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

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

　　《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一书，是我最近十年来学术成果的结集。自2007年出版《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后，我的思考重心发生了大的转变，从单纯讨论日本当代问题转移到中日间的思想关联方面。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努力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当然，由于专业和学养的关系，主要还是局限于两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包括思潮、文化、学术和文学方面的关联。这期间，给予我思考灵感和方法论上重要启发的有两位日本学者。一位是始终不渝地以日本人的观感和视角在广阔的亚洲现代史语境下通过文学来观察中国革命的木山英雄，另一位是同样从日本的位置出发在庞大的文献考证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观察亚洲的“思想连锁”方法的山室信一。

▲   山室信一

▼木山英雄

　　木山英雄著有《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我曾做过介绍（见《读书》二〇一四年第十一期）。该书序言谈到为什么要研究早已被五四新文学边缘化了的当代中国旧体诗，表示作者试图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同时代史意义。书中还提到，“毛泽东的革命深深植根于亚洲的历史与现实之中”等。这和中国学者在本国历史内部或者世界革命的大范畴里，来谈论20世纪中国大不一样。我在阅读和后来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渐渐对于“亚洲”或者缩小范围为“东亚同时代史”的观念意象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征服战争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与社会革命，导致东亚各民族国家在不曾有过的程度上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为矛盾抗争乃至休戚与共的利益攸关方。这段历史，也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叙述的历史。而作为经历过战争年代又曾憧憬中国革命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观察对象国家的思想文学时自然会有一种虽身在其外而又感同身受的意识，并促使他时时去注意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认识到这一点，我大有醍醐灌顶眼前一亮的感觉。我们不能只在东西方之间或者一国的内部谈论中国现代史，更不能因侵略战争导致的仇恨而忽视中日乃至东亚区域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种种复杂关联。在思考20世纪中国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同时代史”的感受视角和关怀向度。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

《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山室信一著

　　另一位的山室信一，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以日本为原点来考察近代“亚洲”空间意识和同一性归属感在该区域内的形成和扩散，试图建立起一个有关亚洲叙述的思想史阐释架构。2001年出版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岩波书店），就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我当初接触到此书并没有怎么深入地领会，后来几次学术会议上直接倾听到他的论述，才感觉到其研究的重要和思考的深入。正如该书序章所强调的：在20世纪，日本既是创造出“亚洲”的动因，同时在给予亚洲以巨大冲击的同时又曾被亚洲所拒绝，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作者要探讨的的基本课题。与木山英雄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山室信一的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然而他们在拥有日本立场的同时又自觉到“亚洲”的存在，尤其关注这一区域空间之于我们的思想史意义，在这方面则是一样的。这恐怕是日本特殊的近代境况(创造了“亚洲”同时又被亚洲所拒绝)，才造就了日本学者这样特别的思想敏感和知识背景。

　　山室信一的著作，其贡献除了大量丰富的有关“亚洲”叙述之思想史个案考察和实证分析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三个概念或方法论视角：基轴、连锁、投企（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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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思想基轴”，是认识和感受作为一个整体之亚洲区域空间的基本概念。作者在书中选取的是文明、人种和文化、民族这样两对儿词汇，作为认识亚洲的基轴，由此来把握日本人如何认识亚洲并在此找到自身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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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思想连锁”，讨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相伴而生的知识和制度怎样在亚洲间循环往复的移动，由此形成了有关区域社会的同一与差异的意识，进而推动了各国各民族的国体及其知识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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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思想投企”，作为改变现状而投向未来的言行，主要是用以讨论作为日本的独创思想和国家战略（对外政策）的亚洲主义其实践过程，力图阐明日本在既有的区域社会制约中如何提出有关区域秩序的构想并深深介入其中。

而在这三个方法论视角引领下展开有关近代日本亚洲论述的概念、思想、话语实践分析，也便构成了全书的三个部分。

　　我理解，这里所谓的“思想基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概念史，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或核心概念，这些词语、概念的组合建构和交叉扩散推动着人们认识自身与世界的思想观念的形成。19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借以谈论民族国家归属和划定区域空间界线的，主要是文明、人种和文化、民族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而且，这两对儿概念分别又是可以相互阐发彼此互换的。“文明与人种”常常联系着强调亚洲共通命运性并以此对抗欧美的思想主张，而“文化与民族”则通过关注共通性中的差异而将不同民族国家等级化，从而实现对区域秩序的重构。因此，它们是讨论作为思想史的亚洲区域时，必须首先阐明的。所谓“思想投企”，如果按照作者“改变现状而投向未来的言行”这一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般而言的思想话语实践，也就是一种思想观念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和制度安排而成为改造现实的行动。这当然也是思想史要处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在我看来，山室信一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思想连锁”概念的提出，以及书中第二部分对于区域内部有关亚洲的思想如何彼此连接和交叉互动的精彩分析。这里，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思想连锁”即把亚洲这一区域性的政治社会放到全球结构中，来观察其思想空间的位置，在一体化的世界中定位思想并关注其各种交涉的同时性。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区域空间意识和归属感得以形成的契机，同时发现“思想连锁”如何传递了这样一种逻辑：身处近代世界体系中必须谋求国家独立以免受被殖民被征服的命运。第二，日本是亚洲与西方“连锁”的一个环节链。山室信一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冲击”对亚洲的影响远比“西方的冲击”强烈，而这种“冲击”也并非单方面的，其中包含了日本与亚洲内部各政治社会（民族国家）的彼此冲击、反抗和相互反作用。例如，日本在成为“环节链”之前，曾受到《海国图志》和《万国公法》的强烈冲击，那时形成了以晚清中国为“环节链”的思想连锁。又比如，日本的亚洲主义曾经是唤起本地区各国民族意识和区域共同体想象的催化剂，同时因其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性，而遭到亚洲各国的拒绝，其中同时包含了思想的连锁与中断。第三，思想连锁的方法论视角还要有意识地去发现那些“失掉的环节”，即原本存在而未能发挥其连锁功能的思想。通过发现这些环节，将进一步加深对拥有不同传统的政治社会，其特性、深层意识和思维方式等的理解。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思想连锁”既可以指示某种状态——亚洲区域内的近代思想原本是彼此联通而相互间构成网络状态的，更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有意识地去连接被一民族的国史所遮蔽了的各种思想，包括未能发挥连锁功能的那些“失掉的环节”。这样，一种全新的亚洲区域史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东亚同时代史，就可以得到强有力的呈现。它超越以往常见的一民族的国史叙述，展现出一个广阔的区域动态历史的新天地。而在我，通过接触山室信一的著作，那来自木山英雄的有关“东亚同时代史”的观念意象，也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和可操作的方法论途径。十年来，我穿梭于中日两国近现代的思想场中间，正是要寻找一个个“思想连锁”的环节链以及“失掉的环节”。虽然成就并不那么丰硕，但一些属于两国所共有的原本相互关联着的思想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于努力追踪其彼此“连锁”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尝试从亚洲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去思考其思想史的意义。总而言之，我所注意到的是下面这样一些思想史中带有共通性的议题，它们集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东亚同时代史”。

福泽谕吉 “脱亚论”

　　第一，在福泽谕吉倡导的文明观和脱亚论推动下形成于日本的“脱亚入欧”国家战略或曰现代化模式，从观念形成到思想话语实践怎样曾经为东亚三国所共有，其中的历史必然性契机和隐含的问题如何在21世纪予以重新认识并努力加以破解，这是我在研究中试图从各种思想角度来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关联的还有福泽谕吉“文明等级论”与19世纪西方的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关联，以及这种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连锁”。而“近代的超克”论作为看似“脱亚入欧”的反题实则一个硬币之两面的问题，也在这个思想连锁的系列里。文明与野蛮、西洋与东洋、现代与传统这样一些相互连接着的思想，始终激荡于20世纪东亚的思想世界中。它们构成了理解东亚及其各国现代进程的思想史“基轴”。

 第二，亚洲主义这一诞生于日本旨在谋求区域内各民族国家相互连带的区域主义思潮，怎样从早期朴素的文化亚洲主义转化成后来为殖民扩张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亚洲主义，它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前曾得到某种程度的响应而后来又被人们所抛弃，其中的原因何在。这里，通过亚洲主义的连锁和中断，我们得以看到同样在一个区域内部因为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和外来思想冲击的不同，如何形成了中日之间有关亚洲区域主义想象的差异。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日本战后的亚洲经援外交，其成功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实现了战前试图以军事方式来获取的“大东亚共荣”目标，这其中隐含着怎样“历史的狡黠”或建设性的意涵；同时中国在二战后曾经出现第三世界乃至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这里是否存在着基于亚洲历史和文化的某种“思想连锁”？这是我在研究中不断追问的另一个课题。历史中的那个亚洲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人们谋求“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愿景依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看到欧洲实现了联盟的时候。我们如何从思想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去重构一个没有文明等级化和压迫与宰制的新亚洲主义，这是我关注此问题并寻找思想史之借镜的目的所在。

第三，包括战前东洋学/支那学和战后中国学研究在内的日本近代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一百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样一种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在东亚区域内或中日两国间发挥了巨大的认识他者而照见自身的“思想连锁”功能。然而，相较于日本中国学的卓越成就，中国的日本研究却始终贫瘠薄弱。这种非对称性或者中国在认识他者之知识生产中的缺席，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日本中国学背后的政治动力所在，如何在对战前日本的东洋学/支那学所带有的帝国主义殖民学色彩进行有效解构之后，重新评价其在文化交流和“思想连锁”中的价值。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我在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展开讨论，目的在于从东亚同时代史视角去发现和建构可以真正实现知识“共享”和思想“连锁”的途径。

第四，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化和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殖民征服，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亚洲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与此前汉字儒教文化圈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全方位交叉互动的区域空间。其中各民族国家间的思想连锁和文化交涉，早已是双向互通彼此冲击、对抗乃至融合的一种形态。山室信一称“日本的冲击”对于亚洲的影响远比“西方的冲击”来得强烈，我想这只是针对二战以前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192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革命乃至1949年的成功建国，其中从孙中山、鲁迅到毛泽东的民族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也强烈地“冲击”了亚洲乃至世界。而作为思想相互连锁文化彼此交涉的典型个案，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他早年从日本留学中获得大量近代知识和思想，在后来参与革命及其文学写作中形成了代表中国革命总体特征的反抗精神和主体化的现代性品格。而死后，他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英雄又反过来强烈影响了战后的日本、韩国。作为最能显示东亚“思想连锁”之双向互动形态的个案，我在书中也做了比较多的考察。

此外，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日本与亚洲-中国的思想关联为主要议题，下编则以中国与亚洲-日本的互动交流为讨论对象。这样一种结构安排，也是在努力实现中日间的“思想连锁”和东亚同时代史的构筑。其中的“亚洲”，既是作为思想传播之媒介的实体空间，也是作为方法论视角的想象空间。正如我们不能在一国内部讨论近代历史一样，中日之间的思想史也难以只在两国之间叙述。因此，在追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谱系时，我同时注意到日本人是在怎样的新亚洲观之下重新定义“中国”，又是如何借助中国的思想资源来思考亚洲的。此外，中日两国因同处于一个近代亚洲思想场域中，故思想的连锁和互动往往同时发生。我在书中有一章讨论1930年代中日普罗文学的政治性与世界性，目的就在于试图摆脱以往比较研究中那个等级化的影响比较方法，而重视其相互之间的“同时代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不知从何时也开始形成了在与西方比较或者从西方乃至日本的“冲击”下来思考20世纪中国问题的思维定势。东亚同时代史的构筑，则是要改变这种思维定势，以还原20世纪亚洲历史的原生态。

东亚三国的20世纪史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一段共享的历史。但是，由于知识和学养的关系，更因为朝鲜半岛的政治特殊性，它的很多方面还遮蔽在意识形态的“铁幕”里面而难见其真面目。因此，我的东亚同时代史也只能是“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关于朝鲜或者二战后的韩国，我只是在讨论“脱亚入欧”现代化模式、日本战后的亚洲经援外交和鲁迅在东亚传播过程的时候，浅尝辄止地有所涉及。这一方面，还有待深入的开掘。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尝试引入全球史的视野以考察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发生、传播与“思想连锁”的世界背景。全球史创始人麦克尼尔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而推动这一网络形成的动力则在“合作与竞争”。人类早期的交往，主要是瘟疫的流行和战争的发生导致的（《全球史》）。我们已知，瘟疫在19世纪末随着城市下水道系统的治理和医疗制度的建立，基本得到了抑制。但战争包括革命则成为20世纪人类交往的主要推动力量。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比起人们物质交往极其发达而精神心理却越发陌生化的21世纪，那充满战争与革命暴力的20世纪，反而使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然而，战争特别是战争下的伦理观念和修辞方式的巨大改变，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恐怕和单纯拘泥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判断及战争给文明带来的毁灭，而没有细致入微地去体察战争中人的内在体验有关。今天，我们需要在承认20世纪战争的帝国主义非正义性同时，从战争揭开了全新的竞争与合作的人类交往形式这一角度入手，去体察其中的伦理冲突和隐微修辞。我在书中对于中日战争期间最卓越的中国论者尾崎秀实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这其中，包含着东亚同时代史特别是“思想连锁”中的许多“失掉的环节”。而这些“环节”的重新拾得，将进一步丰富东亚同时代史的内涵。

（《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赵京华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2017年08月22日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三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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