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 我的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 ——从一张照片谈起
日本文学研究会纪念专辑（十六）
我是1977年8月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7日开始，人为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被重新打开，全国有约570万考生陆续走进各地的考场，当年有27.297万人被录取。第二年春天和秋天，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77级和78级新生。作为日语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我和前辈老师顾海根先生一起参加了迎新。很荣幸，当我和顾海根老师为新生推车运送行李走出大饭厅门口的瞬间，被校刊记者用相机定格在了胶卷里。如今这张记录时代留存历史的照片被收藏在北京大学校史馆里，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关于这张照片，恢复高考10周年之际，有记者找到我，想了解更多的背景资料，特别是我个人的情况。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只谈了我的上课和研究，以及以后的打算。从草草收场的态度看得出采访未能达到记者的预期。现在想来也很正常，因为当时我的资历和经历尚浅，尽管身在其中，但缺乏“历史感”和“临床感”。就这张照片只能泛泛而谈，言之无文又言之无物，背后也缺少真切的感受。20年、30年过去的时候，我忙于自己的学术转型和课题研究，在校史馆和网站上看到这张照片，只是感叹“岁月无情催人老”。如今40年过去了，我已退休，再看这张照片，思绪万千，往事旧忆缱绻，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的岁月。尽管人是物非，但却多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故事和话题。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主页使用了这张由校史馆提供的照片，许多老师和朋友第一时间用微信告诉了我：“看到主页的照片了，青葱岁月--永远而美好的记忆”。能为北京大学的校史留下这样一张照片，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张照片不仅见证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拐点，同时也记录了1977年我北大教书生涯的历史起点。这篇文章之所以用这张照片来具体展开我的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就是因为它们背后都连着恢复高考，连着改革开放，也连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日语学科，教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方向齐全。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占尽各种先机。改革开放后，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内第一批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之一，1986年又被批准为国内第一个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1980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北京大学的孙宗光先生被聘为首届日语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的徐昌华先生被聘为首届日语组委员。1986年徐昌华先生被聘为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组长。1992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改建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孙宗光先生被聘为第一届日语组组长。我被聘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日语组委员兼秘书。从1986年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给徐昌华先生当秘书开始，我与“日语组秘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给四位组长当过秘书，前后整整20年。
1984年我高分通过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全国外语水平考试，但因名额分配问题未能派出，使我失去了一次公派留学的机会。但当时的东语系里很快为我向学校争取了别的出国名额，以校际交流的名义派我去日本法政大学访学一年。1986年1月我如期回国，并没有因为留学不成而心存抵触，但出国留学的念头依然还在。1986年春节过后，时任教研室主任徐昌华先生告诉我教委高教司准备聘任他担任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组长，要我给他当秘书，我考虑后表示愿意。因为徐先生是我1974年进北大学习日语的启蒙老师，为人忠厚正直，教学认真负责，读书期间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徐先生要我给他当秘书我表示愿意，尽管是“双向选择”，但我“被选择”的成分要大得多，我不能辜负徐先生的知遇之恩。当然我同时也做好了任期5年内不能出国留学的思想准备。之所以提到出国留学的话题，是因为当时国内特别是高校都处在出国留学的热潮中。自1978年底国家派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以来，一股出国留学的浪潮在国内正悄然形成。记得1980年我考上第一期“大平班”，因为一年的培训中有一个月的出访任务，所以必须出具市级医院的体检证明。我去北医三院体检时，一位内科主任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你那么年轻，刚刚毕业就能出国，我都干了一辈子了，还没有出过国呢。”可见那个时代特别是知识分子把出国看得多么重要。身处这股浪潮中的我自然是无法免俗的。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出身“工农兵学员”的年轻助教，要在北大的讲坛上站住脚就必须改变身份。何以改变身份，唯有出国留学或继续深造。可以说当时我允诺给徐先生当秘书是以放弃出国留学为代价的。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百废待举，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也在其列。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但在百业待兴的初期，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基本都面临一无（教学）大纲、二无（教学）计划、三无（可用）教材的三无局面。为了摆脱困境，当时的教育部通过调研于1980年11月在青岛成立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明确了三项任务：1.推荐和组织编写专业外语教材；2.制定外语专业教学大纲；3.进行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就第一项任务,日语组制定了《日语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3年修订）。列入其中的都是“可供多数学校使用的、有共性的专业必修课教材”。履职五年来,经过严格的审定，第一届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先后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了一批专业必修课教材，初步扭转了各高校日语专业教学点无教材可用的尴尬局面。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历史意义和作用不可小觑。
第二届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秘书 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是1986年6月在北京成立的，任期5年。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这一届日语组委员有不少是上届留任的，基本都是老先生。
组长：徐昌华（北大），副组长：苏德昌（复旦）。委员：宋文军（对外经贸大学）、苏琦（北二外）、李书成（北外）、高山（国关）、陈生保（上外）、孙莲贵（南开大学）、陈正大（天外）、崔春基（大外）、简佩芝（辽师大）、谷学谦（东北师大）、刘富庚（吉大）、王恒荣（洛外）、陈华炎（广外）、曾仁寿（厦大）。秘书：李强（北大）。
履职五年来，这一届日语组除了完成上届日语组没有完成的任务外，还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审定教材。这一届日语组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审定由各高校提交的日语专业教材。五年来共审定教材18部，通过6部。
2
制定出版了《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从1986年11月组建研订组开始研订，到1988年11月日语组年会审议通过该大纲，整个研订历时2年。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数据，研订组先后组织实施了小规模的预侧和大规模的测试。初稿完成后，研订组还赴日考察，专门听取了日本专家学者的意见。《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获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90年正式出版。
3
组织编写教材。《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出版后，日语组组织人力编写了当时教学急需的教材，有日语词汇学和新编基础日语等。
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这样便捷的联系方式和手段，日语组讨论工作、研订大纲、审定教材，都需要通过信件和开会的方式来解决。日语组召开工作会议或审稿会，都必须按人数×天数×规定额度，事先做好会议计划上报教委，会后再写出会议纪一并报送教委报销。委员平时的出差旅费由所在单位负责，日语组日常的零星开支则由组长单位负责。也就是说日语组任何一笔支出都必须由教委和北大实报实销。所以，组织审稿会，外请的专家学者是没有分文报酬的，完全是无私奉献。
只要提到经费的话题，我总会想起宋文军先生的一件往事。记得1986年11月，我们从洛阳开会回来，火车凌晨抵达北京站。那个时代出租车还是奢侈品。因为不放心宋先生一人坐公共汽车回去，我要送他回家，但宋先生坚决不允。最后只能找来一辆三轮板车送宋先生回家。望着宋先生渐渐远去的背影，内心深感愧疚歉意，同时也让我由衷地感慨敬佩：这就是我们日语学界的布衣泰斗！
1990年4月宋文军先生去世，尽管我知道宋文军先生与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北大刘振瀛先生互有芥蒂不相往来。但得知噩耗后，还是第一时间与徐昌华先生商量，由我当天以北大日语教研室全体师生的名义发去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徐昌华先生在日语组当组长，严于律己，身先垂范。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干劲。在任期的后半段，徐先生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我曾经试着劝过徐先生辞去教研室主任，但他却说自己刚刚晋升教授，不好意思辞职不管。我知道徐先生的为人脾气，也不便多劝，只能默默地在日语组这块多帮他做一点。以后我又先后给孙宗光先生、严安生先生和谭晶华老师当过秘书，但徐先生的知遇之恩一直未能忘怀。北大日语系60周年系庆后，系里要我改写日语系简介并用于网页。我坚持在原有的名师名单后加上徐昌华先生、潘金生先生和顾海根先生的名字，改为“新中国成立后，徐祖正、魏敷训、陈信德、刘振瀛、孙宗光、徐昌华、潘金生、顾海根等众多名师任教于此，为北京大学的日语学科建设乃至我国的日语教育和日本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定稿使用后沿用至今。
给徐昌华先生当秘书五年，因为开会、审稿和信件来往等，我见过或接触过国内高校日语界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学者，并为他们服务过。这是我终身引为自豪和荣幸的一段特殊经历。为老先生做好服务的意识，让我逐步放弃了出国留学的念头，转而考虑利用校内资源来深造自己。
第二届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完成了“基础阶段教学大纲的制定”和“专业用主干教材的编写出版”两个原定的任务结束任期后，国家教委为了拓宽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决定将其更名改建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改革的进程中，第二届教材编审委员会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很幸运，在其中的日语组，我当过五年秘书。
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委员兼秘书 第一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1992年9月在上海成立，任期5年。因为这一届日语组的组长和委员中途有所调整增补，所以前后应该有两份名单。
一份是1992年9月成立时的名单：
组长：孙宗光（北大），副组长：严安生（北外）。委员：崔春基（大外）、胡振平（洛外）、洪栖川（东北师大）、纪太平（厦大）、卢友络（北二外）、谭晶华（上外）、修刚（天外）、于长敏（吉大）、杨诎人（广外）。秘书：李强（北大）。
另一份是1994年7月调整增补后的名单：
组长：严安生（北外），副组长：谭晶华（上外）。委员：崔春基（大外）、胡振平（洛外）、洪栖川（东北师大）、纪太平（厦大）、卢友络（北二外）、修刚（天外）、于长敏（吉大）、杨诎人（广外）、李强（北大）。秘书：李强（北大）。
更名改建后的第一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基本都是新人，从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留任的只有北大的孙宗光先生、大外的崔春基先生和我。
这一届日语组成立时，北京大学的孙宗光先生出任组长。按教委文件规定：“指导小组的秘书由各组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设置。人员可由组长单位指定或由委员兼任。”但一般情况下，指导小组的秘书都由组长单位指定，就像此前我在教材编审委员会日语组给徐昌华先生当秘书一样，完全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基于同样的理由，当孙先生就秘书一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先生是北京大学日语学科建国以来的元老，出任日语组组长时已是66岁高龄。所以无论从爱护老先生的身体还是保持北大日语在学界的地位来说，给孙先生当秘书都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另外此前在北大日语教研室我就曾经给孙先生当过秘书。那是1970年代末，孙先生被东语系任命为日语教研室主任。当时系里只任命一个正主任。孙先生要我给他当秘书，负责日常事务。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对孙先生很崇敬，所以给孙先生“死心塌地”地当过两年秘书。
记得这一届日语组成立不久，我们就利用严安生先生“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去北外北戴河培训中心开过一次工作会议。那个时代坐火车出行都是“绿皮车”，但有软硬之分。为了节省经费，孙先生和我一样是坐硬座去的。由于一路受了风寒，到达会场后孙先生就开始发烧。为了不影响会议正常进行，孙先生坚持不肯离开会场。最后是在培训中心老师的劝说和陪护下才去了医院。以后孙宗光先生正式退休去了日本广岛的一所大学教书，组长空缺一年之久，期间一直由副组长严安生先生代理其职。1994年7月教委发文调整和增补了部分委员，其中调整严安生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日语组组长、谭晶华任日语组副组长，增补李强为日语组委员。本来换了组长也应该换秘书的，但是，也许是为了“有始有终”，或顾及我的面子，调整增补后的日语组依然由我兼任着秘书。
新组长严安生先生是我给徐昌华先生当秘书期间就认识的。他是1961年外交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的，1962年调入北外日语系，年龄长我16岁，是我的前辈，我一直称呼他为严先生。严先生是1979年派往日本的国费留学生，在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留学二年，1989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以《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一书获得日本第19届大佛次郎奖。严先生做学问，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文史功底深厚，问题意识明确，文采新意兼备，令晚辈的我高山仰止。
孙宗光先生退休后，严安生先生代理组长主持了日语组的日常工作。他说话风趣幽默又充满哲理，无论是会上还是会下，大家都喜欢听他“一语中的”式的分析和“画龙点睛”般的总结。对于我们委员来说，每次开会聚首，都会受益良多。
这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是由教材编审委员会更名改建后的第一届。在成立大会上，教委社科司领导明确指出：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国家教委来说,是我国外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咨询机构,对各高校来说,是外语专业教学的指导机构。要求委员们要跳出一门课、一个系、一个学校的圈子,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从全局上想问题,从国家教委的角度,考虑我国外语教育和教学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和原来的教材编审委员会相比，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发生都了明显的变化。
按照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安排，五年来，日语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与教学指导有关的工作，主要有：
这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时，教委社科司要求各语种组“以项目申报资金”。日语组申报了“全国高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综合实力调研与评估”。一年后这个项目被扩展和延伸为《全国高校日语专业情况调研》。为了解决调研经费，严安生先生亲自策划填表申请，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争取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项目资助，使《全国高校日语专业情况调研》得以顺利进行并圆满收官。当时严安生先生已年近花甲，为了争取项目资助，不辞辛劳，多次往返于京城东西，体现了作为组长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让我非常感动。
1994年4月，严安生先生从北外日语系调任北外日本学研研中心当主任。因为严安生先生了解我的为人为学，1995年和1999年我曾经两年次去中心做客座研究员。随着交往的增多，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前辈与晚辈、组长与秘书变成了相互建言、无话不说的忘年至交。1999年我考上本校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严绍璗先生的博士生。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和严安生先生是国内日语学界有名的“北京二严”，平日交往甚密。当严安生先生知道我要读严绍璗先生的博士生后非常高兴，专门找来在日本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王志松（北师大）和王成（当时为首师大）等老师，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和我探讨博士论文的选题。每当念及此事，我内心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届、第三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委员兼秘书 第二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是1997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任期4年（实际5年）。从任期上讲，这一届委员会是跨世纪的。受命于世纪之交的这一届日语组委员的年龄开始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教委聘任的11名委员是：
组长：谭晶华（上外），副组长：修刚（天外）。委员：李强（北大）、汪玉林（北外）、陈岩（大外）、纪太平（厦大）、洪栖川（东北师大）、胡振平（洛外）、顾也力（广外）、宿久高（吉大）、潘寿君（北二外）。秘书：李强（北大）。
2002年6月第三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如期换届，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任期至2006年。这一届日语组委员有所调整，但规模仍旧保持在11人：
组长：谭晶华（上外），副组长：修刚（天外）、汪玉林（北外）。委员：李强（北大）、潘寿君（北二外）、蔡全胜（大外）、宿久高（吉大）、徐冰（东北师大）、许宗华（洛外）、纪太平（厦大）、杨诎人（广外）。秘书：李强（北大）。
第二届和第三届日语组的组长都是谭晶华老师，我是委员兼秘书。记得就秘书一事，谭晶华老师和我之间仅有过一次极其简短的对话：“秘书你就接着干吧”、“……”。也许是出于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或许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双向选择”。总之，在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之后，我又给谭晶华老师当了两届10年的秘书。
我和谭晶华老师是很早就认识的老朋友。1978年下半年我借调国旅北京分社做翻译。当时的国旅北京分社归北京市外办领导，接待的团队规格级别都很高。是年秋天我陪日本新闻媒体代表团访问上海，外交部新闻司李肇星先生陪同，上海市外办接待，副市长林乎加在市府接见了代表团。在锦江小礼堂座谈时，日本的三大报纸和NHK都有人提问，谭晶华老师担任了交传。后来知道他是由上海市外办向上外日语系临时借调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谭晶华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秋天，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刘振瀛先生告诉我：上外谭晶华老师和另外一位年轻老师带论文参加了1979年9月12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在长春联合召开的全国日本文学讨论会，得到与会老一辈学者的高度评价。因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日本文学的讨论会，也是五四运动以来新老两代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者的团结大会。”所以谭晶华老师作为新一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学界崭露头角，让我好生羡慕。因为当时我还在修读刘振瀛先生的小说阅读课程，对日本文学才刚刚入门。
以后我又先后陪同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和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到上外讲学，与谭晶华老师本人和上外日语系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同龄人中，谭晶华老师“出道”很早，1984年就担任日语系副主任（任期4年），1989年担任日语系主任（任期4年）。1992年到学校任职，先后担任科研研究生部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因为有过这样的工作经历，谭晶华老师到日语组当组长自然就显得举重若轻和游刃有余了。
谭晶华老师是研究文学的，擅文擅言，但从不说惊人之语，也不弄玄虚。他是山东籍的上海人，身上有山东人的豪爽，也有上海人的隽秀，说话做事点到为止，从不强人所难。给谭晶华老师当秘书10年，可以说是我教指委日语组20年秘书经历中最轻松的10年。
从第二届开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向了“研究、咨询和指导”。根据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第二届、第三届日语组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为了落实和贯彻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的若干意见》，保证新形势下的日语专业教学质量，制定出版了《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修订出版了《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2.为了检查两个大纲的落实情况，决定实施全国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2000年获教育部批准后，经过严密的准备包括编写出版考试大纲，于2002年6月和12月分别实施了四、八级考试，至今已是第十六年了。3.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对青年教师日语教学能力的培训，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于2005年8月2日-6日在宁波大学举办了首届教育部日语青年教师讲习班。2008年后改由教学指导委员会资助，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反响很好。
提到第二届、第三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担任过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委员的厦门大学纪太平老师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们日语组是个和谐的集体，温馨的家庭。当时11位委员，开起会来大家快人快语，各抒己见，而会下则常是羽扇纶巾，谈笑风生。有重大任务时大家分担着完成，谁家单位有困难时则争相帮着解决，在工作上彼此间都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从我的亲身感受来讲，诚如纪太平老师所言：我们日语组是个和谐的集体，温馨的家庭。
我是2017年3月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正式退休的。退休前的1月6日下午日语系为我举办荣退纪念会，按惯例我做了纪念演讲。我讲了3点：
1.知恩图报（生活上），主要感谢系内外校内外同事朋友前辈在我2014年7月实施心脏二尖瓣生物瓣膜置换、三尖瓣瓣环成形手术前后给予我的关心帮助和照顾。2.感恩历史感恩北大（工作上），讲我近40年来的校内教学和校外服务，其中也讲到“我的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3.做自己的研究（学问上），讲我的学术转型和课题研究。
晚上荣退宴会，外国语学院宁琦院长参加并给我颁发了感谢状。此前2016年9月我获得了北京大学2015-2016年度教学优秀奖。对此我非常知足，很感谢学校、外国语学院和日语系在我退休前给予我的荣誉和表彰。
为了提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在我2014年7月心脏手术后就开始陆续辞掉了与教学无关的兼职。2016年4月，我与外国语学院宁琦院长有过如下的微信交流：
李强
昨天在北外参加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会议。会议决定5月底换届，我已决定卸任副会长，彻底告别日语界。
李强
我算过，为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服务了20年，为教育部研究生教育与发展中心出题20年，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4年，再加上北大日语系当教书匠40个年头，自觉对得起中国的日语界了。
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语界的发展变化。
是的，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过或接触过国内高校日语界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学者，并为他们服务过。当然那是沾了北大的光。北大日语要保持在学界的地位，首先是要付出的。
“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语界的发展变化”这是宁琦院长给予我的最客观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褒奖。
回顾我的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有许多体会，也有很多感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因为开会、审稿和信件来往等，我见过或接触过国内高校日语界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学者，并为他们服务过。这是我终身引为自豪和荣幸的一段特殊经历。俗话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从老一辈学者的身上我首先学到了做学问需要创新、严谨和踏实，更需要耐得住寂寞。这种做学问的意识、方法和态度直接促成了我以后的学术转型。
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从日语组委员，特别是四位组长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好品质，其中有徐昌华先生的“低调做人，细节做事”，孙宗光先生的“儒雅绅士，用心生活”，严安生先生的“出世入世，守正创新”，谭晶华老师的“睿智守愚，知行合一”，等等。对我在北大的生活、工作和研究影响极大。
外指委日语组秘书20年，很庆幸我始终是以一介布衣教书匠的身份参与其中，从未受到来自校内杂事的干扰，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组长服务，为日语组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北大人应该有一种胸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保持北大日语在学界的领先地位，首先是要付出的，要有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和感想。
致谢：
写作此文时，通过微信和邮件向上海外国语大学谭晶华老师、厦门大学纪太平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爱文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秦刚老师、吉林大学周异夫老师、北京大学李奇楠老师等核实过许多信息，其中打搅谭晶华老师和李奇楠老师的次数最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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