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词其实都来自这部小说......

陈力卫东亚评论

政治小说《雪中梅》的汉译与新词传播

陈力卫

1982年1月毕业于黒龙江大学日语系。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10月赴日, 1990年于东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读完博士课程后，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10个月的访问学者。1991-1993年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担任外国人研究员。1994年在日本目白大学就任教职,2005年升为教授。2009年转任成城大学教授。专攻日本语史、中日语言交流史。任多种丛书、杂志编委及审稿人。

政治小说的兴起

“政治小说”这一说法源自英国，原指19世纪英国政治家所创作的小说。作为日本明治文学史的一环，它最先是以翻译小说的形式出现的, 1878年风靡一时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便是译自曾任英国国会议员的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1803—1873）的作品,再后来的《政党余谈春莺啭》、《三英双美政界之情波》等则是译自曾两度出任过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40—1881）的作品，也有反映法国大革命的《西洋血潮小暴风》（1883）等。这些译作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作品,广为阅读，于是，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及新闻界人士受此影响也开始创作政治小说。如户田钦堂的《民权演义情海波澜》(1880) 、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1883）和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1885）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政治小说“初期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蒙为主，后期则嬗变为提倡对外扩张的国权小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明治十九年（1886）刊行的《政治小说雪中梅》(末广铁肠著，博文堂刊行)当属于前期作品，其主旨仍在于政治思想的启蒙,特别是伴随着以开设国会为目标的自由民权运动，著者打出了政党政治论的旗帜,这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初版本自发行以来，畅销数量达三万册，甚至出现了“剽窃本”“假冒本”等。明治二十三年五月又由大阪的嵩山堂出版了《订正增补雪中梅》,且一版再版,经久不衰。

当然，《雪中梅》在日本畅销的原因不单单因为它的政治主张符合时局，还在于它帶有人情色彩,文章通俗易懂。故事是以倒叙式而展开的,从150年后的明治173年的开国纪念日说起，因挖出记有功劳者国野基事迹的古碑,才在图书馆发现《雪中梅》和《花间莺》二书是描写其传记的小说。内容主要是讲主人公政治青年国野基(日语含意为国家之根基)，与其热心的支持者富永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结为良缘的过程。从登玚人物的名字中(男主人公国野基的本名为“深谷梅次郎”,女主人公为“阿春”)亦可看出作者的含义，彷佛历经严冬的梅花迎来春天而绽放,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一般，把政治寓意与言情小说的恋爱谭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

由于小说的内容新颖、进步，加之其文章语言上也大量采用了讲演体风格，交织不少当时流行的“俗语”，以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小说的语言特色。由是，坪内逍遥称赞它说：“「脚色の意想の外に出たる文章の流暢にして且つ霊活なる近き著作中に見ざる所なり」（文章结构出人意料，语言流畅且灵活，为近时作品中所未见）”。

未广铁肠

著者末广铁肠（1849-1896），为政治家、记者。出生于伊予国（现四国爱媛县）,曾就读于藩校明伦馆，上京后，明治八年四月担任东京《曙新闻》的编辑长，同年十月成为《朝野新闻》社论编辑主任，因言论一再被罚款、入狱服刑而闻名。明治十四年，加入自由党，并担任自由新闻的社论，但后来因批判党魁而离党。其间因病疗养，写下《雪中梅》《花间莺》（1887）等小说，获得极高的评价。明治二十三年当选第一届众议员，明治二十八年被推举为全院委员长，翌年因病去世。其他的作品尚有《二十三年未来记》、《南洋大波澜》、《哑之旅行》等等。

政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背景

中国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主张把新小说当作唤醒民众的武器。早在1898年，在流亡地日本横滨办的《清议报》创刊号上，他就登载有东海散士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的译文,并特意为此撰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 强调小说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

昔欧州各国変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审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簧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儿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変。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绩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此外，他还模仿日本的文艺杂志《新小说》(春阳堂发行，明治二十二年(1889)一月创刊，编者飨场篁村、须藤南翠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小说专门杂志《新小说》。并在第一期的卷首语里明言：“欲新一国之民，先必新一国之小说”，阐明其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道德者，在所必摈”。由此揭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对其中的政治小说，他解释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这些观点在其《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得到了系统完整地表述。

如同呼应梁氏的主张一般，中国国内兴起了一股政治小说的翻译热，并很快传遍了全国。据陈应年(1984)介绍，20世纪初期被翻译成中文的政治小说大致有以下作品。

柴四郎《佳人奇遇》广智书局，1901年版

柴四郎《东洋佳人》译者、出版时间不詳

大桥乙羽的《累卵东洋》忧亚子译，东京1901年版

长田偶得《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記》逸人后裔译，广智书局，1901年版

矢野文雄《经国美谈》周逵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

矢野文雄《极乐世界》披雪洞主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

东洋奇人《未来战国志》馬仰禹编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

佐佐木龙著的《政波海澜》赖子译，作新社，1903年版

《游侠风云录》独立苍茫子译，民权社，1903年版

押川春浪《千年后之世界》包天笑译，群学社，1904年版

押川春浪《新舞台》徐念慈译，小说林农文馆，1905年版

押川春浪《旅順双杰传》汤紅紱译，世界社，1909年版

末广铁肠《雪中梅》熊垓译，江西尊业书馆，1903年版

末广铁腸《花间莺》译者未署名，上海1903年版

末广铁肠《哑旅行》黄摩西译，上海小说林社，1906年版

其实此外还有遗漏可拾，比如珊宅彦弥的《珊瑚美人》(译者未详，1905)、《美国独立记演义》(译者未详，1903) 等等。

《雪中梅》一书的书名早见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8)，但我们现在知道该书目只是依据当时的日本发行的数目对其重新编辑的结果，故并不能说明其在中国的利用状况。确凿可知的中文译本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江西尊业书馆发行的上下两册。该译本的问世比日文初版晚十六年，比增补本也要晚十一年，这一点是跟上述译著与原著的时代相隔是一致的。

斋藤希史也撰文说:“梁启超提倡的文学改革的契机是在戊戌変法后亡命日本期间,对他影响颇深的是日本的明治文学。就其影响关系，一般人多论及《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説的翻译,以及《新中国未来記》的创作。而实际上,同时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梁启超亡命时的政治小説在日本已经过时,故他只是接受了点明治文学的唾余而已。或者认为他只是将之用于尚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而已。”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 这当然与中国社会当时的情状分不开的。戊戌変法失败后的中国，士大夫失望,紧接着义和团被镇压，清廷卖国、政治腐败，使人们认为日本民主政治的开展，是一种新的道路，而步日本之后尘，与君主立宪的动向相呼应，提倡改良主义呼吁舍小异存大同达到民族团结，正是时代的走向。在这种形势下，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小说自然而然地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了。

对于日本政治小说的中文译本，当时中国的媒体也纷纷提及，企图借此来唤起民众对国家独立兴亡的关心。比如，针对《雪中梅》的中文译本，有评论说“非独欲人知日本之事而已也、欲借之為中国社会间添政治之思想力耳”，表明译介的主要目的与其说为了介绍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给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施加压力。杂志《月月小说》(1906)的书评栏里还特别提到英雄楼上演说的场面，并评议说：“国野基于少年英雄楼演説“社会如行旅”一段,议论纵横、滔滔汨汨,诚足鼓动人之政治思想。吾预备立宪国民、尤堪借鉴”。

当然，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整理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的话，其中的表述方式和大量使用的汉语词汇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一般认为, “明治时期尤其是明治二十年之前的日语，不愧称为“词汇混沌的二十年”，其用词表达方面十分零乱不一，五花八门。尤其关于汉语词汇的表达使用，进入明治之后一度出现过“汉语流行的滥用时期”，但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统一实行的五年学制初见成效，新闻报刊已相当普及，翻译小说、政治小说等较为引人注目。明治初期那种汉语泛滥流行的热潮也开始沉静安定下来”。也就是说,日本文学中用汉文语调翻译文学的先驱就是明治十一年的《花柳春话》，然后才有《经国美谈》《佳人之奇遇》《雪中梅》等大量使用汉语词汇的政治小说出现，其背景正是因为当时的日语里汉文训读方式的文体风靡一时。于是，这类小说中大量使用汉语词的意义就值得我们探讨，为什么让小说获得如此赞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大量使用的汉语词汇。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要使用汉语词是为了摆脱日语的方言特征或地方性，或者为了标榜某种知识、权威或公共性”。有人则认为“无论从实用性还是伦理感觉的角度，当时的人们都抱有一种非用汉语词不足以表达的那种紧张感。于是在引进吸收欧美文化、建立新型知识制度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汉语词都起到了作为承载媒体的作用”。在这种意味上，汉语词或者说汉语式表达恐怕是最适合政治小说用来描写那些在时代前沿、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大声疾呼改革的明治志士们的了。

这一多用汉语词的文体正好与中国留学生的需要相吻合,对留日学生阅读和翻译政治小说来说,都是一个极为便利的支撑。鲁迅也曾翻译过政治小说《斯巴达之魂》。有评论说他“欲借此故事，以鼓舞本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人认为鲁迅“欲以斯巴达人坚强不屈的意志来唤醒中国人沉睡的灵魂”。而鲁迅自己则在后来的《集外集》序言(1934年12月)中回忆说:

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

由此可知，在当时的中国“激昂慷慨、顿挫抑扬”的文章十分受人欢迎。换言之，日文政治小说中汉语式表达方式中的对仗、四字成语、以及古文用典等修辞手法的多用也是中国读者喜欢这些文章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的政治小说里多见于演说体的表述，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新闻政论家们看来，演说是发表政见的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所以，《佳人之奇遇》和《雪中梅》小说中的演说、辩论式的文体特征也是使用汉语词表达才能达到的一个直接手段。《雪中梅》原文的“（初版本）第一回中会話体占91％、叙述体只占9％,而订正增补本则将会話体减至84％, 叙述体增到16％強。” 这种改写实际上是不待所谓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到来，身为新闻记者的作者末广铁肠率先采用了这种直接诉诸于民众耳目的有效文体。

而这种文体的中文翻译则给我们自己的“言文一致”的形成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这意义上来讲,政治小说的翻译文体与中文新文体及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中译本《雪中梅》的特征

日文版《雪中梅》有“初版本”和“订正增补本”两种。初版和增补版首先在形式构成上不同。博文堂的初版分上下两册，订正增补版则把上下两册合二为一了。本稿使用的文本为早稻田大学藏订正增补第十三版(明治29年7月5日发行)，其序文部分依次排列着《第十版雪中梅序》《订正增补雪中梅序》《雪中梅序(尾崎行雄)》《雪中梅序(著者)》,即将原来置于的初版下篇的尾崎行雄所写的著名序文在改订增补版中则被移到全书的卷首部分。

中文译本分两册（上下卷）的结构类似博文堂的初版，但上述四序文均略去，上卷封面从右至左横排“政治小说”四字，居中用魏体字竖排“雪中梅”三个大字，再下面有“上卷”两字，紧接着下页是“雪中梅编目”标明“日本广末铁肠著/高安梦飞子熊垓译”，上编目录由发端开始到第七回，下编无序且承前内容从第八回开始，至第十五回结束。封底标有“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印刷/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发行”，发行及印刷均为“江西尊业书馆”。从这点来看，中文译本的底本使用改订增补版的可能性比较大。只是，改订增补版到1912年为止至少出过二十二版，而中文译本究竟利用了其中的哪一个版本就无从推定了。不过中文译本问世的年份为1903年，那么它利用的至少是在此前发行的版本，比如明治二十九年(1896)发行的第十三版。

其实，通过比较中译本《雪中梅》与第十三版原文的文章内容便可以确认两者的对译关系(中文译文与日文原版同样没有采用标点符号，在此引用时用正楷字体特留出断句空格)。比如，下篇第二回中有拉门被撞到，四人初相识的场面。初版本上是这样描述的:

國：「失策の棒組ですハヽア此の壮士ハ田村さんの御同郷ですかな

田：「イーヱ○○縣の島田と云ふ御方で先年自由黨の盛んな时分に东京で交際をしましたが

其中的○○到订正增补版上被加入了“福岛”二字，故中文译本上也是同样译作“福岛”:

國野道是的　説着指着那少年道　這位是貴同郷罷　田村道不是　他是福島縣人　姓島田　従前自由黨隆盛之時在東京認得的。（横线处为作者所注）

此外，该订正增补版对下篇第二回的文章改动最大，它把初版(博文堂版)原文从43页第5行开始的国野的道白到51页第5行的长篇讲演的内容全部删掉了。而接下来的文章马上就是：

人民の政事思想が進歩し議会を刺衝する輿論が強大にならねば何様な法律を設けたとて實際に利益を見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再来看中文译本的情况，同样是在“最可惜輿論無權弄得諸事毫無進步連議会亦漸漸腐敗起来。”之后直接衔接上的是:

従今以后如果民间政治思想發達　輿論亦漸有权　以上一切弊端自可逐漸除去　不然那規條法律定得极好也是枉然的啊

也就是说，中文译本跟初版版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可以判断中文译本的底本为订正增补本。

中文译本基本上采取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风格。原作本身也设置有章回体式的标题，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熟悉，不过光看目录也能知道，译本并没有照搬原作的标题，而是把它改译得更具有中文特色一些。

上编

发端祝炮轰天国会逢百五十回开期→开国会祝炮轰大

断碑出地父老想十九世纪名士→纪遗文断碑出地

第一回老母凭枕示遗训→凭病榻老母述孤怀

小女挥泪告素怀→惨孤星佳人伤薄命

第二回壮士盛试辩论正义社员→雄辩家登坛演说

少年初轰名声井生村楼→少年士当代扬名

第三回鸟儿读书独伤情怀→激壮志午夜陈书

赤心对客大谈形势→察时机客厅闲话

第四回数日逋债店主骂书生→恶索债店主无情

一字误写邮书醸奇祸→暗投金书生奇遇

第五回书生阅新闻驚志士拘留→好友读新闻驚拘志士

警官举证佐谕囚徒首服→警官明佐证谕服囚徒

第六回狱中半日雨暗断肠→心伤犴狱苦雨连旬

巾上一首歌忽激志→气奋鲛绡浩歌一阕

第七回小女动名士心十三弦→幸出狱行旅遇知音

秀才认恩人书卅一字→悔贻书钟情翻惹祸

下编

第一回　天縁未熟暁窓读告别书→天縁未熟乍读别离书

人事无常山店逢相识客→人事无常又逢相识客

第二回　酔歩倒屏妨隣房奕碁→酔触屏风忽逢旧友

围坐传杯谈地方形势→閒论议会各逞高谭

第三回　论剧场改革暗陈感慨→论剧馆改良暗陈感慨

　　　　　闻新闻评説窃恼心情→聴新闻评説窃恼心情

第四回　读稗史少女钦贞妇→读稗史佳人钦烈女

　　　　　出遗书老滑强新妇→违遗嘱老滑强成婚

第五回　闲室围碁窃谈诡计→谈诡计閒坐围棋

　　　　　小人设穽将陥秀才→巧安排多方设阱

第六回　一纸新闻巧离间佳人才子→一纸新闻巧离间佳人才子

　　　　　三杯醇酒将腐乱石心铁肠→三杯醇酒将腐乱石心铁肠

第七回　忠婢谈事实明散疑惑→雏鬟谈事实大散狐疑

　　　　　淑女説心情阳约婚姻→淑女诉心情曲谐鸳侣

第八回　凌腊雪氷姿长立寒风→凌腊雪氷姿长立寒松

　　　　　逐春风金羽将迁乔木→逐春风金羽将迁乔木

除了下编第六回，其他各回标题都进行了多多少少的改动。在单词层面上，根据中文的语感意思，有“告別→別離、劇場→劇館、改革→改良、少女→佳人、遺书→遺嘱、貞婦→烈女”之类的改动。《唐土奇谈》(1790)中说，“芝居一词在唐土或称演场，或称戏场，或称剧场”，可见早先的中文里也使用“剧场”一词，但到了近代称“剧馆”则似乎更为普遍了。此外，每一回的开头必有“話説、且説、却説、不表”等开篇套话，结尾时又必称“欲知后事如何且聴下回分解”以勾起读者对情节展开的兴趣。最典型的是章回末都用对句来结尾，比如后篇八回当中有“知己有懐陳遠志　征途無奈送将帰”（第三回）、“危局已驚羊遇虎　傷心争免鳳随鴉”（第四回）、“人情幻似千重霧　意海驚翻萬疊波”（第五回）、“機関待攫漁翁利　杯酒終成鬼蜮謀”（第六回）、“天上鴛鴦同命鳥　人間騏驥不凡材”（第八回），这五回都是译者自己创作了对句，以符合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固定格式。

不仅如此，原作以“体现作者政治理想的书生出身的青年政治家国野与暗地支持他的才色兼备女教师阿春之间的关系为主轴”所展开的内容，也不妨说是承袭了中国历来的才子佳人小说的题材。也就是说译者如果把它当成才子佳人小说来翻译，便不愁没有读者。事实上，猪野谦二已经尖锐地批判了这一点，他说:“这种恋爱描写没能脱出人情小说的旧套和看风使舵的不自然处,尽管想让阿春作为对政治有所理解的新女性登玚,但却未能脱俗”。

不过，中译本则似乎倾向于把阿春塑造成一个“新女性”。比如，下篇第四回中阿春听到叔父劝说婚嫁时说了如下一番话:

叔叔説的人就怎麼好我也不敢依従　像西洋各国的婚姻都是由男女自主兩下合意　然后定為夫婦　我今日大胆在叔叔面前説句不知好歹的話　這件事是我的終身大事　望叔叔不必干預　由我自主罷

该处译文中所见有关婚姻自由的“男女自主”“由我自主”等词语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1919)中演化成“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女性解放的口号，打动了一代青年人的心。由此也足以了解该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新小说”的理由了。再比如，中译本还介绍了日本女性的留学情况，並把此事称赞为新事“庆事”。文中写到：

今の若い婦人には随分学者があるから馬鹿にはなりませんと云ふを聞き国野は姑し忘れし意中のひとのことを思ひだし。/現在年軽的女人裏頭很有有学問的　並且従前聴得人家説有幾十個女子往欧州去留学的像這様的事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也是可為国家預賀的了　国野聴他這那様説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中文划线部分恐怕是译者自身的感想，在日文原文中并不存在。这种加译可能与译者的丰富的日本知识相关。

译者熊垓（1882年－?），字畅九，本籍江西省高安，据史料称，1899年赴日，曾留学东京法学院(即后来的法政大学),并在1907年的宪政编查馆编制局任副科员(外务部侯补主事),后出任民国政府(1912) 外交部第一任条约课课长。自1919年8月担任外交部秘书职务。有记录表明他在上任秘书的同年就被指派处理学生的反日运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提供了三条信息，至昭和九年（1934）仍在外交部任职，为“和约研究会”成员之一。从其履历来看, 译者的日语水平应该说是无可怀疑的，比如译文中有时会把日本的长度单位“里(一里=四公里)”一丝不苟地换算成中国的“里”，如:

一里半餘りと聞て居ります/大約有九里多路

但是,中文译本中还是有不顾中日文之间的意思差异而直接搬用日文同形词语的例子。比如“脚色”一词，在日文版的小说中“脚色”往往表示故事情节的安排。象前文所举逍遥的文章（脚注3）以及下列《雪中梅》里的使用例子都表示有”しくみ”的读法，这与中文一般所指的“角色分配”意思大不一样。下面举个具体的例子。

作者には相応に学問があつて事理を弁じ古今に通じて居るから脚色（しくみ）が巧妙にして能く时勢を穿ち俳優も教育を受け上等社会に交際し、自然に気品が高く、中々婦人の玩弄物になる様なものではない。

在这里，“脚色”与“俳優”处于对照并列的关系。那么中译本上又怎么处理的呢？

那些脚色是要有学問通達事理知古今都受過教育與上等社会的人来往　不像我国和支那的劇子一様　所以他的氣品也就很高　不是婦人女子所可玩弄的

很显然中译本的“脚色”分明是指俳优本身，划线部分是译者补充的内容，无端把“支那”也捎带上了。由此也可看出“脚色”被当作人物来理解了。还有其他的类似例子,象下面这句话中“脚色”“演员”相连紧跟着出现，这可能很是让译者为难了一阵，结果只好采取了省略不译的方法。

一日も早く脚色や役者の風儀を改良せねば見物人に満足を與へ

从这一意味上讲，直接使用日文独特词汇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後見人”本来是日文里特有的“和制汉语”，在中文环境里意思就很难理解。尽管如此，译文却直接搬用了这个单词，如：

貴殿後見人トナリ一家ノ財産御管理可被下候 /請足下為後見人 一家所有財産均請代為管理

再如“机”字也一样。该字在古代汉语里面的确有表示“桌子”的意思，然而象:

正値國野也無事一人悶坐机邊

这句话，尽管日文原文中都没有使用“机”字来表示桌子，译文里却出现了。当然，有的地方也使用了现代汉语式的“桌子”。如：

（春儿）一日坐在自己房内　慿着卓子看西洋小説

如此看来，译者或许是为了突显小说的“日本味”而时不时故意作了这种文章表达上的处理的吧。

新语词·新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进入20世纪后，尤其1902年以后，在“广译日书”的号召下，中国留学生翻译日本书刊的活动蔚然成风。《雪中梅》的中译本正是留日学生译述活动巅峰期的1903年问世的。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一种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动机，而翻译书刊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救国行为。不仅一般的书刊读物，甚至中国国内编写的英华字典也反过来把英和辞典当成主要参考书来利用。由此，大量的日本新汉语进入到中文里面了。这也是中日两国的近代语言中同形语词骤然增多的原因之一。

新小说的翻译在引进日语汉字词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光从《雪中梅》的中译本(下篇)中就可找出下列有关政治、政党的用词，如：

社会、大議論、因循（守旧）、自由黨、新聞、議案、議員、議会、同志、組織、干渉、行政官、選挙人、地方官、土木費、県民、改選議員、制度、代議士、權利、地方自治、輿論、人民、規則、地方税、精神、国民的感情、自由政治、運動、特權、權力、効力、国家、国会、裁制、学者、政黨、政事家、政治改革、政治思想、（政事）政黨政治、政黨組織論、团結、性質、上等社会、下等人民、辞表、法規、裁判所、機関報、電報、民間、目礼、旅費、感覚、奴隷、風潮、学者、英文书、虎列剌、革命、新世界

等等，这些都属于中译本直接搬用的日文汉字词。其结果，它们与其他的近代思想概念一起大量传入中国，作为一般的中文词在社会上普及开来。诚然，上述语词如按一般分类的话，既有象“文学、小说、精神、艺术、自由”那样能在古典汉文中找到出典、被拿来对应西欧传来的新概念的语词，或者从古典汉语转用过来的“人民、制度、同志、舆论、规则、国家、革命”等等;也有的已经在19世纪的英华字典中出现过，比如来自近代汉语的“国会、议员、权利、新闻”等，下面再来看几组具体的例子。

小说 “小说”一词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即中国历来的“野史、稗说”的意思，清代禁书《巫夢縁》巻七开头就说：

這一首詞,現在前景是説入本題,是小説的舊規,原不消十分拘泥。

这当然是传统意义。清《东华录》巻22中也有“严禁小说淫词”的说法，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发令禁毁“淫词小说” (《江苏省例藩政》同治七年（1868）4月15日）。总之，在近代中国，“小说”不是什么好东西，多属于禁毁之类。

通过19世纪英华字典，“小说”开始对译西洋概念：

1.马礼逊(R.Morrison)英华字典PARTⅢ,1822

Novel 　a small tale 小説書　Hearing of 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rue 聽些野史小説便信眞了

2.卫三畏（W.Williams）《英华韵府历阶》1844

Novel 小説

3.麦都思(W.H.Medhurst)《英华字典》1847-1848

Fiction 　works of fiction　小説

Novel, a romance 小説 romances and novels 野史，小説 Romance　小説

4.罗存德 (W.Lobscheid) 《英华字典》1866-1869

Novel 小説， to write novels作小説， Novelist 作小説者

如前述英华字典的历史，这种对译当然也传到日本，日本最初的英和辞典《英和対訳袖珍辞書》(1862)将Fiction释为「小説モノ・造り事，方便」，其后的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挿図英和字彙》（明治6年），将英语Fiction，Novel，Romance均译作小説,这当然是受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

“小说”在日本的近代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髄》(1885～1886)，而《雪中梅》下編所收的尾崎行雄序（明治19年11月）也是将“小说”按西洋概念及写法来做具体解释。

小説（いま妥当な訳語を得ざるが故，暫く小説二字を以てNovelに充つ…）ハ近世文学上の一大発明にして……小説の名に恥ぢざる者を生ぜるハ十七世紀の初めに在り，始めて当世現存の事実と人物とを敷衍して小説を作れるハ同正規の央に在り。始めて理論上の主義を小説に寓せるは今世紀の初めに在り。之に尋で政治小説あり，亦之に尋で科学小説あり，将に万有を網羅して遺さざらんとするは是れ近時小説の進歩に非ずや，小説決して軽視すべきに非ざる也

这里首先说在没有找到适当译词时，暂且将“小说”对译为Novel，并称中国古代传奇虽然也可视为小说的一种，但认为17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才不愧近代小说之名，有政治小说亦有科学小说，由此强调“小说是决不可轻视的”。这种议论当然不见于中国同一时代，我们可以说“小说”这一语词虽然出自中国，却在传到日本后逐步赋予了近代概念，且逐步细分。

20世纪初，中国也迎来小说界革命，发行有《新小说》等30余种小说杂志。阿英《晩清小说史》中说新刊小说有上千种，三分之一为创作，三分之二是翻訳小说。这个数据有商榷的余地，但仅看来自日本的小说种类就知道其影响之深。如：1902年《新小说》杂志上有以下种类：

外交小説，探偵小説，哲理小説，歴史小説，法律小説，冒険小説，社会小説，歴史小説，写情小説，科学小説，政治小説

之后还有“教育小説，復讐小説”等。其他像「長編小説」「中編小説」「短編小説」这种分类也是来自日本。

运动 “运动”一词按照中国古典上的“运行转动”的意思一般作动词使用。作为名词使用的“运动”(为达成某个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则较早见于日本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1883～84)。如：

乱民の運動を支配する中心は　（後･四）

《雪中梅》下篇第二回中也可见有实际用例:

議会は多数人民の意見に従って運動し/議会本是従人民的意見運動的

自分独りで功名を成す様な考えでは多数と共に運動を試むることは出来まい

不过，中译本只反映出前面一例作为动词使用的“运动”，而后例的名词性用法则被省略了，不见译文。

政治 “政事、政治” 两个词在古代汉语中都有。《雪中梅》则把“政事”和“政治”按对等的比例来区分表示。从《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的释义中可知平文的《和英语林集成》初版（1867）中只有‘政事’，而改订增补版(1886)中则除了‘政事’，也列出了‘政治’，所以说“政治”一词成立在后。中译本《雪中梅》中除了偶尔几处用“政事”之外，几乎都作“政治”。不过，就其词义来看，当时的“政治”含义较宽,A. H. MATEER 编写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1917》中虽然把“政治家”译作Politician，把“政治”却解释为Government Affairs，包括国家所有的行政、议会、经济等事务。

新闻日文中该词最早出现在1862年的《官板巴达维亚新闻》，而作为中文，则在卫三畏(W.Williams)的英华字典《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中可看到“newspaper 新闻纸”的说法。

法规该词在《雪中梅》里以书刊名称的形式出现。如：

朱檀の唐机の上には類聚法規二三冊あり（下编・第五回）

山田俊治注解说此处的法规是指“由司法省编撰自明治十一年开始逐年刊行的法令全书”。照此理解，那么应该可找出比《雪中梅》更早的使用例子，如《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中举的是1877年的例句:

法規の存する所、全く之を政府の维持に附せば《米欧回覧実記》（1877）

在中国较早使用该词的当推梁启超(1910):“各部院养无量数之冗员，除酒食博弈外，则惟以钞译他国法规为事”,这里说的“钞译他国法规”也正指的是《雪中梅》译者熊垓所在的宪政编查馆编制局的工作。

民间 “民间”的字样在古典汉籍中已经存在，但表示与政府相对概念的“民间”，恐怕较早出现在《雪中梅》的文章中了。

民間の政事思想が進歩して議会を刺衝する世論が強大にならねば（改定版、下编・第二回）/従今以后如果民间政治思想發達

这一“民間”例子在初版原文上作“人民の政事思想”，后来的改定版上改成了“民間”。中译本则依据改订版翻译,由此也可证实中译本的底本为改定版。

警察该词原来也出自中文古典，与监察的意思相近。具有近代意思的使用例早见于日本的《米欧回览实记》(1877)。即:

夫より「ポリス､コート」に至る。即ち府中警察の裁判所なり

《雪中梅》文章中也有多处使用，还出现“警察官、警察署”等复合词。如：

士人の犯罪を取扱ふには経験ある警察官と知られたり 上编・第五回

警察署に拘引して裁判所に告発し　　上编・第二回

中文里使用得比较多的则是“巡查”，“警察”最早出现在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1881)里。

国事犯 该词完全属于日文造词，在《鬼啾啾》(1884)等作品中早有使用。如：

国事犯を糾問すべき臨时の法廷を开くに決しぬ

《雪中梅》里面也几度出现，比如下篇第二回中有:

僕の獄へ這入つたのを聞て国事犯でも遣り掛つ様に思つて/聴説我進過牢是个国事犯

中译本显然照搬了日文原词。

改良该词也是日文中独自产生形成的。书刊作品中有下列用法：

其制度の弊習を改良せんと企つるも《日本开化小史》（1877-82）

大に政治の改良でも、おこなはふといふ志で居りながら《当世书生気質》（1885-86）

另外当时的辞书中也已作为词条收载了。如：

カイリヤウ　改良（ヨキニアラタメル）《改正増補和英语林集成》（1886）

在《清议报》中，自第19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一日）开始出现，以后陆续增多。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也大量使用，康有为的《大同书》(1919)里亦有例：“其時学校所教、時時公議改良、固非今日所能預議。”

中文里本来就有“改革”和“改善”两词，但前者有严酷的意味色彩，后者又接近“改悔”的用法，所以今天我们使用的意思不妨可认为都来自日语。换言之，这些语词一面传承着中国古典赋予的语义，一面又经过日语的洗礼,实现了向近代语义的转换。

有关近代新词新概念的研究最近比较多见，不过通过具体的作品的翻译来进行一番追本溯源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必要的，由此我们便能较好把握住其出现的背景,正确理解概念转换过程中的在当时语境下的人文历史方面的具体接受过程。

政治小说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中国的政治小说也是在翻译日文版的影响下开始创作起来的。不少研究已经指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显然受到了《雪中梅》的影响。其中对六十年后全国维新庆祝大会的描写可以说正是从《雪中梅》开头记述明治一百七十三年的国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一段中受到启发形成的。这种以未来前景作为构思的写法也影响了中国的小说创作。如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也是借鉴了《雪中梅》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展开，先叙述中华民族光复后五十年的繁华富强景象，然后再回叙故事始末。这种手法也见于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一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1910）和碧荷馆主人著的《新纪元》（1908）等。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中国的立宪运动势头减退。而其后通过翻译政治小说等活动使人们的民权意识得到提高，再加之受到日俄战争结果的刺激和影响，清朝政府终于在1905年7月16日发布了诏书，派遣大臣赴国外考察以便为立宪作准备。同年由中国商务印书馆编撰的《最新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第一册》(1905)的第一至第四课以《预备立宪》为题全文登载了皇帝的诏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浏览其中使用的新语词，便能发现与《雪中梅》的用词相似甚多。比如，

政治、法制、宪法、公論、权限、宪政、輿論、規制、国民、法律、教育、財政、進化之理、資格、政体、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専制、人民、議会、党派、政策、議院、議員、地方議会、財産、言論、集会、自由、生命、責任、納税、义務、幸福、徳育、智育、体育

这些反映时代特征的语词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不仅如此，创作于20世纪初期的谴责小说、科学小说也从这些翻译小说中吸收过这样那样的养分,至少翻译小说为推动近代新词的使用和传播作出了不少贡献的，如：

感情、社会、動物、太平洋、演説、文明、团体、政治、言論自由、新聞紙、洋燈、製造、天文、法則、主义、宗教家、义務、中等、上等、留学生

这些均见于《老残游记》(1906)，也说明新词在中文里的普及程度。而“科学小说”这一名称本身也是原封不动地取自尾崎行雄为《雪中梅》所作的序言里的用法。

东亚地区在以日本为榜样不断进行的近代化过程中，通过翻译书刊传播新思想新概念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逐渐展开。如前文所述，中国提倡和翻译新小说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的最初数年，不久之后，这一潮流也涌现到相邻的朝鲜半岛。同样以新小说为名的翻译或创作活动也对韩国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影响。隆熙二年(1908)四月汇东书馆出版了同名作品《政治小说雪中梅》。该书的封面设计以及图案与日本的订正增补版(嵩山堂，明治23年)完全相同，只是把原著封面右上方的“末广铁肠居士著”和右侧注明的版数以及“嵩山堂藏版”的字样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汇东书馆发行”字样。不过，作为开化期的新小説之一,全书采用的是标准规格直排，除了封面和底页上有汉字记载之外，其余正文共79页全部是朝鲜文字表记的作品。象这样的纯粹朝鲜文字的表记可看作是朝鲜“独立協会运动”为唤醒民族自觉意识而利用的一种手段。实际上，1896年4月开始发行的《独立新闻》采用了现代式的朝鲜文字以期实现言文一致。在该新闻停刊之后，又有纯朝鲜文版的《帝国新闻》发行，鼓吹爱国思想和独立思想。也就是说在韩国，充满了提倡民族独立自主、提倡新教育、打破迷信、提倡男女平等等近代思潮并且带有启蒙性格的新小说，所使用的也是言文一致的朝鲜文文体，脱去了过去以汉文为主的封建的外套，不断地积极配合新时代新气象的到来。

韩语版《雪中梅》并不是日文版的翻译，而是依据其故事情节将登场人物和地点均换成韩国的背景后重新加以创作的,即所谓的“翻案小説”。在国家主权被逐步剥夺的情况下,无法将原作所主张的自由民权及君主立宪等政治理念加以推广传播,而旨在于推广新生事物和思想。所以与中文版相比,政治宣传与讲演的部分被大量删除,原文中的近代新词也吸收的较少。

据朴孝庚(2007)转引최경옥 《韓国開花期近代外来漢字語的受容研究》제이엔씨(J & C,2003)表明, 韩语版《雪中梅》共使用汉语词1731个,其中作为近代汉语新词的可能性比较高的有以下126词，再进一步看,不见于开化期以前的韩国资料、而只出现在开化期资料里的新词有以下59个:

簡単　感覚　鑑定　开会　建築　掲載　結合　警官　警務（官）境遇　警察　契約　困難　空氣　公会　广告　欧羅巴　权利　記者　内容　能力　团体　满場一致　民权　方針　排布　法規　複雑　生存競争　时計　紳士　俄羅斯　壓製　洋服　洋书　演説　鉛筆　予算　旺盛　郵遞　郵票　人力車　日语　立宪　雑報　財政　裁判所　電報　電信　絶痛　政黨　政治　鉄道　閉会　協会　擴張　確定　会馆　会社　欠節　吸収

这个词表与上文所举的中文版(下篇)出现的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下列词汇并没有出现在韩文版里:

大議論　因循　自由党　議案　議員　同志　組織　干渉　行政官　選挙人　地方官　土木費　県民　改選議員　制度　代議士　地方自治　輿論　規則　地方税　精神　国民的感情　自由政治　運動　特权　权力　効果　国会　裁製　学者　政事家　政党政治　政党組織論　团結　性質　辞表　機関報　目礼　奴隷　英文书　虎列刺　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