研究会是1979年9月10日至20日召开的。这里的“9月9日…到长春”与吕元明老师的“黄源老先生早来一天”的回忆相符，“萧军来接”这点也跟吕老师的描述一致。但这个“黄源年表”把年份错成了“1978年”。

原黑龙江省展览馆党委书记兼馆长刘富智先生2005年回忆：“1979年7月下旬，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哈尔滨市联合举行文学学术报告会，特邀王朝闻、艾青、萧军、黄源、艾煊等当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专程到哈尔滨讲学。”由此而见，黄源先生是先去黑龙江。

据吕老师回忆，第一次日本文学研究会上，黄源先生积极地参与了研究会的组织活动。但那以后，他接二连三担当起各种面更广、级别更高的职务，就顾及不到我们这个会了。

我再想说说我和文洁若老师的邂逅。1985年6月洛阳会议上，我见到了申非老师。他是《平家物语》中译本（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者（另一个译者是周启明）。因为我从事日本中世军记的研究，很重视这本译著。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文洁若，申非老师告诉我以后，我才注意到的。

27年后，在2012年8月兰州会议上，我结识了日本弘前学院大学的顾伟良老师。会后到敦煌旅行，跟顾老师分在一个组骑骆驼。回到日本后不久，我便应顾老师之邀去弘前，参加了10月12日他主持的“现代中国作家的挫折与信念——萧乾文学及其时代”研讨会，还在他家住了两晚。萧乾夫人文洁若专程前来参会。在雪花纷飞后的日本弘前，我第一次见到了文老师。文老师极其珍惜时间，在旅馆里也总是写东西。她好像对观光没有什么兴趣。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字样。其实，2006年第十届的理事名单里已经没有文洁若的名字了，但她还在用这个头衔。此时，我毫无责怪执念，只感觉到她对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执着。

02

九大会

       迄今为止，日本文学研究会一共开了十五次年会，我参加了九次。会议虽有会议日程等资料，但实际的执行情况与原定方案并不相同。计划加上“变化”，才是真实。

1. 第三届在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

       此届邀请信盖的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印章。

这是我第一次参会。这届会议与以后的各届相比，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会议议程长达九天，而且安排了预习——阅读论文的时间；晚间开放几个教室供大家学习和交流；分组会议采取圆桌方式，发言很自由；观光活动放在会议之间。

1985年5月31日报到，开理事扩大会议。6月1日上午在自己房间阅读参会者提交的论文打印件。我领到45种（总数要更多）。下午开幕式，李芒副会长（代林林会长）致辞。2日游中岳庙、少林寺。3日上午继续阅读论文，下午是分组会议。我参加了古典组，有20来人。听说上一届济南会议的古代组才六、七人。

4日上午，古代组研讨《源氏物语》。中心发言有王长新（吉大）的论《源氏物语》的主题”、李芒的“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韩瑞穗（国际关系学院）的略论《源氏物语》”、以及麻贵宾（华南师大）的《源氏物语》随想”等。

下午大会发言9人：周平（上海外大）“太宰治的生平与文学”、周学军（天津外大）“毁灭与美的文学——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高慧勤（社科院）“《苍泯》与石川达三的创作思想”、郭来舜（兰大）“三记的比较研究——卡夫卡《变形记》、中岛敦《山月记》、井上靖《狼灾记》之比较”、孙利人（吉大日研所）“《活着的士兵》是反战作品吗？”、倪玉（东北师大）“论悲剧人物青山半藏”、柴明德（吉大日研所）“试论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申非（农业出版社）“《平家物语》与中国文学”、林少华（暨南大学）“试论《古今和歌集 四季歌》的意境”。

5日上午游白居易墓、关林，下午分组会议。6日上午，召开关于杂志《日本文学》（1981年1月创刊，吉林人民出版社）座谈会。下午古典组有5人发言：吴肃森（陕西省社科院）“论日本词的艺术风格”、林璋（福建师大）“试探俳句的艺术特性——兼论《古池》句汉译”、叶宗敏（江苏省徐州外办）“初探和歌的五七调”、赵乐甡（吉大日研所）“高桥虫麻吕论——《万叶集》研究之一”、郭存爱（辽大日研所）“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汉诗文的影响”。

7日上午游白马寺、洛阳博物馆。下午大会发言，7人是学术性的：朱全和（复旦大学）的“战后出生的一代及其作品”、龚志明（南京解放军外院）的“论堀辰雄”、何乃英（北师大）的“夏目漱石——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罗兴典（大连外院）“试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和土井晚翠的诗歌风格”、孙久富的（国际关系学院）“彷徨的青春 时代的迷羊——评夏目漱石长篇小说《三四郎》”、刘介人（黑龙江大学）的“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问题”，还有麻贵宾（与4日上午小组发言内容相同）；2人是出版社的：李景瑞（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当代文学与信息《译林》”、于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日本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

我手头还保留一份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6日打印的“日本文学大系分卷目录”，列有35卷的卷名，还有附录1卷为日本文学史。在各卷的后面有我用铅笔记下的各卷编译者的名字。除了古代的数卷以外，人员大都敲定。此外，我还用春风文艺出版社稿纸记录下大系前八卷（古典部分）各卷的细目，共8页。

8日上午大会有5人作报告：刘和民（大连外院院长）“访日印象记”、李德纯（社科院）“今日日本文坛信息”、陈喜儒（作协翻译）“随巴金访日及会见松本清张、水上勉、野间宏的报告”、吴念圣（庆应大学研究生）“日本文学研究现状点滴”、李芒（社科院）“笔会的东京大会参加记”。

可能因为我是唯一从日本来参会的，所以尽管我还是个学生，仍特意给了我30分钟的大会发言时间。我一半时间介绍了这几年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动向，如《日本学》季刊的创刊、和汉比较研究会的成立、国立日本学研究所（即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计划、大学教授的年轻化、前田爱的都市文学都市空间论以及早稻田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的情况。另一半时间谈我专攻的《保元物语》等军记物语的研究近况。正好一个多月前我去过下关，在那里登船观赏到重现800年前坛之浦合战的表演。我给大家描述了战场盛况。

8月上午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是吕元明副会长，向大会报告理事会讨论增补理事的经过，明确挑选理事的基准是有优异的成绩，兼顾年轻化、历史缘由，还要注意地区性。还说理事会决议不设顾问。9日上午闭幕式，公布了增补的13个理事的名字。吕元明副会长致闭幕词以后散会。

当时车票非常难买。会前卞老师一再来信嘱咐，要我务必提前办理。结果我买到6月1日凌晨到洛阳的车票。根据卞老师的指示，我给洛阳外语学院卞铁坚副院长发了电报。卞立强老师亲自坐车来接我。与会者的返程票全由洛阳外语学院代购。到底是解放军有办法。

到会那天，还领到一张“洛阳外院夏季作息时间表”。上面写着：起床5点半，早自习6点半，早饭7点20分，上班8点，午饭12点，午休14点45分，上班15点，晚饭18点，课外活动18点40分，晚自习20点50分 就寝22点，熄灯22点30分。因此，我每天早起散步，傍晚还打了几次篮球，晚上还真去教室自习过。

“来宾登记表”上102人（实际上大约有120人参加）。102人中，学校及研究单位的65人，出版单位的29人。分地区看，东北39人，北京22人，上海11人。

其中，99人登记了年龄，70岁以上的6人，60至69岁的没有，50至59岁的19人，40至49岁的15人，30至39岁的和20至29岁的各23人。不过39岁以下的46人中，有21人是出版单位的。

这届参会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届后为译林出版社的）竺祖慈、江苏省徐州外办（第4届后为译林出版社）的叶宗敏等后来都成为研究会骨干、理事（竺祖慈还是现任副会长）。

山西人民出版社（第4届时为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祝振媛，在旅游少林寺等处时，常与我以及吕元明、倪玉、刘光宇等诸位老师在一起，还合过影。她参加了第4届以后，到了日本，与日本文学研究会疏远了。后来，在法政大学我们又相见了。大约十年前，我们在一起说起日本文学研究会，才觉察我们是故友。从十一届以后，祝老师又回到了日本文学研究会。现在她也是理事。

十年前，在欢迎林少华老师来日的小酒会上，巧遇李长声先生。他也是第三届参会者，当时是《日本文学》编辑，现在是旅日作家。

在那次大会上，我认识了李芒老师的三个研究生。他的三个研究生，年龄相差甚大。魏大海小我不几岁，李征则要小我十来岁，彭浩更小。现在三人，尤其是魏李二人都成了研究会的中心人物了。彭浩的父亲彭家声老师、母亲张光珮老师都是卞立强老师的北大同事，也可以算我们日本文学语言研究圈里的人。我在大学参加文化节时，曾去大使馆教育处找彭老师帮过忙。那时他被借到外交部工作。今年8月，彭家声老师也仙逝了。

2. 第四届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这届会议两次缩短日程。会议通知说第四次日本文学讨论定于1988年11月7日至16日之间，到会后改为至13日，会议中途再做调整，11日闭幕式，12日参观深圳。

1988年11月7日下午开幕式，林林会长致开幕词；广州新创办的报纸《沿海大文化报》主编也讲了话，宣称将与台湾共同出版《日本近代文学大系》。晚上阅读论文（要求提交论文180份）。8日上下午均分组讨论，晚上举行翻译技巧座谈会。9日市内参观。10日上午学术报告，下午自由活动，晚上举行文艺评论座谈会。11日原定上午分组讨论，下午自由活动，晚上舞会；后把原定13日上午的内容，即大会发言，各分组讨论和座谈会总结汇报，以及闭幕式改到下午进行。代表各组、座谈会总结汇报的分别是古代组刘德润（河南师大）、近代组罗兴典（《日本知识》杂志社）、现代组陈嘉冠（上海社科院）、翻译艺术座谈会的金中（山东大）、文艺评论座谈会的郑强（北京外贸，代发言；主持者东北师大日研所的刘春英因故缺席）。李芒副会长致闭幕辞。

会议通知要求参会者除寄发论文6份以外，再随身携带174份（可能是预计有180人参加）。 “日本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名册”上97人。其中，大学及研究单位67人，出版单位26人，不明4人。提交论文70余篇。

按名册填写的职称来分，有教授9人、研究员2人。平均年龄近70岁，大多是第三届的参会者。如黄瀛（82岁）、郑料（79岁）、林焕平（78岁）、雷石榆（77岁）、李芒（68岁）、柯森耀（68岁）、韩瑞穗（67岁）、李树果（65岁）、金中（63岁）、刘介人（62岁）、孙维人（60岁）。副教授21人、副研究员3人，平均年龄48.6岁。年过60的有仰文渊（63岁）和李德纯（62岁），最年轻的是王勇（32岁）。此届年会有两名日本人专家参加。他们是中西进（日研中心教授）和冈田袈裟男（立正大学助教授）。

会务费50元。还未收会费。主办单位的华南师范大学出资7千元，吉林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即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挂靠单位）各出2千。为此，林林会长在开幕词里说：“华南师大、吉林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将同东北师大、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一起，载入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史册。”

伙食费自理，每日约4元。

       招待所一级房一天60元（可住两人）、二级房50元、三级房36元（以上有空调、电视）、四级20元（无空调、电视），各级均有卫生间。当年日元很牛，我一个人要了一个一级房。但不少老师是两个人住一间的。所以到晚上，总有一些老师聚到我这里闲谈。

3. 第七届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正式名称：

日本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日本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会议邀请函上盖“中国外国文学会”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两个印章。会费10元。交纳会费是从第六届开始的。

会议实况与所发资料相差很大，特整理如下：

2000年9月24日上午开幕式，李德纯副会长开幕词，并有译林出版社副社长竺祖慈、研究会顾问卞立强等发言。休息、摄影之后，有新会长高慧勤等3人的大会主题发言：高慧勤“日本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罗兴典（大连外院）“日本诗歌——百年回顾与展望”和一条孝夫（帝塚山学院大学）“大江健三郎的研究现状”，并宣读了名誉会长李芒、副会长金中的贺信。

下午大会发言8人：李强（北大）“川端康成创作情感析微——由《雪国》谈起”、高宁（华师大）“夏目漱石政治倾向研究”、李哲权（圣德大学）“夏目漱石与中国文学”、于荣胜（北大）“论岛崎藤村的《家》”、邹波（复旦大学）“安部公房的存在与异化”、于进江（山东师大）“大江早期文学探因”、鹤崎裕雄（帝塚山学院大学）“日本古典表演艺术观赏教学”、林少华（已从暨南大学转到青岛海洋大学）“村上春树论”。

25日上午的大会发言有8人：王晓平（天津师大）“日本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李征（筑波大学博士后）“日中近代文学与外国传教士”、龚志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从日本战后名著看日本人的心态”、吴念圣（早稻田大学）“两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民意调查”、于长敏（吉大）“中国的葫芦文化与日本的葫芦传说”、王奕红（南大）“雨树与日本的自我”、谢志宇（浙大）“从葛西善藏的小说看日本近代文学”、胡孟圣（大连外院）“关于《日语知识》”。

下午分古代、近现代、比较及翻译三组发言讨论。

26日上午的大会发言7人：古田岛洋介（明星大学）“日本文学中汉文学的衰落”、刘立善（辽大日研所）“森鸥外《信使》中的爱与理智”、叶琳（南大）“从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赵德远（洛阳解放军外院编辑部）“感想·宣传”、李晓光（上海大学）“恶作剧的绝望”。

然后，闭幕式，谭晶华副会长闭幕词。27日参观朱家角。

这届大会的特点是大会发言多。据此届的会议纪要说，大会发言共23次。但若加上开幕式的主题发言，应为26次。

参加者80人左右，出版单位10多人。可能是因为王晓平老师在帝塚山学院大学任教的缘故，该校来了两个老师和好几个学生。据高慧勤会长报告，全国有会员200以上。

4. 第十届在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

其日程与颁发资料多有不同，整理如下：

2006年8月15日上午开幕式，新会长谭晶华致开幕词。

大会发言4人：胡洁（名古屋大学）“记纪里的嫡与庶的用法”、平冈敏夫“文化交流背景中的芥川龙之介”、霍士富（西安交大）“<破坏>建筑的原理”、原善（武藏野大学）“村上春树小说中的现代性与多元文化特征”。

下午分三个会场。第一分会场（古典文学）发言6人：刘瑞芝（浙大）“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李东军（苏州大学）“诗赋欲丽：论日本中世和歌创作观念的转变”、时卫国（爱知教育大学）“狂言的主要流派及其特色”、陈晓琴（川大）“江户时代戏作文学的美意识”、吴念圣“源九郎判官义经和武士必须具有的警察之职能”、崔香兰（大连水产学院）“中国古代小说对江户读本的影响”。

第二分会场（近、现代文学）发言6人：波泻刚（九州大学）“上海、哈尔滨——昭和现代性与东洋巴黎”、曹志明（黑大）“大江文学的反传统性”、刘晓芳（同济大学）“文学创作与岛崎藤村的近代自我”、中根隆行（爱媛大学）“外地归还者与大众现代主义”、康林（上海外大）“论川端康成《雪国》中的镜喻”、刘军（国际关系学院）“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

第三分会场（现、当代文学）发言6人：朱卫红（上海财经大学）“连句的翻译—关于连句动画《冬之歌》”、于进江（漳州师院）“大江健三郎”、金中（西安交大）“诗歌汉译”、韦娜（武藏野大学研究生）“川端康成与中国”、张秀梅（上海水产大学）“试论日本对《故乡》的教材批判”、曾峻梅（上海外大）“戏剧时空—读柳美里《全家出境》”。

16日上午原定仍分三个会场，但因第二第三会场预定发言者缺席太多，合并为一。第一分会场（古典文学）发言4人：唐卉（社科院）“蛭子与古代日本的再生观—《古事记》神话的原构图”、王华（中国海洋大学）“永远的女性—思考紫上无子之寓意”、於国瑛（北京林业大学）“物语的想象力与视线”、丁莉（北大）“围绕心鬼—《源氏物语》里女君们的情念”。

第二第三合并分会场（近、现、当代文学）发言6人：林敏、何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轨迹—以岛木健作为中心”、童晓薇（深圳大学）“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陈爱华（重庆大学）“东亚迷思—中岛敦”、王海涵（上海水产大学）“《赤月》的意识流手法运用”、陈晖（社科院亚太所）“日本近代女作家的自我表现”。

下午的大会发言6人：李征（复旦大学）“近代初期的外国人表象—日中近代文学与翻译”、阮毅（深圳大学）“芥川龙之介与金瓶梅”、邹波（复旦大学）“安部公房作品中的梦幻表现与现实”、张蕾（大连海事大学）“杜子春物语中的时间的双重性”、李哲权（圣德大学）“漱石文学中的女性描写”、李雁南（华南师大）“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然后分会场总结汇报。闭幕式李德纯副会长致辞。陈喜儒副会长也讲了话。

欢送晚会后，安排了唱卡拉OK的时间，但人多时短，颇有方兴未艾之感。我和大海兄等提议去卡拉OK歌厅。到了那里，我要了一瓶威士忌，为大家助兴。也许是因为我这个假四川人不适宜成都的炎热与麻辣，也许是因为受到大海兄他们唱西北风时的大吼、大摇摆，再加上的彭浩小学妹的高八度笑声之刺激，我竟未歌先醉，中途脱离歌场，借助川大的杨小平同学之手才回到旅馆。后来在房间吐了，弄脏了床单，还被罚了款。

第十届《通讯录》录73人。会务费400元。

5. 第十一届在大连外国语学院

2008年8月19日上午开幕式，谭晶华会长致开幕词，大会发表；下午分会场发表。20日上午分会场发表；下午大会发表，总结发言。

闭幕式，副会长李德纯、陈喜儒致辞。21日旅顺一日游。

会务费从第十届的400元增加到600元。会员费50元（无发票）。

此届《通讯录》127人，有10来人未到。据2008年8月20日新商报讯，参加者逾120名，其中正式会员84名（社科院外文所唐卉、魏大海记）。

大会发言共7人；分会场五个，发言共约60人。在日本的中国人有12人参加，8人发了言。我参加的是第一分会场（古典文学）。该分会场8月19日下午发言6人：丁莉、吴念圣、崔官（高丽大学）、胡洁、崔香兰、於国英；20日上午7人：刘雨珍（南开大学）、张继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张忠锋（西安外大）、于永梅（大连外院）、吕莉、刘小俊（关西学院大学）、金中。

6. 第十二届在延边大学（延吉）

2010年8月19日上午，开幕式，大会发言；下午分会场发言。20日上午分会场发言；下午大会发言、闭幕式，李德纯、陈喜儒致词。分会场7个，第一与第七为古典文学。不过，第二天减了两个分会场。

我参加了第一分会场（古典文学），与刘小俊为主持人。除我俩以外，还有金中、韩玲姬、吴卫峰（日本东北公益文科大学）、丁莉、吕莉、刘瑞芝、周以量发言。

《大会通讯录》录116人，有10来人未到，另也有临时参加的。

会务费600元，会员费收2年、100元。

21日，去海参崴旅游。因为时差加3小时，到旅馆后再出去逛街，已是晚上8点。同行的一位老师可能有留学日本“后遗症”，酷爱罐头啤酒，边走边喝。没想到俄罗斯晚上8点以后严禁路上饮酒。这位老兄正喝得高兴时，迎面走来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态度严峻，显然大事不妙。周以量老师跟他们说了几句英语，说不通。我一看，只好挺身而上，操起45年前学的俄语进行交涉，王晓平老师也在一旁帮腔（他在中学也学俄语）。说实在的，我们说的俄语支离破碎，不成话。不过拼命说俄语，表现出我方的诚意，也可以说是对俄方的敬意。结果他们让我把剩下的啤酒倒掉，便OK了。

7. 第十三届在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年8月18日中午到兰州，下午与单援朝（崇城大学）结伴去市中心观光。旅馆与李先瑞大校（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同室。

19日上午开幕式，大会发言；下午分会场发言。20日上午分会场，我在第三分会场以“平清盛与曹操——兼论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为题发言，刚开口说了几句，小峯和明老师（立教大学）走了进来，我便改用日语发表。他早大出身，又是中世军记专门，听了以后，给我提了几点宝贵意见。我还知道，他在北京跟张龙妹、丁莉、周以量、於国瑛等定期搞读书会。

21日下午飞敦煌。骑骆驼五人一组，我和梅定娥（南京邮电大学）、周阅（北京语言大学）、王奕红、顾伟良一组。

8. 第十四届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会议手册印得很地道。前半部分是会议日程，后半是预稿集。这届参加人数多，《通讯录》录172人。

会议2014年8月19日至22日，实际上会开两天，第一天是报到，晚上开理事会，最后一天是旅游（自由参加）。

从上海飞广州，遇暴雨迟到两个小时。匆匆用了晚餐后，出席理事会。散会时把老花眼镜忘在会议室里。说来也巧，会务组的一位负责人张秀强老师乃是旧识。七年前，2007年8月底9月初，我到东北师大外国语学院去讲课时，他在那里读研。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请他打开会议室找到了我的眼镜。只是那几天，东语学院同时承办两个大会，把张老师忙得不可交开，没时间在一起叙叙旧。

20日上午开幕式，下午分会场发言。跟我一起做第三分会场（比较文学）主持人的是广外的王兰老师。一说才知道，我们早在2009年1月就相见于金华。那是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金华）召开的“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那时王兰老师已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同时又在中山大学读博士，那次是随导师吴定宇老师来参加会议的。吴定宇老师与我同姓，又算四川同乡，颇有共同语言，会外屡屡欢谈，便与王兰老师也熟识起来。

确认王兰老师经历，发现她2004年至2005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莫非我们在那时就见过面。还没等跟她好好摆摆龙门阵，就给她添了一个大大的麻烦。22日会议结束，23日我准备按计划下午去深圳看朋友兼观光。26日从深圳到上海的飞机票也已经买好。没想到整理行李时，把腰闪了，动弹不得，坐救护车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拿到一本厚厚的有32也的广东省医疗机构通用通用病历）。我只好打电话向王兰老师及这次会上常在一起的赵立男老师（上海理工大学）求助。王兰夫妇开车来，把我从医院送到逸林假日酒店。赵老师替我付款，又通知了广外东语学院领导。这天中午我跟广州的作家林贤治还有一个约会。他闻讯赶到医院，然后又跟到酒店。我动不了身子但不碍动嘴，跟他一直谈到下午6点。一个人上不了厕所，一个晚上用了4个塑料瓶。第二天是王兰的先生帮助倒的。王兰老师还给我买吃的来。那天，陈多友院长等二人来看我。中午，深圳的朋友开车过来，照顾我半天才回去。结果1988年四届年会时我没跟大家去深圳，这次又没去成。25日我的挚友从上海赶来，26日护送我到上海。这回，我第一次坐了个头等舱。想当年即1985年我参加第三届年会时买的唐三彩马，是放在头等舱里回日本的。

跟我同分会场的另一个邵艳平（曲阜师范大学）老师，2016年上半年到早稻田大学来做研究，又见了面，还听了我半年的比较文学课。

21日下午大会，奉大海兄之命，代表比较文学分会场（20日下午三、四、九会场和21日上午的一、九会场）做了总结汇报。我主要根据各分会场主持人写的资料总结，参考会议手册内容做了发言，我的原则是尽可能将发言者的名字都提一下。以下括弧里的系发言主题，并非原题。

我的总结三部分，一是关于比较的研究，如朱雅玲（广外）的“陶渊明与大伴旅人的诗歌”，霍云立（立教大学研究生）的“《娇红记》和《曾根崎心中》中的情死设定”，王兰的“中国日政治小说”，刘灵君（神户大学研究生）的“台湾作家朱天心与川端康成的《古都》”，吴念圣的“吉川英治对刘安杀妻的批评”。二是关于受容、影响的研究，如邓力（法政大学博士后）的“杜诗与太平记”， 邵艳平的“类书与平家物语”，闫秋君（吉大研究生）的“绝海中津《蕉坚稿》”，王彦春（上海大学）的“中国古典与太宰治”，徐磊（广外）的“中印龙王龙女故事对日本的影响”。三是翻译的研究，如房颖（吉大）的“枕草子的六个译本”，徐迎春（上海海洋大学）的“丰子恺的误译与文化差异”，金中的“和歌俳句汉译形式”，吴卫峰的“北岛、芒克诗作的日译”，小田切文洋（日本大学）“明清白话小说日译法的变迁”。

20日晚上，我又鼓捣去唱卡拉OK。得到东道主的广州老师的大力支持，开了两辆车带大家去，闹了一通。记得参加的有周以量、於国英、佟君（以上是参加编写《日本古典文学入门》的成员）、周阅、顾伟良（以上是敦煌骆驼组）以及广州几个大学的老师。

       到上海后，参与了家父吴朗西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程调整，最终决定10月23日举行。我想起我们的谭晶华会长又是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他若能参加很合适。我跟谭老师联系后，他很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让会议主办单位上海鲁迅纪念馆给他发了请帖。会上，他还发了言。

9. 第十五届在杭州师范大学

特点是人多。《大会通讯录》录220人，实际上也不会少于200。

2016年8月13日上午开幕式，下午分会场发言，我在第一会场，与宋再兴老师同为主持人。除我俩，还有赵莹、张忠锋发言。

8月14日上午，我到第六会场，听了学生吴奇发言。他是我推荐参会的。第十四届年会时我就推荐他参加，结果他报了名没到会。他是法政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因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再来日本上大学，年龄要比一般学生大不少。他一年级时听我的比较文学课，成绩优异。在交谈中，我觉得他的确喜欢文学，中文底子也不错。我还推荐他参加了一项翻译工作。今春，他本科毕业，已进同校研究生院深造。

这次会议，我还推荐了一个年轻人参加。她叫刘淙淙，河南师大刘德润老师的女儿，在皇学馆大学读博士。今年2017年3月她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刘德润夫妇专程来日参加女儿的毕业仪式，归途经东京，与我夫妇在神乐坂一家小洋酒店一起用了晚餐。

14日晚饭，与赵立男（已从上海理工大学调回老家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孙宁（大连民族大学）、吴奇、祝振媛（法政大学）、刘小俊（已从关西学院大学转到京都女子大学）等同桌。15日晚饭，与赵立男、孙宁、单援朝等一桌，因为喝得不过瘾，就找魏大海秘书长要酒喝。白酒来了，魏大海、李哲权等也移到我们这桌来了。

这次会外，与王晓平、宋再兴、单援朝等老师多有机会长谈。单老师增我一书《漂洋过海的日本文学》（201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一本正经地给我儿子提亲。

晚上，我和陈晓琴、李先瑞（已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转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祝振媛、王奕红等六人去唱卡拉OK。杭州正值峰会前夕，管制森严，唱歌要登记。大家都有身份证，唯我用护照，办手续多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几个都是老朋友。记得张罗得最起劲的是陈，而最爱唱的该数李了。

半夜12点魏大海、李哲权、李征、赵立男也赶到。不一会儿，我们就换班先回旅馆了。

03

一些交流合作

1. 一本难产的译作

       1988年广州会议上，王晓平老师赠我《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会后，他数次来日。一次到东京住后乐寮，我去看他，他请我在后乐寮食堂吃饭。1999年至2006年，他在帝塚山学院大学任教。2003年冬，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无兴趣搞翻译。听他介绍了内容以后，我表示有兴趣。随后他便来信，寄来日本中国学文粹丛书的出版计划，王老师是主编。这套丛书计划2004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起先，我只负责翻译中野美代子的著书，后来又要我再翻一本井波律子的。因时间很紧，我就抓紧翻译中野一书，第二年3月底基本译完。3月中旬，责任编辑M氏寄来两份合同，我签名后寄回。因有些疑问想直接与作者中野老师联系，又因在井波律子著书的选题上我有些不同意见，便与王老师通过几次电子邮件。6月译稿寄给M氏。7月19日收到M氏的电子邮件，说看了我的译稿不知说的是什么，还说已经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认为“这个文稿中存在着某些不宜于在中国出版的东西，比如过多的春宫画和过多风水方面的内容”。我立即将此件转给王老师。第二天，王老师回邮件说，问题没有这严重，他8月3日回国后会好好处理。7月27日来信，对我写的译者小序提出不少具体意见。

       同年10月底，我到上海参加家父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正好M氏出差在上海，11月4日见面，M氏把译稿退还给我。

2005年，经王晓平老师努力，此稿转至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专家审查后，2007年得以出笼。这本难产的译作叫《龙居景观——中国人的空间艺术》。但井波的那本我就再也没有气力继续下去了。2008年在大连开会时，我向王晓平老师表示感谢。他说他还没见到这本书呢。我马上送了他一本。

       杭州会议后，我寄了一本《吴朗西文集》给王晓平老师，他发电子邮件说跟家父一样，也生在开县。

2. 参加编写大学教材《日本古典文学入门》

2005年10月，我应北京日本研究中心张龙妹老师之邀，参加了大学教材《日本古典文学入门》（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纂工作。其实这件事要追溯其源，也与李芒老师有关。李芒老师在早大做研究的时候，有个叫铃木义昭的早稻田高中的老师常去看他，因此也与我认识了。铃木老师早大出身，是研究闻一多的，几次在中国做过外教。后来调到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一次他要我到他的学习会上发言。就在那次会上认识了李铭敬。李铭敬在早大读研，专攻说话文学，跟我专业比较近，而且他的导师小林保治我也很熟。那以后，我们常见面。李铭敬拿了学位以后，回母校山东大学去了。让我编写军记物语和随笔文学，正是他向张龙妹老师推荐的。

在这个编辑会议上，除了又见到李铭敬以外，得以与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德润旧友时隔十七年重逢，并新交了北京林业大学的於国瑛（从日本回国不久）、首都师范大学的周以量等朋友。编纂者之一的北京大学丁莉没参加这次编辑会议。不过，在此后的几次日本文学研究上我们多有交谊。

参加编写《日本古典文学入门》的这帮人多数成了日本文学研究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不过，这次到北京名义上是参加纪念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供住所。会议10月13日报到，14、15日开会，我们利用13日旁晚和15日上午开了两次编辑会议。

3. 到浙大讲学

2006年10月下旬我应早大学妹刘瑞芝之邀，到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了两课。27日下午讲中世军记物语，28日上午讲七龙珠与西游记。刘老师的儿子后来到早大商学部留学，他们母子是两代“稻门弟子”。我去的时候她手中无钱，讲课是无报酬的。但因为他先生在旅游局工作，给我安排了住处。旅馆位置非常好，在西湖湖畔。我住了4天，每天清晨起床，到湖边散步。她的先生原在中央马列编译局工作，很有学问。28日下午，我妻子也到杭州（她那时常驻上海），我们两家四人一起吃了晚饭，谈得投机。可惜几年前她先生得病。一天突然来电子邮件，希望我接替她做完编辑中日词典的部分工作。这项工作是她儿子负责的。她儿子早大毕业后进出版社工作，担任了这个词典的编辑。那时我也非常忙，只得抱歉地回绝了。2016年杭州会议前我跟她联系，结果她没参加。会后，我在上海与她夫妇见面。他先生有所康复，但行动说话还有困难。刘老师跟我说，她退了休，还有科研费，但鉴于家庭现状，无法继续研究，已经把科研费退回去了。

       在杭州，我随陆莲英大姐（我名字吴念圣的圣就是纪念她父亲陆圣泉的）上葛岭，参观了黄源故居。那里与我34年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

4. 与河南师范大学互访

2007年我应刘德润老师邀请，到河南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参加了6月27日“日语教学与研究暨庆贺刘德润教授从事日语教学30周年国际研讨会”。参加此会的还有滨森太郎（三重大学）、林少华、李先瑞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薛豹等。可能是因为我和滨老师是外宾，被安排坐到主席台上。我们都作了报告。自然，最华丽精彩的还是林少华。28日参观羑里城、比干庙、岳飞庙、潞王陵等古迹。29日，在郑州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

2008年4月24日河南师大代表团来早大访问，为此我尽心做了准备。因为河南师大的团长是一位副校长，就对等地请了早大一个副校长内田老师会见。河南师大团里有图书馆长，我就找研究室跟我同一层的加藤老师帮忙。加藤老师任早大图书馆馆长，他让图书馆做了一个完善的接待计划。刘老师研究日本和歌，希望与早大同行谈谈。我就向文学部兼筑教授求助。他是我大学四年级时的文学部助手，专业就是和歌。他很热心，又找文学部的高松、政治经济学部的宗方、教育学部的内藤等几位老师，和刘老师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当晚，我准备请刘老师他们吃饭，因为下大雨，他们不想出门。结果，我买了瓶威士忌和一些吃的拿到他们下榻的后乐宾馆，共进了晚餐。

5. 学术会上论父亲

王勇老师是在第四届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他年轻，但很有见识，当时就主张研究无须局限于文学，可以从文化等大视野去搞。不久以后，他虽然离开了日本文学研究会，但还属同一个研究圈。在早大，我多次见到他，还一起喝咖啡，唠家常。

2008年7月26日至27日，我应王勇老师邀请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东亚文化交流——人物往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由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和关西大学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会上我以“吴朗西与饭田正芳——1920年代中日知识分子交流的一例”为题作了发言。发表后，有人问我：“吴朗西是你的父亲啊？”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是。”严密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研讨会上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谈我的父亲。2004年10月，在吴朗西诞辰百周年几年会上，我发过言。不过那时是以子女的身份。

这个杭州会议后，我根据大会主办单位之要求，整理了发言稿。2009年1月刊《东亚文化环流》刊登了我的这篇稿子。之后又应约将此改写成中文，发表在201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刊行的《人物往来与东亚交流》上。2012年5月16日王勇老师来电子邮件，说准备将中文稿再编入东亚文化交流史书系之二（中央编译出版社），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结果，这篇中文稿在201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中国书籍文库）再次发表。

2017年末写于日本松户蜗居

                                                                         （早稻田大学招聘研究员）

上期回顾

下期预告

中国日本研究会40周年纪念专辑之十：

祝振媛 | 洛阳年会逸事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以下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